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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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與史籍，非一物也。會通衆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謂之史學；而不然者，則隻可謂之史籍。史學緣起頗遲，而史籍之由來，則甚舊也。
英儒培根氏，根據心理，分學問為三類：一曰屬于記憶者，史是也；二曰屬于理性者，哲學是也；三曰屬于情感者，文學是也。中國四部中之史，與其所謂屬于記憶者相當，可不俟論；經、子與其所謂屬于理性者相當；集與其所謂屬于情感者相當，雖不密合，亦姑以辜較言之也。
文學之書，自為一類，蓋自二劉立《詩賦略》始（集部後來龐雜至不可名狀，然追原其始，則固所以專收文學之書，《七略》中之《詩賦略》是也。範、陳二史，著諸文士撰述，皆雲詩、賦、碑、箴、頌、诔若幹篇。王儉《七志》猶以詩賦為文翰志；至阮孝緒《七錄》，乃以文集為一部。蓋緣後人學問日雜，所著之書，不複能按學術派别分類，乃不得不以人為主，編為别集也。此自後來之遷變，不害始刨《詩賦略》者體例之純），史則尚附《春秋》之末也。然則劉《略》以前，探索原理之經、子，記載事物之史，發抒情感之文，皆混而為一矣。此自古人學問粗略使然，然亦可見其時客觀觀念之阙乏也。故曰：史學之緣起頗遲也。雲史籍之由來甚舊者：人類生而有探求事物根底之性，故必知既往，乃知現在之見解，人人有之。與其戀舊而不忍忘之情，故一有接構，辄思考究其起源；而身所經曆，尤必記識之，以備他日之覆按。當其離群索居，則于宇宙萬物，冥心探索；群萃州處，又必廣搜遺聞轶事，以為談助。思索所極，文獻無征，猶或造作荒唐之辭，以炫人而自慰；況其耳目睹記，确為不誣，十口相傳，實有所受者乎？此民間傳述，所以遠在書契以前；而史官記載，亦即起于始制文字之世也。
史官之設，亦由來已久。《玉藻》曰：“王前巫而後史。”又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玉藻》所記，為王居明堂之禮，必邃古之遺制也。《内則》稱五帝、三王，皆有史。而《周官》所載，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禦史之分，又諸官皆有史，蓋世彌降，職彌詳矣。就其書之存于今者觀之：《尚書》，記言之史也；《春秋》，記事之史也；《大戴記》之《帝系姓》，及《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所附之《秦紀》，小史所掌之系姓也；古所謂《禮》，即後世所謂典志，亦必史官所記，惟不知其出于何職，大約屬于某官之事，即其官之史所記也。古代史官之書，留诒于後世者如此。
民間傳述，起源尤古。就其所傳之辭觀之：有出于農夫野老者，亦有出于學士大夫者；有傳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久之乃見記載者；其所傳之事，有閱世甚久者；亦有相去不遠者。傳之久始著竹帛者，其失實多；而不然者，其失實少。（如《管子·大、中、小匡》篇述管仲事，有可信者，有極悠缪者，即由其或以史籍為據，或出輾轉傳述也。所傳之事，出于近世者，多系人事；其出于荒古者，則不免雜以神話。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蓋即如此。纖緯荒怪之辭亦必非全無根據，蓋亦以此等傳說為資料也）今日讀古書，固不能一一知其所出，據此求之，猶可得其大略也。
《史通》分正史為六家；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史》《漢》皆出後世，《左氏》，近儒謂後人割裂《國語》為之，說若可信，《國語》則《尚書》之支流餘裔耳。何以言之？《尚書》重于記言，既記嘉言，自亦可記懿行；既記嘉言懿行以為法，自亦可記莠言亂行之足為戒者也。古者設官記注，蓋惟言、動二端。典禮之書，後人雖珍若球圖，當日僅視同檔案，等諸陳數之列，迥非多識之倫。《系世》所記，更屬一家之事，故溯史職者不之及也。至《史》《漢》出，而體例大異。《漢書》原本《史記》；《史記》亦非談、遷所自作，觀《世本》之例，多與《史公書》同，則系當時史官記注成法如此，談、遷特從而網羅之耳。《帝紀》及《世家》《年表》蓋合《春秋》及《系世》而成，《列傳》出于《國語》，《史記》稱列傳猶曰語（如《禮志》述晁錯事，曰見袁盎語中），《書》《志》出于典禮。前此不以為史者，至此悉加甄采；前此隻有國别史，至此則舉當日世界各國之史，合為一編。史籍至此，可謂大異于其故，蓋浸浸焉進于史學矣。
英儒培根氏，根據心理，分學問為三類：一曰屬于記憶者，史是也；二曰屬于理性者，哲學是也；三曰屬于情感者，文學是也。中國四部中之史，與其所謂屬于記憶者相當，可不俟論；經、子與其所謂屬于理性者相當；集與其所謂屬于情感者相當，雖不密合，亦姑以辜較言之也。
文學之書，自為一類，蓋自二劉立《詩賦略》始（集部後來龐雜至不可名狀，然追原其始，則固所以專收文學之書，《七略》中之《詩賦略》是也。範、陳二史，著諸文士撰述，皆雲詩、賦、碑、箴、頌、诔若幹篇。王儉《七志》猶以詩賦為文翰志；至阮孝緒《七錄》，乃以文集為一部。蓋緣後人學問日雜，所著之書，不複能按學術派别分類，乃不得不以人為主，編為别集也。此自後來之遷變，不害始刨《詩賦略》者體例之純），史則尚附《春秋》之末也。然則劉《略》以前，探索原理之經、子，記載事物之史，發抒情感之文，皆混而為一矣。此自古人學問粗略使然，然亦可見其時客觀觀念之阙乏也。故曰：史學之緣起頗遲也。雲史籍之由來甚舊者：人類生而有探求事物根底之性，故必知既往，乃知現在之見解，人人有之。與其戀舊而不忍忘之情，故一有接構，辄思考究其起源；而身所經曆，尤必記識之，以備他日之覆按。當其離群索居，則于宇宙萬物，冥心探索；群萃州處，又必廣搜遺聞轶事，以為談助。思索所極，文獻無征，猶或造作荒唐之辭，以炫人而自慰；況其耳目睹記，确為不誣，十口相傳，實有所受者乎？此民間傳述，所以遠在書契以前；而史官記載，亦即起于始制文字之世也。
史官之設，亦由來已久。《玉藻》曰：“王前巫而後史。”又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玉藻》所記，為王居明堂之禮，必邃古之遺制也。《内則》稱五帝、三王，皆有史。而《周官》所載，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禦史之分，又諸官皆有史，蓋世彌降，職彌詳矣。就其書之存于今者觀之：《尚書》，記言之史也；《春秋》，記事之史也；《大戴記》之《帝系姓》，及《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所附之《秦紀》，小史所掌之系姓也；古所謂《禮》，即後世所謂典志，亦必史官所記，惟不知其出于何職，大約屬于某官之事，即其官之史所記也。古代史官之書，留诒于後世者如此。
民間傳述，起源尤古。就其所傳之辭觀之：有出于農夫野老者，亦有出于學士大夫者；有傳之未久即著竹帛者，亦有久之乃見記載者；其所傳之事，有閱世甚久者；亦有相去不遠者。傳之久始著竹帛者，其失實多；而不然者，其失實少。（如《管子·大、中、小匡》篇述管仲事，有可信者，有極悠缪者，即由其或以史籍為據，或出輾轉傳述也。所傳之事，出于近世者，多系人事；其出于荒古者，則不免雜以神話。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蓋即如此。纖緯荒怪之辭亦必非全無根據，蓋亦以此等傳說為資料也）今日讀古書，固不能一一知其所出，據此求之，猶可得其大略也。
《史通》分正史為六家；一《尚書》，二《春秋》，三《左傳》，四《國語》，五《史記》，六《漢書》。《史》《漢》皆出後世，《左氏》，近儒謂後人割裂《國語》為之，說若可信，《國語》則《尚書》之支流餘裔耳。何以言之？《尚書》重于記言，既記嘉言，自亦可記懿行；既記嘉言懿行以為法，自亦可記莠言亂行之足為戒者也。古者設官記注，蓋惟言、動二端。典禮之書，後人雖珍若球圖，當日僅視同檔案，等諸陳數之列，迥非多識之倫。《系世》所記，更屬一家之事，故溯史職者不之及也。至《史》《漢》出，而體例大異。《漢書》原本《史記》；《史記》亦非談、遷所自作，觀《世本》之例，多與《史公書》同，則系當時史官記注成法如此，談、遷特從而網羅之耳。《帝紀》及《世家》《年表》蓋合《春秋》及《系世》而成，《列傳》出于《國語》，《史記》稱列傳猶曰語（如《禮志》述晁錯事，曰見袁盎語中），《書》《志》出于典禮。前此不以為史者，至此悉加甄采；前此隻有國别史，至此則舉當日世界各國之史，合為一編。史籍至此，可謂大異于其故，蓋浸浸焉進于史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