第二節：且介亭雜文及魯迅雜文的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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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雜文》共三集，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時出版。
前兩集由魯迅親自編定，後一集裡部分稿件也經集中，其餘則由夫人許廣平代為輯成。
這些雜感不僅技巧圓熟，論證豐富，而且作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也大都經過融會貫通，遵循雜感的特點結合在具體的内容裡，符合于中國成語的所謂“深入化境”，在藝術上表現了突出的簡約嚴明而又深厚樸茂的風格。
《且介亭雜文》收錄寫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評以外的雜感，形式既比《花邊文學》多樣，内容也不限于社會批評。
當時溥儀已在關外稱“帝”，随着天羽獨占中國的聲明的發表，日本侵略者深入華北，占領區不斷擴大，紅軍北上抗日，蔣介石對内躊躇滿志，對外進一步準備屈服，授意他的部屬寫了《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
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頭腦中滋長。
魯迅博采史實，旁敲側擊，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們進攻。
為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宣傳的“王道”，魯迅指出：在中國曆史上，入侵者總是一面到處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們其實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來反抗的人稱為“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注：《且介亭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
“衣冠之族”裡有“伏匿”終身的人，也有“唱贊道引”的人，後者認為新的主子果然要實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術”，布“儒效”，自以為“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别的俘虜之上”(注：分别見《儒術》、《隔膜》兩篇)；他們相信“陛下”“愛民如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讨好去了”。
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的呢？文字獄的大量材料證明，結果還是被“殺掉”(注：分别見《儒術》、《隔膜》兩篇)。
在《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裡，魯迅進一步以抒情的筆調，生動的故實，描繪了被奴役的命運，揭開“韻事”裡面的慘痛，“豔傳”背後的恥辱，說明“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象活在人間。
”魯迅要求人們從曆史裡得出教訓，面對殘酷的現實，向國内外的壓迫者抗争。
在他看來，尋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戰鬥，中國人民本來就具有英勇不屈的傳統。
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裡，魯迅指出我國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隻有他們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
文章唾棄了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而把希望寄托于大多數中國人，寄托于這大多數中國人的代表。
它又進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這個力量還是“被摧殘，被抹殺”，以至被逼轉入“地底下”，卻仍然在“前仆後繼的戰鬥”。
掌握複雜的階級關系是魯迅衡人論世的準則。
但他并不生硬地搬引這個準則，隻是在鋪陳事理的時候，略作提示，使讀者心領神會。
在《說“面子”》裡，他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愛面子”，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車夫偷了一個錢袋，被人發現，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會用各種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這些人身上，“愛面子”其實已經和“不要臉”混了起來。
在《運命》裡，又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信運命”，但負有“定人心”之責者的所謂運命也和一般人所謂運命不同：前者利用運命作為“滅亡之際”推诿責任的“不費心思的解釋”，歸一切于“命中注定”；後者雖然相信運命，而又确認這“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事情。
這類似的現象中區别不同的本質，這是魯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談的現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獨到的見地。
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還對兒童教育、連環圖畫、利用舊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發表意見，對“第三種人”以及各種各樣文壇上的鬼魅繼續進行揭露和追擊。
在迅速取得反應和立即掃蕩“有害的事物”這點上，充分地表現了雜感的确“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雜文·序言》)。
一九三四年關于文藝大衆化的讨論，在《且介亭雜文》裡占有相當數量的篇幅。
在這些文章裡，魯迅既肯定了普及的東西可以提高，也強調了繼承的目的在于革新。
當文藝大衆化轉入大衆語的讨論時，他在《自由談》上連載了有名的《門外文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全面地論述了語言和文學的起源與發展。
和專家們的主張不一樣，魯迅認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緻”，原因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
這是一個獨創性的論斷，在學術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章根據曆史的趨向指出文字應該為群衆所掌握，并接下去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的毅力。
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
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婁羅。
他隻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以群衆的創造解釋了藝術的現象，要求“覺悟的讀書人”回過頭來為群衆服務。
文章對個人與群衆關系的正确闡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寫的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的雜感，是對文化現象和文學活動的比較集中的批評。
從社會輿論到新聞報道，從書籍出版到鋼筆生産，從漫畫到木刻，從諷刺到傳奇，涉獵
前兩集由魯迅親自編定，後一集裡部分稿件也經集中，其餘則由夫人許廣平代為輯成。
這些雜感不僅技巧圓熟，論證豐富，而且作者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也大都經過融會貫通，遵循雜感的特點結合在具體的内容裡，符合于中國成語的所謂“深入化境”，在藝術上表現了突出的簡約嚴明而又深厚樸茂的風格。
《且介亭雜文》收錄寫于一九三四年的短評以外的雜感，形式既比《花邊文學》多樣，内容也不限于社會批評。
當時溥儀已在關外稱“帝”，随着天羽獨占中國的聲明的發表，日本侵略者深入華北，占領區不斷擴大，紅軍北上抗日，蔣介石對内躊躇滿志，對外進一步準備屈服，授意他的部屬寫了《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讨》一文，向侵略者乞求和平。
因循苟安的思想在一部分人頭腦中滋長。
魯迅博采史實，旁敲側擊，以更加巧妙的方法向侵略者及其奴才們進攻。
為了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正在宣傳的“王道”，魯迅指出：在中國曆史上，入侵者總是一面到處焚掠，一面侈言“王道”，他們其實是火神扮成的“救世主”，把起來反抗的人稱為“頑民”，“從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開”(注：《且介亭雜文·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
“衣冠之族”裡有“伏匿”終身的人，也有“唱贊道引”的人，後者認為新的主子果然要實行“王道”子，于是乎明“儒術”，布“儒效”，自以為“雖被俘虜，猶能為人師，居一切别的俘虜之上”(注：分别見《儒術》、《隔膜》兩篇)；他們相信“陛下”“愛民如子”，“親親熱熱的撒嬌讨好去了”。
天下哪有征服者真的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的呢？文字獄的大量材料證明，結果還是被“殺掉”(注：分别見《儒術》、《隔膜》兩篇)。
在《病後雜談》和《病後雜談之餘》裡，魯迅進一步以抒情的筆調，生動的故實，描繪了被奴役的命運，揭開“韻事”裡面的慘痛，“豔傳”背後的恥辱，說明“自有曆史以來，中國人是一向被同族和異族屠戮，奴隸，敲掠，刑辱，壓迫下來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過，每一考查，真教人覺得不象活在人間。
”魯迅要求人們從曆史裡得出教訓，面對殘酷的現實，向國内外的壓迫者抗争。
在他看來，尋求生存的唯一道路是戰鬥，中國人民本來就具有英勇不屈的傳統。
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裡，魯迅指出我國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隻有他們才是民族的真正的力量。
文章唾棄了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而把希望寄托于大多數中國人，寄托于這大多數中國人的代表。
它又進一步暗示：到了三十年代，即使這個力量還是“被摧殘，被抹殺”，以至被逼轉入“地底下”，卻仍然在“前仆後繼的戰鬥”。
掌握複雜的階級關系是魯迅衡人論世的準則。
但他并不生硬地搬引這個準則，隻是在鋪陳事理的時候，略作提示，使讀者心領神會。
在《說“面子”》裡，他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愛面子”，但上等人的“面子”和下等人的“面子”不同，“例如車夫偷了一個錢袋，被人發現，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撈一批金珠珍玩”，卻會用各種手段保全自己的“面子”，因而在這些人身上，“愛面子”其實已經和“不要臉”混了起來。
在《運命》裡，又指出外國人說中國人“信運命”，但負有“定人心”之責者的所謂運命也和一般人所謂運命不同：前者利用運命作為“滅亡之際”推诿責任的“不費心思的解釋”，歸一切于“命中注定”；後者雖然相信運命，而又确認這“運命可以轉移”，卻是“值得樂觀”的事情。
這類似的現象中區别不同的本質，這是魯迅思想深刻的地方，所談的現象愈是普遍，也就愈需有獨到的見地。
在這一段時間裡，他還對兒童教育、連環圖畫、利用舊形式、制定新文字等等發表意見，對“第三種人”以及各種各樣文壇上的鬼魅繼續進行揭露和追擊。
在迅速取得反應和立即掃蕩“有害的事物”這點上，充分地表現了雜感的确“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注：《且介亭雜文·序言》)。
一九三四年關于文藝大衆化的讨論，在《且介亭雜文》裡占有相當數量的篇幅。
在這些文章裡，魯迅既肯定了普及的東西可以提高，也強調了繼承的目的在于革新。
當文藝大衆化轉入大衆語的讨論時，他在《自由談》上連載了有名的《門外文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全面地論述了語言和文學的起源與發展。
和專家們的主張不一樣，魯迅認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緻”，原因是“字難寫，隻好節省些”。
這是一個獨創性的論斷，在學術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文章根據曆史的趨向指出文字應該為群衆所掌握，并接下去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
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的毅力。
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
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别人，當作自己的婁羅。
他隻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衆的事業。
”以群衆的創造解釋了藝術的現象，要求“覺悟的讀書人”回過頭來為群衆服務。
文章對個人與群衆關系的正确闡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寫的收入《且介亭雜文二集》的雜感，是對文化現象和文學活動的比較集中的批評。
從社會輿論到新聞報道，從書籍出版到鋼筆生産，從漫畫到木刻，從諷刺到傳奇，涉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