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隋唐南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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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曆史上出現了經濟比較繁榮的時期。
李淵建唐 隋代末年，農民起義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統治力量大為削弱，一些貴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機起兵割據。
駐守在軍事重鎮太原的李淵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胸懷大志的李淵深知自己無力鎮壓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又恐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在兒子李世民的建議下，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
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戰、賢能多才的将領，加之部隊紀律嚴明，因此很快壯大起來。
李淵起兵後，一面遣劉文靜出使突厥，請求始畢可汗派兵馬相助，一面招募軍隊，并于7月率師南下。
此時瓦崗軍在李密領導下與困守洛陽的王世充激戰方酣，李淵乘隙進取關中。
半年之後，李淵起義軍占領了當時的都城長安，在關中站穩了腳跟。
李淵入長安後，立炀帝孫代王侑為天子（恭帝），改元義甯，遙尊炀帝為太上皇；又以楊侑名義自加假黃钺（黃钺：以黃金為飾，古代帝王所用，後世用為儀仗，以黃钺借給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權的意思）、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總理朝政。
次年（公元618年）5月，李淵稱帝，改國号唐，定都長安。
不久唐統一了全國。
李淵在位時期，依據隋文帝舊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訂律令格式，頒布均田制及租庸調制，重建府兵制，為唐代的職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課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礎。
“玄武門之變”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
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是唐朝統治階級内部一場争權奪利的鬥争。
唐朝建立後，李淵封長子建成為太子，協助處理軍國大事，實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雙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兩大勢力。
太子建成聯合四弟元吉，準備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世民先參與策劃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後，在讨平群雄的戰争中，他又立功最大。
李世民能征慣戰，智勇兼備，已成為唐軍事實上的最重要的領導人，被高祖李淵封為“天策上将”，位在諸王之上，并兼司徒、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還诏令在秦王府中設置官屬。
世民自恃才能和顯功，在府中開置文學館，延攬四方文學之士，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謀臣策士。
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漸在天策府中網羅了不少勇将猛士。
擁有了如此衆多的謀士與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圍自然形成了當時政壇上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直接威脅到太子建成。
建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聯合同樣對世民不滿的齊王元吉，采取曲意聯絡唐高祖的妃嫔以為内助、加強自己的軍力、收買世民的部下等策略來強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勢力，甚至發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建成、元吉和後宮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邊說世民的壞話，使高祖漸漸對世民産生了猜疑，局勢對世民十分不利。
世民決定先發制人。
6月4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人經玄武門入皇宮，埋伏在臨湖殿附近，突然射殺了準備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後聲稱“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并派親信“宿衛”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實。
三天之後，唐高祖宣布立秦王為太子，國家大事，一律由太子處理。
當年8月，唐高祖被迫讓位，自稱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第二年，改年号為貞觀。
曆史上把這次政變，叫做“玄武門之變”。
渭水之盟 隋末年間，天下大亂，群雄割據，突厥勢力乘機得到壯大。
李淵在晉陽初起時，也曾經迫于形勢，暫時屈服于突厥。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統一全國。
突厥統治者明白中原隻要有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群雄割據中獲利了，因此将主要對手确定為唐，試圖扶植其他勢力與唐相抗。
公元626年，得知唐帝國的權力變更的颉利可汗，發兵十餘萬人，直逼長安。
大軍駐紮在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四十裡，京城兵力空虛，長安戒嚴，人心惶惶。
李世民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至渭水邊，隔渭水與颉利對話，指責颉利負約。
不久後唐大軍趕至太宗背後。
颉利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财物，便請求結盟。
兩天後，大唐皇帝李世民與颉利可汗在長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橋上，簽署了和平協議，雙方斬殺白馬立盟，突厥領兵而退。
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在不利條件下的作戰，為穩定局勢、發展經濟、積蓄力量赢得了時間，是唐與突厥強弱變化的轉折。
同時，這次事件對太宗震動很大，認為突厥反複無常，因此下定決心要徹底鏟除突厥。
後來，颉利多次背盟南下騷擾，太宗忍無可忍，派李靖、李勣等率大軍出擊。
公元630年，唐軍在陰山大破東突厥，俘獲颉利。
太宗當面數明颉利的罪狀，但仍授予他官爵，賜予田宅，把俘獲的部衆安置在北方邊境地區，設都督府，由突厥人自己擔任都督加以管轄。
這種寬容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各族首領紛紛上表“相率内屬”，尊唐太宗為“天可汗”。
貞觀之治 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改年号為“貞觀”。
即位後，他居安思危，任賢用良，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實行輕徭薄賦、疏緩刑罰的政策，并且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加強漢藏交流，被當時少數民族尊為“天可汗”，促成了社會安定、生産發展的升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戒自己及下屬。
他像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系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谏如流。
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
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是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
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貞觀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
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渎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
經濟方面，唐太宗非常重視農業生産，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
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修訂前朝的著作和史書；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來留學。
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聯姻吐蕃和高昌，使唐的國威遠播四方。
“貞觀之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且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房謀杜斷 唐太宗在位期間，任賢用能，經常聽從大臣的意見。
一次他與文昭商量事情，房玄齡感慨地說：“非如晦莫能籌之。
”等到杜如晦來到時，杜如晦立即分析房玄齡的計謀并作出決斷。
他們兩人合作得十分融洽，人稱房謀杜斷。
房玄齡（公元579～648年），名喬，齊州臨淄人，自幼聰敏，博覽經史，見識深遠。
十八歲時，本州舉進士，獲封羽騎尉。
由于父親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齡一直伺奉左右，為人極其孝順。
後被李世民重用。
房玄齡為報李世民知遇之恩，竭盡心力籌謀軍政事務。
每攻滅一方割據勢力，軍中諸人都全力搜求珍寶異物，唯獨房玄齡四處訪尋英傑人物，并把他們薦于秦王李世民。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房玄齡改封魏國公，為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
房玄齡盡心竭誠，夙興夜寐，加之他明達吏事，法令寬平，任人唯賢，不分卑賤，時人皆稱他為良相。
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杜如晦自少聰悟，好談文史，是個典型的彬彬書生。
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時，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
在平定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戰争過程中，杜如晦作為李世民高參，對軍旅戎事剖斷如流，深為時人敬服。
玄武門之變成功後，被太宗拜為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
貞觀初年，他與房玄齡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選官吏，好評如潮。
一代女皇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十四歲的武則天入宮成為唐太宗的才人（正五品），唐太宗最初非常寵愛她，賜名“武媚娘”，但不久便将她冷落一邊。
武則天做了十二年的才人，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提升，在唐太宗病重期間，武則天和當時的太子李治建立了感情。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
這一年，武則天和部分沒有子女的嫔妃們一起入感業寺出家為尼。
後來，唐高宗将她重新召回宮中，封為昭儀。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也就是武則天重新入宮的第三年，高宗不顧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的反對，冊封武氏為皇後。
之後，武則天積極為高宗出謀劃策，采用先易後難的策略，先後罷黜了褚遂良、韓瑗、來濟，最後除掉了長孫無忌，至此高宗基本實現了君主集權。
高宗健康狀況不好，許多政事都交給皇後武則天來處理。
因此，唐朝經曆了一段“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時期，武則天逐漸掌握中央實權，并形成了自己的勢力集團。
公元683年，高宗病死。
不久，武則天立太子李顯為帝，是為唐中宗。
不久又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另一個兒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
平定了徐敬業領導的反叛後，于公元690年，武則天廢睿宗稱帝，改國号“唐”為“周”，定都洛陽，稱聖神皇帝。
公元705年，許敬珲和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逼迫武則天退位，擁立中宗李顯複位，恢複了唐朝的政權。
同年，武則天病死，享年八十二歲，遺诏“去帝号，稱則天大聖皇後”，并令人在陵前豎起一座無字碑，是非功過任後人評說。
武則天足智多謀，兼涉文史。
在執政期間，她繼續推行法治，開創殿試，創武舉、自舉、試官，親自考試貢士；修《姓氏錄》，列武氏為一等；重視農業，抵抗吐蕃的攻擾。
在位期間，社會經濟有所發展，但由于大修廟宇，人民負擔有所加重。
武則天執政時期，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史家稱她的統治有“貞觀遺風”。
請
李淵建唐 隋代末年，農民起義遍及各地，使隋朝的統治力量大為削弱，一些貴族和地方官吏也乘機起兵割據。
駐守在軍事重鎮太原的李淵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胸懷大志的李淵深知自己無力鎮壓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又恐遭到隋炀帝的猜忌，在兒子李世民的建議下，于公元617年起兵反隋。
他手下有很多能征善戰、賢能多才的将領，加之部隊紀律嚴明，因此很快壯大起來。
李淵起兵後，一面遣劉文靜出使突厥，請求始畢可汗派兵馬相助，一面招募軍隊，并于7月率師南下。
此時瓦崗軍在李密領導下與困守洛陽的王世充激戰方酣，李淵乘隙進取關中。
半年之後，李淵起義軍占領了當時的都城長安，在關中站穩了腳跟。
李淵入長安後，立炀帝孫代王侑為天子（恭帝），改元義甯，遙尊炀帝為太上皇；又以楊侑名義自加假黃钺（黃钺：以黃金為飾，古代帝王所用，後世用為儀仗，以黃钺借給大臣，即代表皇帝行使征伐之權的意思）、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總理朝政。
次年（公元618年）5月，李淵稱帝，改國号唐，定都長安。
不久唐統一了全國。
李淵在位時期，依據隋文帝舊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訂律令格式，頒布均田制及租庸調制，重建府兵制，為唐代的職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課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礎。
“玄武門之變”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為唐太宗。
玄武門之變 “玄武門之變”是唐朝統治階級内部一場争權奪利的鬥争。
唐朝建立後，李淵封長子建成為太子，協助處理軍國大事，實力雄厚的次子世民文武雙全，武功卓著，由此形成兩大勢力。
太子建成聯合四弟元吉，準備除掉世民。
在唐高祖統一全國的過程中，世民先參與策劃了太原起事，而起事之後，在讨平群雄的戰争中，他又立功最大。
李世民能征慣戰，智勇兼備，已成為唐軍事實上的最重要的領導人，被高祖李淵封為“天策上将”，位在諸王之上，并兼司徒、陝東道大行台、尚書令，還诏令在秦王府中設置官屬。
世民自恃才能和顯功，在府中開置文學館，延攬四方文學之士，這些人都成了世民的謀臣策士。
此外，世民南征北讨，逐漸在天策府中網羅了不少勇将猛士。
擁有了如此衆多的謀士與勇将，秦王世民的周圍自然形成了當時政壇上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集團，直接威脅到太子建成。
建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聯合同樣對世民不滿的齊王元吉，采取曲意聯絡唐高祖的妃嫔以為内助、加強自己的軍力、收買世民的部下等策略來強化自己并削弱世民的勢力，甚至發展到在世民酒中下毒的地步。
到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建成、元吉和後宮妃嫔更是常常在高祖耳邊說世民的壞話，使高祖漸漸對世民産生了猜疑，局勢對世民十分不利。
世民決定先發制人。
6月4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人經玄武門入皇宮，埋伏在臨湖殿附近，突然射殺了準備入朝的建成和元吉，然後聲稱“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并派親信“宿衛”高祖，迫使高祖接受了既成事實。
三天之後，唐高祖宣布立秦王為太子，國家大事，一律由太子處理。
當年8月，唐高祖被迫讓位，自稱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就是唐太宗。
第二年，改年号為貞觀。
曆史上把這次政變，叫做“玄武門之變”。
渭水之盟 隋末年間，天下大亂，群雄割據，突厥勢力乘機得到壯大。
李淵在晉陽初起時，也曾經迫于形勢，暫時屈服于突厥。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不久重新統一全國。
突厥統治者明白中原隻要有一方坐大，就不可能像以往那樣，從群雄割據中獲利了，因此将主要對手确定為唐，試圖扶植其他勢力與唐相抗。
公元626年，得知唐帝國的權力變更的颉利可汗，發兵十餘萬人，直逼長安。
大軍駐紮在城外渭水便橋之北，距長安城僅四十裡，京城兵力空虛，長安戒嚴，人心惶惶。
李世民被迫設疑兵之計，親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至渭水邊，隔渭水與颉利對話，指責颉利負約。
不久後唐大軍趕至太宗背後。
颉利見唐軍軍容威嚴，又見太宗許以金帛财物，便請求結盟。
兩天後，大唐皇帝李世民與颉利可汗在長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橋上，簽署了和平協議，雙方斬殺白馬立盟，突厥領兵而退。
這就是有名的“渭水之盟”。
渭水之盟，避免了唐在不利條件下的作戰，為穩定局勢、發展經濟、積蓄力量赢得了時間，是唐與突厥強弱變化的轉折。
同時，這次事件對太宗震動很大，認為突厥反複無常，因此下定決心要徹底鏟除突厥。
後來，颉利多次背盟南下騷擾，太宗忍無可忍，派李靖、李勣等率大軍出擊。
公元630年，唐軍在陰山大破東突厥，俘獲颉利。
太宗當面數明颉利的罪狀，但仍授予他官爵，賜予田宅，把俘獲的部衆安置在北方邊境地區，設都督府，由突厥人自己擔任都督加以管轄。
這種寬容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各族首領紛紛上表“相率内屬”，尊唐太宗為“天可汗”。
貞觀之治 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改年号為“貞觀”。
即位後，他居安思危，任賢用良，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實行輕徭薄賦、疏緩刑罰的政策，并且進行了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加強漢藏交流，被當時少數民族尊為“天可汗”，促成了社會安定、生産發展的升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炀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戒自己及下屬。
他像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系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谏如流。
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
在文臣武将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是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将，但都受到重用。
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魏徵逝，朕亡一鏡矣。
”貞觀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沒有貪污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
在李世民統治下的中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官吏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污渎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
經濟方面，唐太宗非常重視農業生産，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使人民衣食有餘，安居樂業。
在文化方面，則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士修訂前朝的著作和史書；在長安設國子監，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來留學。
此外，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經略四方，平東突厥、定薛延陀、征高句麗、聯姻吐蕃和高昌，使唐的國威遠播四方。
“貞觀之治”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且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房謀杜斷 唐太宗在位期間，任賢用能，經常聽從大臣的意見。
一次他與文昭商量事情，房玄齡感慨地說：“非如晦莫能籌之。
”等到杜如晦來到時，杜如晦立即分析房玄齡的計謀并作出決斷。
他們兩人合作得十分融洽，人稱房謀杜斷。
房玄齡（公元579～648年），名喬，齊州臨淄人，自幼聰敏，博覽經史，見識深遠。
十八歲時，本州舉進士，獲封羽騎尉。
由于父親常年卧榻重病，房玄齡一直伺奉左右，為人極其孝順。
後被李世民重用。
房玄齡為報李世民知遇之恩，竭盡心力籌謀軍政事務。
每攻滅一方割據勢力，軍中諸人都全力搜求珍寶異物，唯獨房玄齡四處訪尋英傑人物，并把他們薦于秦王李世民。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房玄齡改封魏國公，為尚書左仆射，監修國史。
房玄齡盡心竭誠，夙興夜寐，加之他明達吏事，法令寬平，任人唯賢，不分卑賤，時人皆稱他為良相。
杜如晦（公元585～630年），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
杜如晦自少聰悟，好談文史，是個典型的彬彬書生。
秦王李世民平定京城時，引為秦王府兵曹參軍。
在平定薛仁果、劉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的戰争過程中，杜如晦作為李世民高參，對軍旅戎事剖斷如流，深為時人敬服。
玄武門之變成功後，被太宗拜為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
貞觀初年，他與房玄齡共掌朝政，制定典章，品選官吏，好評如潮。
一代女皇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十四歲的武則天入宮成為唐太宗的才人（正五品），唐太宗最初非常寵愛她，賜名“武媚娘”，但不久便将她冷落一邊。
武則天做了十二年的才人，地位始終沒有得到提升，在唐太宗病重期間，武則天和當時的太子李治建立了感情。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
這一年，武則天和部分沒有子女的嫔妃們一起入感業寺出家為尼。
後來，唐高宗将她重新召回宮中，封為昭儀。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也就是武則天重新入宮的第三年，高宗不顧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的反對，冊封武氏為皇後。
之後，武則天積極為高宗出謀劃策，采用先易後難的策略，先後罷黜了褚遂良、韓瑗、來濟，最後除掉了長孫無忌，至此高宗基本實現了君主集權。
高宗健康狀況不好，許多政事都交給皇後武則天來處理。
因此，唐朝經曆了一段“雙懸日月照乾坤”的時期，武則天逐漸掌握中央實權，并形成了自己的勢力集團。
公元683年，高宗病死。
不久，武則天立太子李顯為帝，是為唐中宗。
不久又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另一個兒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
平定了徐敬業領導的反叛後，于公元690年，武則天廢睿宗稱帝，改國号“唐”為“周”，定都洛陽，稱聖神皇帝。
公元705年，許敬珲和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逼迫武則天退位，擁立中宗李顯複位，恢複了唐朝的政權。
同年，武則天病死，享年八十二歲，遺诏“去帝号，稱則天大聖皇後”，并令人在陵前豎起一座無字碑，是非功過任後人評說。
武則天足智多謀，兼涉文史。
在執政期間，她繼續推行法治，開創殿試，創武舉、自舉、試官，親自考試貢士；修《姓氏錄》，列武氏為一等；重視農業，抵抗吐蕃的攻擾。
在位期間，社會經濟有所發展，但由于大修廟宇，人民負擔有所加重。
武則天執政時期，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史家稱她的統治有“貞觀遺風”。
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