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雕回首山河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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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遠航增添了些許傳奇色彩。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鄭和率領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組成的龐大船隊,從劉家港出發,出使“西洋”。

    當時人們所說的“西洋”,指的是我國南海以西的地區。

    這次遠航一共訪問了三十多個位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當鄭和返航時,有很多國家派特使訪問明朝,并送上大批珍貴的禮物。

    這次訪問加深了中國同東南亞、東非的友好關系,提高了明朝的威望,也促使明成祖決定繼續派遣鄭和出使西洋。

     鄭和下西洋一共七次,每次遠航都由蘇州劉家港出發,一直持續到1433年。

    最後一次,鄭和在回程的路上,因病過世。

    鄭和下西洋是當時明朝國力雄厚的表現。

    民間将他的旅行探險故事稱之為“三寶太監下西洋”。

     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并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大大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和經濟交流。

     土木堡之變 明朝建立後,元朝殘餘勢力敗退漠北,明太祖朱元璋修長城,設邊鎮,置衛所,有效地鞏固了北部邊防。

    成祖朱棣稱帝後,采取抑制蒙古軍事力量發展的策略。

    後來,蒙古族瓦剌部首領用武力迫使諸部臣服。

    同時,表面與明朝互通貢市,請求通婚,以保和好;暗中刺探明朝虛實,尋機舉兵,圖謀恢複元朝統治。

     明成祖朱棣以後,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寬松治國和息兵養民的政策,出現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後世稱為“仁宣之治”。

    1435年,年幼的明英宗即位,宦官王振操縱朝中大權。

     1449年2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領也先遣使兩千多人進貢馬匹,向明朝政府邀賞,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并減去馬價的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

    同年7月,也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内地騷擾。

    東路進攻遼東;西路進攻甘州(今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分為兩支,一支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進攻大同。

    大同前線的敗報不斷傳到京城,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煽惑下,一意孤行,決定親征。

    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五十餘萬大軍從北京出發,由于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随征的文武大臣卻不參與軍政事務,軍内非常混亂。

    13日,明軍狼狽逃到土木堡,瓦剌軍已緊逼明軍。

    土木堡地高無水,将士饑渴疲勞,倉促應戰。

    瓦剌軍四面圍攻,騎兵破陣而入,揮長刀砍殺明軍,明英宗被俘,随征大軍幾乎全部戰死。

    這次戰役,明史上稱為“土木堡之變”。

    這次大敗影響深遠,成為明王朝由初期進入中期的轉折點。

     張居正改革 明英宗被俘後,在于謙的率領下,另立明景帝,并發動全國軍民抗戰,終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軍,明朝一度複興。

    1488年,明孝宗即位。

    這段時間是明朝政治最為清明的時期,這位皇帝勤勉而不專制,信任大臣,内閣權力大為上升。

    到了嘉靖皇帝,他信奉道教,不理朝政,緻使嚴嵩把持朝綱,政治腐敗,财政出現危機,以緻海瑞稱“嘉靖嘉靖,家家皆盡”。

     1573年,神宗即位,年号為萬曆。

    神宗得到内閣首輔張居正的鼎力輔佐,開始進行改革。

    内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号令”,推行考成法,整頓官僚機構,同時決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号令,提高行政效率。

    另外,改革加強内閣職權,抑制宦官勢力,并整饬學政,禁止講學,查禁私立書院。

    這一系列的改革鞏固了中央集權。

     經濟方面,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

    軍事方面,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将戚繼光,保障邊境安全。

    萬曆初年呈現出明代中葉以來最好的形勢。

     改革雖然是地主階級内部的改良運動,但對去除積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處。

    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國家财政收入大為好轉。

    但是改革受到大地主勢力頑強阻撓,張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改革措施都被廢止,明朝從此走上了衰敗之路。

     利瑪窦來到中國 利瑪窦(1552~1610年),意大利的耶稣會傳教士、學者,明朝萬曆年間(1583年)來到中國居住。

    他的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

    他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被尊稱為“泰西儒士”。

    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并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

    他是當之無愧的“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歐洲漢學之父”。

    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

     利瑪窦在“西學東漸”和“東學西傳”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他立足于“交流”而非“傳播”。

    他将“四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翻譯成拉丁文傳回意大利出版,使西方國家開始知道中國有位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他的《中國劄記》和他早年翻譯的儒學經典,成為歐洲人正面觀察中國曆史文化的窗口。

    《四庫全書》編纂者将他編著的《乾坤體義》作為“西學傳入中國之始”。

    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産生了重要影響。

     聲聲入耳,事事關心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東林黨首領顧憲成撰寫的一副對聯,镌刻在東林書院的大門口。

    這兩句話表現的是讀書人既認真讀書,又關心國家大事的胸懷,是對“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思想的一個反對。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被革職還鄉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的資助下,修複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顧允成等人,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

    他們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時政等意見,得到廣泛支持。

    他們懷着憂國憂民的意識,意在有所作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與他們唱反調的那一派稱他們為“東林黨”。

     明神宗後期,宦官擅權,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激化。

    針對這一現象,東林黨人往往不畏強權,為民請命,大膽彈劾朝中權貴,反對“礦使”“稅監”,甚至不惜以身犯險,敢于冒犯“龍顔”。

     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專政,形成明代勢力最大的閹黨集團,齊、楚、浙諸黨争相依附,對東林黨人實行血腥鎮壓。

    1624年,東林黨人楊漣因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捕,與左光鬥、黃尊素、周順昌等人同被殺害。

    魏忠賢又借紅丸案、梃擊案、移宮案三案為題,毀東林書院,打擊東林黨人。

    東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顧大章、高攀龍、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後被迫害緻死。

    1627年明思宗朱由檢即位,魏忠賢自缢而死,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才告停止。

    但東林與閹黨的鬥争,一直延續到南明時期。

     努爾哈赤建後金 明朝初期,女真族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

    後又按地域分為建州、長白、東海、扈倫四大部分。

    明朝在東北設立遼東都司、奴兒幹都司作為管理機構,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

    建州女真部與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會生産力提高,經濟繁榮。

    當明王朝的統治越來越腐敗的時候,建州女真部的勢力漸漸強大起來。

     努爾哈赤出身為建州女真貴族,從小學習騎馬射箭。

    1583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襲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以祖父、父親留下的十三副兵甲,相繼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東海女真部,經過三十年的東征西讨,努爾哈赤終于統一了女真各部落。

    努爾哈赤将所轄的軍民編成八旗,起初隻設置了四旗,分别以黃、紅、藍、白四個顔色的旗幟作為标志,後來又增設四旗,黃、白、藍旗鑲紅邊,紅旗鑲白邊,即以鑲黃、鑲紅、鑲藍、鑲白的旗幟為标志,合稱八旗。

    八旗子弟平時耕獵,戰時出征。

    八旗制度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鞏固了努爾哈赤的統治地位。

     努爾哈赤花了三十年時間統一了東北女真各部落。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自立為汗,國号金(史稱後金),建元天命,但是他不滿足偏于一隅之地,逐鹿中原成為他的理想。

    1618年,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誓師伐明,舉國震驚。

    1619年,明朝在薩爾浒之戰中慘敗,幾年間喪失遼東七十多座城。

    1621年,努爾哈赤攻占遼陽、沈陽,遷都于遼陽。

    1625年春,努爾哈赤不顧貝勒諸臣異議,決定遷都沈陽。

    當年農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後,他便率親族百官自東京(即遼陽)起程,夜宿虎皮驿,翌日抵達沈陽。

    從此沈陽成為後金政權的統治中心。

    1626年,努爾哈赤在甯遠戰役中被明軍的大炮打成重傷,不久逝世。

    即位的八皇子皇太極繼續對明朝展開攻勢,并聯合蒙古各部,勢力不斷擴大。

    1635年,皇太極把女真改為滿洲,次年,在盛京稱帝,改國号為清。

     李闖王進京 明朝後期,統治腐朽,宦官魏忠賢專攬朝政、排除異己、鎮壓人民,加上連年的災荒,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1627年,陝北白水縣農民王二率領數百農民殺死知縣張鬥耀,揭開了明末農民起義的序幕。

    陝北巡撫得報後,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并沒有對上級報告。

    起義隊伍乘機迅速擴大。

    1630年,張獻忠在陝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

     1639年,張獻忠在谷城(今湖北襄樊)起義,李自成從商洛山中率數千人馬殺出與張獻忠會合。

    1640年李自成趁明軍主力在四川追剿張獻忠之際入河南,收留饑民,隊伍發展到數萬,并提出“均田免賦”口号,受到百姓的擁護。

    當時還傳出“迎闖王,不納糧”的民歌。

    1641年1月,李自成領軍攻克洛陽。

    1643年1月,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

    5月張獻忠攻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權。

    10月,李自成攻破潼關,占領陝西全省。

    1644年1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号“大順”。

     1644年3月初,李自成逼近北京。

    明朝遼東總兵吳三桂奉旨援助,還未到達京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已進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吳三桂撤兵退守山海關。

    這時,起義軍領袖犯了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迫害吳三桂的家屬,逼迫吳三桂領兵對抗。

    吳三桂在初戰不利的情況下,引領清朝貴族入關,聯合進攻農民軍。

    李自成軍隊迎戰失利,退出北京,率軍在河南、陝西抗擊。

    5月17日,李自成在湖北通城縣九宮山玄帝廟拜神後因勞累熟睡,遭到當地鄉勇誤殺犧牲。

    李自成餘部降清後,又反叛清朝,繼續抗清鬥争,堅持了二十多年。

     清軍入關 16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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