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瓶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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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瓶梅》出現于明代隆慶、萬曆年間，約當十六世紀中葉後、十七世紀初。
最初以抄本流傳，至萬曆後期始見刊行。
全書一百回。
有兩種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詞話》，有萬曆四十五年（1617）東吳弄珠客的序。
作品采用山東方言和市井行話，詞句不甚整饬。
開頭借用《水浒傳》武松打虎一段故事，而後展開正文。
另一版本是天啟和崇祯的刻本，名為《原本金瓶梅》[2]，内容與上本相同，但回目對仗改得工整了，詞句修飾了，方言土語改掉了，回前韻文有許多不同，首回以“西門慶熱結十兄弟”開頭，借用的武松打虎故事連同末後結插的《水浒傳》人物情節全都删去了。
這些想都是出于複刻者的加工。
《金瓶梅》的作者，在明代當時就沒有人知道是誰，因此有種種臆測和不可信的傳說。
《詞話》本開卷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開頭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
”“欣欣子”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
這裡說明了作者是蘭陵人；蘭陵是山東峄縣境的古稱，看書中采用山東口語，所寫生活也富有地方色彩，這位作者是山東人無疑。
今存署名“笑笑生”的作品還有一首《魚遊春水》詞，見《花營錦陣》。
當時山東有不少通俗文藝作家，如散曲作家馮惟敏（1511？—1580？）、戲曲作家李開先（1501—1568）等，設想像馮惟敏這樣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
《金瓶梅》的出現，在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上是一樁應該重視的大事，因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會日常生活，描寫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敗的現實社會和政治的作品。
先說第一點。
我們知道，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群衆創造的，小說這一晚成的文學體制也是如此。
宋元以來的白話小說，原是民間流行的群衆口頭創作，後經文人加工，才成為書面文學讀物。
這中間實經過了一個從開始受封建統治階級歧視、壓迫與摧殘而最終以其新鮮活潑的藝術生命迫使對方承認和接受的長時期複雜、曲折的鬥争過程。
所謂承認和接受，就作品思想内容說，自不免給予了歪曲和改纂，這在封建文人整理加工以前，即口頭創作階段就開始了；但就其體制表現方面說，則是欣賞其藝術表現，摹仿其形式技巧。
這就由據以整理加工，進而至于摹拟和仿制。
第一部文人創作的《金瓶梅》的出現，正标志着我國古代小說創作進入這一發展的新階段。
從此，文人創作就代替宋元以來以群衆創作為基礎的作品，而蔚成小說創作的主流了。
這是說長篇小說。
至于短篇“拟話本”，始見于馮夢龍的《古今小說》，即《三言》，《三言》中“拟話本”的創作始于何時，已難确說。
若三書的編刊，都在明天啟年間，比《金瓶梅》的出現要遲許多年。
馮夢龍與《金瓶梅》的作者差不多同時，但馮年紀要小得多。
次說第二點。
我們又知道，宋元以來以群衆創作為基礎的長篇作品，其取材都是曆史故事及神話傳說，講的主要都是非常的事件、非凡的人物。
人們喜愛說古談怪，把眼前平凡的人和事倒忽視了。
《金瓶梅》的作者擺脫這一傳統，另辟蹊徑，取材于眼前的日常生活和身邊的平凡人物，以為這也有重要的意義，說是“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這使我國古代小說在英雄傳奇和神怪小說之外，又有了魯迅所稱的“世情小說”。
這一取材的轉變，即由古遠轉到眼前、由想象落到實地，從一方面說，範圍小了，眼界窄了，它直接表現的重大意義和驚心動魄的鬥争，顯然不如原來群衆創作那麼引人注目了；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卻發現了現實，抓住了現實。
這表明人們思想認識的一大進展，标志着我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方法進入了一個成熟的新階段。
由于開辟了這一條大路，才有可能産生以後的比如《紅樓夢》這樣的偉著，而且使我國古代小說所取得的造詣幾乎可以和二百來年後的歐洲現實主義巨著相提并論。
這也是單說長篇小說。
至如短篇，宋元話本裡早有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不過多是構撰為悲歡離合、曲折離奇的故事，和《金瓶梅》一味白描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活動還是有區别的。
但這類話本為《金瓶梅》開了路，給予了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金瓶梅》以這樣的開創精神出現，絕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作者個人的才能可以說明問題的。
那是由于明中葉後時代社會的發展各方面都已提供了有關的必要條件，它的出現，隻是水到渠成，出于曆史的必然。
關于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各方面變化的背景和此一時期小說發展總的情況，前面已有論述。
這裡簡說幾方面要點。
自明嘉靖即十六世紀後半中國封建社會内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因素已見萌芽。
山東地當南北水陸交通的要沖，商業的發達，人事交往的頻繁，大小城市中尤其顯而易見。
政治方面，自正德、嘉靖朝政權益趨腐朽，社會日漸敗壞，人民群衆在官、紳、霸、儈的奴役、掠奪、剝削下，過着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生活。
政治、經濟的特點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現了一個所謂“王綱解紐”的時期。
其要點是大力反孔，反程朱理學，反封建教條。
李贽（1527—1602）是當時的一位主将，以可驚的膽識批判傳統文化，抨擊封建階級知識分子。
在文學工作上，則努力提倡新興的小說。
他的評點長篇小說的工作，從内容到形式都是開創性的。
針對當時黑暗的封建統治和社會痼疾，他認為好的作品應該面對現實，抒發自己的憤懑和不平；他評點作品，着重闡釋人物形象的思想意義，并且啟發讀者聯系現實生活、重視現實生活。
他的充滿勇氣與熱力的倡導，使許多封建階級知識分子轉變思想，從統治陣營遊離出來，跟他宣傳反傳統、反複古的文學觀，重視通俗文學的搜集、整理、編纂和刊印，并且動手從事摹拟、創作的工作。
這裡面“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竟陵派”的鐘惺、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等是代表人物，也包括各地區日逐發達起來的書業和出版業中的許多人，他們也多是一些中下層的知識分子。
于是在文化出版界，小說、戲曲、詞曲、民歌及其有關的書的刊行風起雲湧，形成了高潮。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與環境條件下，《金瓶梅》的出現就是理所當然，無足為奇了。
當然，作者個人的條件和主觀的努力也是應該重視的。
他在自己的嚴重局限下能在某些方面得風氣之先，關心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十分熟悉所接觸的現實與人事，衷心愛好新興的通俗文學，寫作上也多才多藝，更為重要的是，不為利、不為名，勇于克服多方面的困難，使自己的開創性的工作能夠完成得很出色。
二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葉後社會政治黑暗與腐敗的書。
從衆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動的深入細緻的描寫刻畫中，提出了我國封建社會發展中面臨轉變的曆史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症結問題，亦即有關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所以停滞不進或發展遲緩的主要問題。
從這個意義說，它是比《紅樓夢》早一個半世紀明中葉後當時的一部政治曆史小說，絕不能僅把它看做一部“淫書”或“穢書”。
此書借用了《水浒傳》的故事和人物，作為線索，從“武松打虎”引出潘金蓮和西門慶。
《水浒傳》說，潘金蓮和西門慶很快就被武松為兄報仇殺掉打死；《金瓶梅》說，在酒樓被打死的是另一人，西門慶逃脫了，并且買囑官府，把武松充發遠去，潘金蓮仍被他奸娶為妾。
從這裡岔了開來，即以西門慶為中心，展開了全書的描寫。
到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縱欲亡身以後，武松才得回來殺嫂報仇，全書已入尾聲了。
所以借用舊故事，可能因為當時盛行的《水浒傳》給了他較深較大的借鑒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北宋末世政治腐敗，内則義軍蜂起，外則強敵壓境，終至崩潰滅亡；明中葉後局勢大緻相近，以彼喻此，借資警鑒，确具苦心，也很巧妙。
魯迅也說：“沈德符謂《金瓶梅》亦斥時事，蔡京父子指分宜（嚴嵩父子），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它亦各有所屬。
”（《中國小說史略》）書中用宋事隻是幌子，一到具體描寫，什麼“惜薪司”“兵馬司”“錦衣衛”等等明顯地都是明朝的官銜名目；尤其所寫官場弊病、社會時尚、市井習俗、人物言語風貌，無不散發着濃厚的明中葉後現實生活的氣息。
書名是三個婦女名字拼湊的。
她們都是西門慶的妾媵。
書中着重描寫了衆多婦女們的形象，她們也許是其中比較突出一些的三個典型。
《金瓶梅詞話》本東吳弄珠客的序說：“諸婦多矣”，獨以三人命名，“蓋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為更慘耳”。
意思還是出于什麼“女人禍水”，引為“鑒戒”的封建觀念。
三人之中，李瓶兒先死；西門慶死後，寫了潘金蓮的下場，還着重寫了有關春梅的經曆，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動蕩、階級升降和政局劇變的形勢。
因此書名對總括全書結構倒有些意義。
總之，她們三人是書中的重要人物，卻不是主要人物。
主要人物還是西門慶
最初以抄本流傳，至萬曆後期始見刊行。
全書一百回。
有兩種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詞話》，有萬曆四十五年（1617）東吳弄珠客的序。
作品采用山東方言和市井行話，詞句不甚整饬。
開頭借用《水浒傳》武松打虎一段故事，而後展開正文。
另一版本是天啟和崇祯的刻本，名為《原本金瓶梅》[2]，内容與上本相同，但回目對仗改得工整了，詞句修飾了，方言土語改掉了，回前韻文有許多不同，首回以“西門慶熱結十兄弟”開頭，借用的武松打虎故事連同末後結插的《水浒傳》人物情節全都删去了。
這些想都是出于複刻者的加工。
《金瓶梅》的作者，在明代當時就沒有人知道是誰，因此有種種臆測和不可信的傳說。
《詞話》本開卷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開頭說：“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
”“欣欣子”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
這裡說明了作者是蘭陵人；蘭陵是山東峄縣境的古稱，看書中采用山東口語，所寫生活也富有地方色彩，這位作者是山東人無疑。
今存署名“笑笑生”的作品還有一首《魚遊春水》詞，見《花營錦陣》。
當時山東有不少通俗文藝作家，如散曲作家馮惟敏（1511？—1580？）、戲曲作家李開先（1501—1568）等，設想像馮惟敏這樣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
《金瓶梅》的出現，在我國古代小說的發展上是一樁應該重視的大事，因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創作的長篇小說，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會日常生活，描寫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敗的現實社會和政治的作品。
先說第一點。
我們知道，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群衆創造的，小說這一晚成的文學體制也是如此。
宋元以來的白話小說，原是民間流行的群衆口頭創作，後經文人加工，才成為書面文學讀物。
這中間實經過了一個從開始受封建統治階級歧視、壓迫與摧殘而最終以其新鮮活潑的藝術生命迫使對方承認和接受的長時期複雜、曲折的鬥争過程。
所謂承認和接受，就作品思想内容說，自不免給予了歪曲和改纂，這在封建文人整理加工以前，即口頭創作階段就開始了；但就其體制表現方面說，則是欣賞其藝術表現，摹仿其形式技巧。
這就由據以整理加工，進而至于摹拟和仿制。
第一部文人創作的《金瓶梅》的出現，正标志着我國古代小說創作進入這一發展的新階段。
從此，文人創作就代替宋元以來以群衆創作為基礎的作品，而蔚成小說創作的主流了。
這是說長篇小說。
至于短篇“拟話本”，始見于馮夢龍的《古今小說》，即《三言》，《三言》中“拟話本”的創作始于何時，已難确說。
若三書的編刊，都在明天啟年間，比《金瓶梅》的出現要遲許多年。
馮夢龍與《金瓶梅》的作者差不多同時，但馮年紀要小得多。
次說第二點。
我們又知道，宋元以來以群衆創作為基礎的長篇作品，其取材都是曆史故事及神話傳說，講的主要都是非常的事件、非凡的人物。
人們喜愛說古談怪，把眼前平凡的人和事倒忽視了。
《金瓶梅》的作者擺脫這一傳統，另辟蹊徑，取材于眼前的日常生活和身邊的平凡人物，以為這也有重要的意義，說是“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
這使我國古代小說在英雄傳奇和神怪小說之外，又有了魯迅所稱的“世情小說”。
這一取材的轉變，即由古遠轉到眼前、由想象落到實地，從一方面說，範圍小了，眼界窄了，它直接表現的重大意義和驚心動魄的鬥争，顯然不如原來群衆創作那麼引人注目了；但從另一方面看，它卻發現了現實，抓住了現實。
這表明人們思想認識的一大進展，标志着我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方法進入了一個成熟的新階段。
由于開辟了這一條大路，才有可能産生以後的比如《紅樓夢》這樣的偉著，而且使我國古代小說所取得的造詣幾乎可以和二百來年後的歐洲現實主義巨著相提并論。
這也是單說長篇小說。
至如短篇，宋元話本裡早有現實生活題材的作品，不過多是構撰為悲歡離合、曲折離奇的故事，和《金瓶梅》一味白描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活動還是有區别的。
但這類話本為《金瓶梅》開了路，給予了影響，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金瓶梅》以這樣的開創精神出現，絕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作者個人的才能可以說明問題的。
那是由于明中葉後時代社會的發展各方面都已提供了有關的必要條件，它的出現，隻是水到渠成，出于曆史的必然。
關于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各方面變化的背景和此一時期小說發展總的情況，前面已有論述。
這裡簡說幾方面要點。
自明嘉靖即十六世紀後半中國封建社會内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因素已見萌芽。
山東地當南北水陸交通的要沖，商業的發達，人事交往的頻繁，大小城市中尤其顯而易見。
政治方面，自正德、嘉靖朝政權益趨腐朽，社會日漸敗壞，人民群衆在官、紳、霸、儈的奴役、掠奪、剝削下，過着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生活。
政治、經濟的特點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現了一個所謂“王綱解紐”的時期。
其要點是大力反孔，反程朱理學，反封建教條。
李贽（1527—1602）是當時的一位主将，以可驚的膽識批判傳統文化，抨擊封建階級知識分子。
在文學工作上，則努力提倡新興的小說。
他的評點長篇小說的工作，從内容到形式都是開創性的。
針對當時黑暗的封建統治和社會痼疾，他認為好的作品應該面對現實，抒發自己的憤懑和不平；他評點作品，着重闡釋人物形象的思想意義，并且啟發讀者聯系現實生活、重視現實生活。
他的充滿勇氣與熱力的倡導，使許多封建階級知識分子轉變思想，從統治陣營遊離出來，跟他宣傳反傳統、反複古的文學觀，重視通俗文學的搜集、整理、編纂和刊印，并且動手從事摹拟、創作的工作。
這裡面“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竟陵派”的鐘惺、通俗文學家馮夢龍等是代表人物，也包括各地區日逐發達起來的書業和出版業中的許多人，他們也多是一些中下層的知識分子。
于是在文化出版界，小說、戲曲、詞曲、民歌及其有關的書的刊行風起雲湧，形成了高潮。
在這樣的社會風氣與環境條件下，《金瓶梅》的出現就是理所當然，無足為奇了。
當然，作者個人的條件和主觀的努力也是應該重視的。
他在自己的嚴重局限下能在某些方面得風氣之先，關心當時的政治與社會，十分熟悉所接觸的現實與人事，衷心愛好新興的通俗文學，寫作上也多才多藝，更為重要的是，不為利、不為名，勇于克服多方面的困難，使自己的開創性的工作能夠完成得很出色。
二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葉後社會政治黑暗與腐敗的書。
從衆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動的深入細緻的描寫刻畫中，提出了我國封建社會發展中面臨轉變的曆史時期具有重大意義的症結問題，亦即有關我國封建社會後期所以停滞不進或發展遲緩的主要問題。
從這個意義說，它是比《紅樓夢》早一個半世紀明中葉後當時的一部政治曆史小說，絕不能僅把它看做一部“淫書”或“穢書”。
此書借用了《水浒傳》的故事和人物，作為線索，從“武松打虎”引出潘金蓮和西門慶。
《水浒傳》說，潘金蓮和西門慶很快就被武松為兄報仇殺掉打死；《金瓶梅》說，在酒樓被打死的是另一人，西門慶逃脫了，并且買囑官府，把武松充發遠去，潘金蓮仍被他奸娶為妾。
從這裡岔了開來，即以西門慶為中心，展開了全書的描寫。
到第七十九回西門慶縱欲亡身以後，武松才得回來殺嫂報仇，全書已入尾聲了。
所以借用舊故事，可能因為當時盛行的《水浒傳》給了他較深較大的借鑒影響；但更為重要的是，北宋末世政治腐敗，内則義軍蜂起，外則強敵壓境，終至崩潰滅亡；明中葉後局勢大緻相近，以彼喻此，借資警鑒，确具苦心，也很巧妙。
魯迅也說：“沈德符謂《金瓶梅》亦斥時事，蔡京父子指分宜（嚴嵩父子），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它亦各有所屬。
”（《中國小說史略》）書中用宋事隻是幌子，一到具體描寫，什麼“惜薪司”“兵馬司”“錦衣衛”等等明顯地都是明朝的官銜名目；尤其所寫官場弊病、社會時尚、市井習俗、人物言語風貌，無不散發着濃厚的明中葉後現實生活的氣息。
書名是三個婦女名字拼湊的。
她們都是西門慶的妾媵。
書中着重描寫了衆多婦女們的形象，她們也許是其中比較突出一些的三個典型。
《金瓶梅詞話》本東吳弄珠客的序說：“諸婦多矣”，獨以三人命名，“蓋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較諸婦為更慘耳”。
意思還是出于什麼“女人禍水”，引為“鑒戒”的封建觀念。
三人之中，李瓶兒先死；西門慶死後，寫了潘金蓮的下場，還着重寫了有關春梅的經曆，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動蕩、階級升降和政局劇變的形勢。
因此書名對總括全書結構倒有些意義。
總之，她們三人是書中的重要人物，卻不是主要人物。
主要人物還是西門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