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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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處置，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術。
我沒看見過胡先生請教中醫或服中藥，可是也不曾聽他說過反對中醫中藥的話。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别人的壞話。
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幹的閑話之後喟然而歎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
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裡有“胡聖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聖人”之稱，潘光旦隻有一條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戲谑。
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随之。
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适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
胡先生興奮地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适思想。
言外之意，《胡适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
胡先生返台定居，本來是落葉歸根非常明智之舉，但也不是沒有顧慮。
首先台灣氣候并不适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陳之藩先生的信就說：“請胸部大夫檢查兩次X光照片都顯示肺部有弱點（舊的、新的）。
此君很不贊成我到台灣的‘潮冷’又‘潮熱’的氣候去久住。
”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早就說過：“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為久居之計。
不管别人歡迎不歡迎，讨厭不讨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
）”可見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隻好寫寫《胡适與國運》罷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廿一、廿二、廿三，台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
在這篇講演裡胡先生曆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并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做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衆一緻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
事後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
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
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複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複印給胡先生的。
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
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适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雲雲。
我看過之後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着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與國運》。
胡先生在師大講演中國文學的變遷，彈的還是他的老調。
我給他錄了音，音帶藏師大文學院英語系。
他在講詞中提到律詩及平劇，斥為“下流”。
聽衆中喜愛律詩及平劇的人士大為驚愕，當時面面相觑，事後議論紛紛。
我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
中國律詩的藝術之美，平劇的韻味，都與胡先生始終無緣。
八股、小腳、鴉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惡痛絕的，我們可以理解。
律詩與平劇似乎應該屬于另一範疇。
胡先生對于禅宗的曆史下過很多功夫，頗有心得，但是對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奧義并無好感。
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後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 （作于1974年）
我沒看見過胡先生請教中醫或服中藥，可是也不曾聽他說過反對中醫中藥的話。
胡先生從來不在人背後說人的壞話，而且也不喜歡聽人在他面前說别人的壞話。
有一次他聽了許多不相幹的閑話之後喟然而歎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相反的，人有一善，胡先生辄津津樂道，真是口角春風。
徐志摩給我的一封信裡有“胡聖潘仙”一語，是因為胡先生向有“聖人”之稱，潘光旦隻有一條腿，可跻身八仙之列，并不完全是戲谑。
但是譽之所至，謗亦随之。
胡先生到台灣來，不久就出現了《胡适與國運》匿名小冊，（後來匿名者顯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處之，不予理會。
胡先生興奮地說，大陸上印出了三百萬字清算胡适思想。
言外之意，《胡适與國運》太不成比例了。
胡先生返台定居，本來是落葉歸根非常明智之舉，但也不是沒有顧慮。
首先台灣氣候并不适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給陳之藩先生的信就說：“請胸部大夫檢查兩次X光照片都顯示肺部有弱點（舊的、新的）。
此君很不贊成我到台灣的‘潮冷’又‘潮熱’的氣候去久住。
”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給趙元任夫婦的信早就說過：“我現在的計劃是要在台中或台北……為久居之計。
不管别人歡迎不歡迎，讨厭不讨厭，我在台灣是要住下去的。
（我也知道一定有人不歡迎我長住下去。
）”可見胡先生決意來台定居，醫生的意見也不能左右他，不歡迎他的人隻好寫寫《胡适與國運》罷了。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胡先生在西雅圖舉行“中美文化合作會議”發表的一篇講演，是很重要的文獻，原文是英文的，同年七月廿一、廿二、廿三，台灣“中央日報”有中文譯稿。
在這篇講演裡胡先生曆述中國文化之演進的大綱，結論是：“我相信人道主義及理性主義的中國傳統，并未被毀滅，且在所有情形下不能被毀滅！”大聲疾呼，為中國文化傳統做獅子吼，在座的中美聽衆一緻起立歡呼鼓掌久久不停，情況是非常動人的。
事後有一位美國學者稱道這篇演講具有“丘吉爾作風”。
我覺得像這樣的言論才算得是弘揚中國文化。
當晚，在旅舍中胡先生取出一封複印信給我看，是當地主人華盛頓大學校長歐地嘉德先生特意複印給胡先生的。
這封信是英文的，是中國人寫的英文，起草的人是誰不問可知，是寫給歐地嘉德的，具名連署的人不下十餘人之多，其中有“委員”，有“教授”，有男有女。
信的主旨大概是說：胡适是中國文化的叛徒，不能代表中國文化，此番出席會議未經合法推選程序，不能具有代表資格，特予鄭重否認雲雲。
我看過之後交還了胡先生，問他怎樣處理，胡先生微笑着說：“不要理他！”我不禁想起《胡适與國運》。
胡先生在師大講演中國文學的變遷，彈的還是他的老調。
我給他錄了音，音帶藏師大文學院英語系。
他在講詞中提到律詩及平劇，斥為“下流”。
聽衆中喜愛律詩及平劇的人士大為驚愕，當時面面相觑，事後議論紛紛。
我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
中國律詩的藝術之美，平劇的韻味，都與胡先生始終無緣。
八股、小腳、鴉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惡痛絕的，我們可以理解。
律詩與平劇似乎應該屬于另一範疇。
胡先生對于禅宗的曆史下過很多功夫，頗有心得，但是對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奧義并無好感。
有一次朋友宴會飯後要大家題字，我偶然地寫了“無門關”的一偈，胡先生看了很吃一驚，因此談起禅宗，我提到日本鈴木大拙所寫的幾部書，胡先生正色說：“那是騙人的，你不可信他。
” （作于197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