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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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
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
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
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裡，志和氣是配合着的。
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
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
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
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産的。
“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态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
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态，彼此也是一緻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
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
這已是氣重于節了。
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争權。
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于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
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衆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地接近民衆。
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
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
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
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隻有做官一路。
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
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隻是些殘餘罷了。
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并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别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着他們一般的運命。
若用氣節的标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于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于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
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衆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
而一方面廣大的民衆擡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衆。
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
他們于是隻能保守着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地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
可是這裡的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别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
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
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标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1947年4月13、14日作，原載于1947年5月1日《知識與生活》第2期）
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
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于一些虛無主義者。
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
我們常說志氣，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裡，志和氣是配合着的。
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
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衛護着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這個階級的。
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并非“幫閑”。
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
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于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産的。
“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态上也還是在負着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
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并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态，彼此也是一緻的。
然而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
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着這兩種運動。
這已是氣重于節了。
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争權。
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着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于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
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衆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地接近民衆。
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
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
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
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隻有做官一路。
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
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隻是些殘餘罷了。
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并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别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着他們一般的運命。
若用氣節的标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于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于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着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
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衆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
而一方面廣大的民衆擡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衆。
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着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
他們于是隻能保守着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地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着瞧。
可是這裡的是偏于中年一代。
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别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着“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
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
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标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1947年4月13、14日作，原載于1947年5月1日《知識與生活》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