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3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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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前無怨色。
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鮑照的詩裡很有許多白話詩，如《行路難》末篇的“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床頭百個錢”之類。
所以同時的人把他比惠休。
惠休的詩傳世甚少，但顔延之說他的詩是“委巷中歌謠”，可見他的詩必是白話的或近于白話的。
我們抄他的《白纻歌》一首：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将欲然。
為君嬌凝複遷延，流目送笑不敢前。
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
這很不像和尚家說的話。
在惠休之後，有個和尚寶月，卻是一個白話詩人。
我們抄他的詩三首： 估客樂 （一） 郎作十裡行，侬作九裡送。
拔侬頭上钗，與郎資路用。
（二）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
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三） 大艑珂峨頭，何處發揚州？ 借問艑上郎，見侬所歡不？ 鐘嵘評論元嘉以後文人趨向用典的風氣雲：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讵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顔延之、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
故大明、泰始（宋武帝、明帝年号，457—471）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王融）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dù）文已甚。
他又評論齊、梁之間注重聲律的風氣道： 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
……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創其首，謝朓（tiǎo）、沈約揚其波。
三賢鹹貴公子孫，幼有文辯，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餘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至平上去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闾裡已具（末四字不可解）。
《南齊書·陸厥傳》也說： 永明（483—493）末，盛為文章。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毂。
河南周颙善識聲韻。
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
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中，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裡說：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适物宜。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這是永明文學的重要主張。
文學到此地步，可算是遭一大劫。
史家說：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遊幸宴集，辄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
其戎士武夫則請托不暇，困于課限，或買以應诏焉。
于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于時矣。
皇帝提倡于上，王融、沈約、謝朓一班人鼓吹于下，于是文學遂成了極端的機械化。
試舉沈約的一首《早發定山》詩作個例：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
标峰彩虹外，置嶺白雲間。
傾壁忽斜豎，絕頂複孤圓。
歸流海漫漫，出浦水濺濺。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這種作品隻算得文匠變把戲，算不得文學。
但沈約、王融的聲律論卻在文學史上發生了不少惡影響。
後來所謂律詩隻是遵守這種格律的詩。
骈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趨向嚴格的機械化。
我們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這種怪事。
往往古人走錯了一條路，後人也會将錯就錯，推波助瀾，繼續走那條錯路。
譬如纏小腳本是一件最醜惡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
骈文與律詩正是同等的怪現狀。
但文學的新時代快到了。
蕭梁（502—554）一代很有幾個文學批評家，他們對于當時文學上的幾種機械化的趨勢頗能表示反對的批評。
鐘嵘的議論已引在上文了。
蕭綱（簡文帝）為太子時，曾有與弟湘東王繹書，評論文學界的流弊，略雲： 比聞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争為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
……未聞吟詠情性，反拟《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诰》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jǐzhí）。
但以當世之作，曆萬古之才人，……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
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梁時又有史家裴子野著有《雕蟲論》，譏評當日的文學家，說他們： 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
……荀卿有言：“亂世之征，文章匿而采。
”斯豈近之乎？ “巧而不要，隐而不深”，這八個字可以抹倒六朝時代絕大部分的文學。
最可怪的是那主張聲律論最有力的沈約也有“文章三易”之論！他說： 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
（見《顔氏家訓》） 沈約這話在當時也許别有所指：“易見事”也許即是邢子才所謂“用事不使人覺”；“易讀誦”也許指他的聲律論。
但沈約居然有這種議論，可見風氣快要轉變了。
這五六百年中的樂府民歌到了這個時候應該要發生影響了。
我們看蕭梁一代（502—554）幾個帝王仿作的樂府，便可以感覺文學史的新趨勢了。
蕭衍（武帝）的樂府裡顯出江南兒女豔歌的大影響。
如他的《子夜歌》：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
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弦。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如他的《歡聞歌》：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
持底報郎思？俱期遊梵天。
（“底”是“什麼”。
） 這都是模仿民間豔歌之作。
他的兒子蕭綱（簡文帝）也作了不少的樂府歌辭。
如《生别離》： 别離四弦聲，相思雙笛引。
一去十三年，複無好音信。
如《春江曲》： 客行隻念路，相争渡京口。
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搖手？ 如《烏栖曲》： 浮雲似帳月如鈎，那能夜夜南陌頭！ 宜城醞酒今行熟，莫惜停鞍
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鮑照的詩裡很有許多白話詩，如《行路難》末篇的“但願樽中九醞滿，莫惜床頭百個錢”之類。
所以同時的人把他比惠休。
惠休的詩傳世甚少，但顔延之說他的詩是“委巷中歌謠”，可見他的詩必是白話的或近于白話的。
我們抄他的《白纻歌》一首：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将欲然。
為君嬌凝複遷延，流目送笑不敢前。
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
這很不像和尚家說的話。
在惠休之後，有個和尚寶月，卻是一個白話詩人。
我們抄他的詩三首： 估客樂 （一） 郎作十裡行，侬作九裡送。
拔侬頭上钗，與郎資路用。
（二）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
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三） 大艑珂峨頭，何處發揚州？ 借問艑上郎，見侬所歡不？ 鐘嵘評論元嘉以後文人趨向用典的風氣雲：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
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
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
“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讵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顔延之、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
故大明、泰始（宋武帝、明帝年号，457—471）中，文章殆同書抄。
近任昉、王元長（王融）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dù）文已甚。
他又評論齊、梁之間注重聲律的風氣道： 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
……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
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創其首，謝朓（tiǎo）、沈約揚其波。
三賢鹹貴公子孫，幼有文辯，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
餘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至平上去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闾裡已具（末四字不可解）。
《南齊書·陸厥傳》也說： 永明（483—493）末，盛為文章。
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毂。
河南周颙善識聲韻。
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
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
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中，角徵不同，世呼為“永明體”。
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裡說：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适物宜。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
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這是永明文學的重要主張。
文學到此地步，可算是遭一大劫。
史家說： 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祯祥及遊幸宴集，辄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
其戎士武夫則請托不暇，困于課限，或買以應诏焉。
于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于時矣。
皇帝提倡于上，王融、沈約、謝朓一班人鼓吹于下，于是文學遂成了極端的機械化。
試舉沈約的一首《早發定山》詩作個例：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
标峰彩虹外，置嶺白雲間。
傾壁忽斜豎，絕頂複孤圓。
歸流海漫漫，出浦水濺濺。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這種作品隻算得文匠變把戲，算不得文學。
但沈約、王融的聲律論卻在文學史上發生了不少惡影響。
後來所謂律詩隻是遵守這種格律的詩。
骈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趨向嚴格的機械化。
我們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這種怪事。
往往古人走錯了一條路，後人也會将錯就錯，推波助瀾，繼續走那條錯路。
譬如纏小腳本是一件最醜惡又最不人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仿，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
骈文與律詩正是同等的怪現狀。
但文學的新時代快到了。
蕭梁（502—554）一代很有幾個文學批評家，他們對于當時文學上的幾種機械化的趨勢頗能表示反對的批評。
鐘嵘的議論已引在上文了。
蕭綱（簡文帝）為太子時，曾有與弟湘東王繹書，評論文學界的流弊，略雲： 比聞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争為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
……未聞吟詠情性，反拟《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诰》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吾既拙于為文，不敢輕有掎摭（jǐzhí）。
但以當世之作，曆萬古之才人，……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
若以今文為是，則古文為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梁時又有史家裴子野著有《雕蟲論》，譏評當日的文學家，說他們： 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
……荀卿有言：“亂世之征，文章匿而采。
”斯豈近之乎？ “巧而不要，隐而不深”，這八個字可以抹倒六朝時代絕大部分的文學。
最可怪的是那主張聲律論最有力的沈約也有“文章三易”之論！他說： 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
（見《顔氏家訓》） 沈約這話在當時也許别有所指：“易見事”也許即是邢子才所謂“用事不使人覺”；“易讀誦”也許指他的聲律論。
但沈約居然有這種議論，可見風氣快要轉變了。
這五六百年中的樂府民歌到了這個時候應該要發生影響了。
我們看蕭梁一代（502—554）幾個帝王仿作的樂府，便可以感覺文學史的新趨勢了。
蕭衍（武帝）的樂府裡顯出江南兒女豔歌的大影響。
如他的《子夜歌》： 恃愛如欲進，含羞未肯前。
朱口發豔歌，玉指弄嬌弦。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春心一如此，情來不可限。
如他的《歡聞歌》： 豔豔金樓女，心如玉池蓮。
持底報郎思？俱期遊梵天。
（“底”是“什麼”。
） 這都是模仿民間豔歌之作。
他的兒子蕭綱（簡文帝）也作了不少的樂府歌辭。
如《生别離》： 别離四弦聲，相思雙笛引。
一去十三年，複無好音信。
如《春江曲》： 客行隻念路，相争渡京口。
誰知堤上人，拭淚空搖手？ 如《烏栖曲》： 浮雲似帳月如鈎，那能夜夜南陌頭！ 宜城醞酒今行熟，莫惜停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