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上海日本紗廠大罷工（附青島日本紗廠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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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華的紡織業
日本在華設立紗廠，是日本帝國主義實行經濟侵略的一個有力的手段。
它在華設廠的原因：一、是因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二、是不要納付關稅，便可將生產品賣給中國人，以佔取中國的市場；三、中國殘酷的軍閥政治，絕對禁止工人的集會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內更純然是外國政府，對待中國“下等人”可以用對待牛馬的法子。
這都是日本資本家在他們本國求之不得的。
所以日本資本家樂於在中國開設工廠。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國境內的紗廠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島有九家，在滿洲有五家，總共用中國工人八萬八千餘人：在上海約五萬八千人，在青島約二萬二千人，在滿洲約八千人。
與中國本國紗廠相比，日本紗廠數與僱用工人人數皆佔三分之一（華商紗廠七十六家，僱用工人一十五萬八千餘人；英國紗廠三家僱用工人二萬人）。
這可以看出日本紗業在中國的勢力，特別在上海更為龐大。
並且日本紗廠差不多是國家資本，譬如內外棉株式會社總共有一十九個工廠，在日本的僅隻三廠，其餘的在上海有十一廠，青島三廠，滿洲兩廠。
所謂“內外”即指國內國外而言。
這樣一個雄厚的國家資本企業（就是其餘的日本紗廠亦有國家銀行做後盾），幼稚的華商紗廠那裡是它的敵手！所以歐戰時中國民族紗業本有一度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敵不過日本資本之競爭與壓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後，便發生劇烈的恐慌，中國人自己辦的紗廠，有許多被日本人吞併了去。
這也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在那個時期發生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的高度情緒的原因。
日本資本家對於中國工人的壓迫 日本紗廠對於中國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罵，慘無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時候都有。
工作時間是日夜輪班，每班十二小時，夜工並不加錢。
工資很低；最少的隻二百餘文一天，合銀幣不過一角。
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於一間小屋，重床疊架，隔以薄幃，吃的是餵豬的食料。
甚至於廠中還有這樣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須領照牌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個照牌。
另外還有一種“儲蓄費”，每月在工資裡扣除，但工人死傷疾病的時候，卻並不發還，隻有每月另發很少的“儲蓄費”（俗稱“紅簿子賞”），然而差不多個個工人每次領工資時，都要被廠裡藉故剋扣，結果所謂“儲蓄費”仍舊扣去。
再則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壓更甚：成年男工總要比較強硬些，因此，廠裡更有一個極奸狡的陰謀，另外專養一批男女幼童叫做“養成工”，平日施以奴隸教育，等到長成之後，便想一批一批的將他們調換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開除出去，使全廠都是些自己養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隨便虐待剝削而不反抗。
這次罷工，便是因為有一廠開除一批男工，將“養成工”去替調，並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罷工的爆發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們在小沙渡辦了一個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滬西工友俱樂部，由孫良惠同志主持。
成立數月，加入的不過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廠先進分子。
我們在此地也發展初步的黨的組織。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內外棉第八廠因粗紗部男工整批被廠家開除，自動罷工（俗稱“搖班”）。
我們知道了，勸工人暫行停止，先去領取工資。
四日等工人到廠中去領工資，日本人不但不給工資，並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
工人們忍無可忍，遂一緻罷工。
滬西工友俱樂部向廠家提出的條件是：一、以後日本人不準打人；二、增加工資二成；三、第八廠辭退的工人須完全復工；四、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五、罷工期內工資照付；六、以後職工非犯通姦鬥毆等事者，不得無故開除。
當時把這條件並做成傳單發給各廠工人。
廠方面當然置之不理，並佈置偵探，陸續捕去工人活動分子，工人愈憤，二月九日大罷工遂爆發了。
內外棉第五廠東西兩廠首先發動，九日下午當日夜班換班的時候，工人高呼“搖班”蜂擁而出，廠中即將廠門關閉，群眾則將巨木碎門而出，或爬牆而出。
出來之後，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間集合（此地為中國地界，為一荒僻曠野，僅有田舍數家，與租界一水之隔），開群眾大會，並有各廠夜班工人亦在半路聞訊隨同參加，約萬餘人。
首先一桿白布大旗，就是“反對東洋人打人”。
群眾異常興奮，在我們熱烈演說中，工人將其頭上之帽撕毀擲地，加以腳踐，大家說：我們中國人不戴東洋帽了（按此帽為廠中所發）。
我們當即宣布紗廠工會成立，並叫群眾聽工會的命令，明日仍來開大會，群眾歡呼贊成。
當即組織隊伍在各路口勸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稱“攔擺渡口”又稱“斷口子”），工會連夜辦公。
罷工的蔓延 影響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廠繼續起來響應罷工。
十日，第三、第四廠亦罷工，還有幾個未罷工的，於是群眾自動帶隊“打廠”，公然又打下幾廠，相率罷工（這是上海一特別現象，此廠罷工，彼廠工人本欲響應，但不敢發動，
它在華設廠的原因：一、是因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二、是不要納付關稅，便可將生產品賣給中國人，以佔取中國的市場；三、中國殘酷的軍閥政治，絕對禁止工人的集會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在租界內更純然是外國政府，對待中國“下等人”可以用對待牛馬的法子。
這都是日本資本家在他們本國求之不得的。
所以日本資本家樂於在中國開設工廠。
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中國境內的紗廠共有四十一家；在上海有二十七家，在青島有九家，在滿洲有五家，總共用中國工人八萬八千餘人：在上海約五萬八千人，在青島約二萬二千人，在滿洲約八千人。
與中國本國紗廠相比，日本紗廠數與僱用工人人數皆佔三分之一（華商紗廠七十六家，僱用工人一十五萬八千餘人；英國紗廠三家僱用工人二萬人）。
這可以看出日本紗業在中國的勢力，特別在上海更為龐大。
並且日本紗廠差不多是國家資本，譬如內外棉株式會社總共有一十九個工廠，在日本的僅隻三廠，其餘的在上海有十一廠，青島三廠，滿洲兩廠。
所謂“內外”即指國內國外而言。
這樣一個雄厚的國家資本企業（就是其餘的日本紗廠亦有國家銀行做後盾），幼稚的華商紗廠那裡是它的敵手！所以歐戰時中國民族紗業本有一度突飛猛進的發展，然而敵不過日本資本之競爭與壓迫，到一九二二年以後，便發生劇烈的恐慌，中國人自己辦的紗廠，有許多被日本人吞併了去。
這也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在那個時期發生反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的高度情緒的原因。
日本資本家對於中國工人的壓迫 日本紗廠對於中國工人非常苛待，不打即罵，慘無人道，甚至打死童工的時候都有。
工作時間是日夜輪班，每班十二小時，夜工並不加錢。
工資很低；最少的隻二百餘文一天，合銀幣不過一角。
工人住的房子，是三四家甚至七八家合住於一間小屋，重床疊架，隔以薄幃，吃的是餵豬的食料。
甚至於廠中還有這樣的情形，大便也受限制，須領照牌方能去大便，但五百人用二個照牌。
另外還有一種“儲蓄費”，每月在工資裡扣除，但工人死傷疾病的時候，卻並不發還，隻有每月另發很少的“儲蓄費”（俗稱“紅簿子賞”），然而差不多個個工人每次領工資時，都要被廠裡藉故剋扣，結果所謂“儲蓄費”仍舊扣去。
再則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壓更甚：成年男工總要比較強硬些，因此，廠裡更有一個極奸狡的陰謀，另外專養一批男女幼童叫做“養成工”，平日施以奴隸教育，等到長成之後，便想一批一批的將他們調換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成年男工開除出去，使全廠都是些自己養成的女人小孩子，可以隨便虐待剝削而不反抗。
這次罷工，便是因為有一廠開除一批男工，將“養成工”去替調，並且拘捕工人代表所引成的。
罷工的爆發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季，我們在小沙渡辦了一個工人日夜校，不久便成立滬西工友俱樂部，由孫良惠同志主持。
成立數月，加入的不過七八十人，但都是各廠先進分子。
我們在此地也發展初步的黨的組織。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內外棉第八廠因粗紗部男工整批被廠家開除，自動罷工（俗稱“搖班”）。
我們知道了，勸工人暫行停止，先去領取工資。
四日等工人到廠中去領工資，日本人不但不給工資，並且又拘去工人的代表。
工人們忍無可忍，遂一緻罷工。
滬西工友俱樂部向廠家提出的條件是：一、以後日本人不準打人；二、增加工資二成；三、第八廠辭退的工人須完全復工；四、承認俱樂部有代表工人之權；五、罷工期內工資照付；六、以後職工非犯通姦鬥毆等事者，不得無故開除。
當時把這條件並做成傳單發給各廠工人。
廠方面當然置之不理，並佈置偵探，陸續捕去工人活動分子，工人愈憤，二月九日大罷工遂爆發了。
內外棉第五廠東西兩廠首先發動，九日下午當日夜班換班的時候，工人高呼“搖班”蜂擁而出，廠中即將廠門關閉，群眾則將巨木碎門而出，或爬牆而出。
出來之後，即渡浜（小溪）到潭子口田野間集合（此地為中國地界，為一荒僻曠野，僅有田舍數家，與租界一水之隔），開群眾大會，並有各廠夜班工人亦在半路聞訊隨同參加，約萬餘人。
首先一桿白布大旗，就是“反對東洋人打人”。
群眾異常興奮，在我們熱烈演說中，工人將其頭上之帽撕毀擲地，加以腳踐，大家說：我們中國人不戴東洋帽了（按此帽為廠中所發）。
我們當即宣布紗廠工會成立，並叫群眾聽工會的命令，明日仍來開大會，群眾歡呼贊成。
當即組織隊伍在各路口勸夜班工友勿去上班（俗稱“攔擺渡口”又稱“斷口子”），工會連夜辦公。
罷工的蔓延 影響所及，九日晚，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廠繼續起來響應罷工。
十日，第三、第四廠亦罷工，還有幾個未罷工的，於是群眾自動帶隊“打廠”，公然又打下幾廠，相率罷工（這是上海一特別現象，此廠罷工，彼廠工人本欲響應，但不敢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