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改良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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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須言之有物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于此事再四研思,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讨論之價值。
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為八事,分别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于言之無物。
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
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詩序》曰:“情動于中而形諸言。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吾所謂情感也。
情感者,文學之靈魂。
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
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夐絕千古也。
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
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秾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
近世文人沾沾于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
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
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
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學者,随時代而變遷者也。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
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
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于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于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曆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于今人也。
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
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
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
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仿古人”之說。
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仿唐、宋,亦不
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為八事,分别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為今日而言文學改良,須從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于言之無物。
今人徒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不知言之無物,又何用文為乎?吾所謂“物”,非古人所謂“文以載道”之說也。
吾所謂“物”,約有二事: (一)情感《詩序》曰:“情動于中而形諸言。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此吾所謂情感也。
情感者,文學之靈魂。
文學而無情感,如人之無魂,木偶而已,行屍走肉而已(今人所謂“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謂“思想”,蓋兼見地、識力、理想三者而言之。
思想不必皆賴文學而傳,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此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所以夐絕千古也。
思想之在文學,猶腦筋之在人身。
人不能思想,則雖面目姣好,雖能笑啼感覺,亦何足取哉?文學亦猶是耳。
文學無此二物,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雖有秾麗富厚之外觀,抑亦末矣。
近世文人沾沾于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之衰微,此其大因矣。
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
欲救此弊,宜以質救之。
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學者,随時代而變遷者也。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
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論,有《尚書》之文,有先秦諸子之文,有司馬遷、班固之文,有韓、柳、歐、蘇之文,有語錄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進化也。
試更以韻文言之:《擊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時期也;《三百篇》之詩,一時期也;屈原、荀卿之騷賦,又一時期也;蘇、李以下,至于魏、晉,又一時期也;江左之詩流為排比,至唐而律詩大成,此又一時期也;老杜、香山之“寫實”體諸詩(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樂府》),又一時期也;詩至唐而極盛,自此以後,詞曲代興,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詞之一時代也;蘇、柳(永)、辛、姜之詞,又一時代也;至于元之雜劇傳奇,則又一時代矣;凡此諸時代,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曆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于今人也。
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傳》視《左傳》、《史記》何多讓焉?《三都》、《兩京》之賦富矣,然以視唐詩宋詞,則糟粕耳。
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
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
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學進化之理,然後可言吾所謂“不摹仿古人”之說。
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不必摹仿唐、宋,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