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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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因了曆來對于文學觀念的混淆不清，中國文學史的範圍，似乎更難确定。
至今日還有許多文學史的作者，将許多與文學漠不相幹的東西寫入文學史之中去，同時還将許多文學史上應該講述的東西反而撇開去不談。
最早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簡直不能說是“文學史”，隻是經、史、子、集的概論而已；而同時，他們又根據傳統的觀念——這個觀念最顯著地表現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将純文學的範圍縮小到隻剩下“詩”與“散文”兩大類，而于“詩”之中，還撇開了“曲”——他們稱之為“詞餘”，甚至撇開了“詞”不談，以為這是小道；有時，甚至于散文中還撇開了非“正統”的骈文等東西不談；于是文學史中所講述的純文學，便往往隻剩下五七言詩、古樂府以及“古文”。
我們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許多非文學的著作，而使之離開文學史的範圍之内，回到“經學史”“哲學史”或學術思想史的他們自己的領土中去。
同時更重要的卻是要把文學史中所應述的純文學的範圍放大，于詩歌中不僅包羅五七言古律詩，更要包羅着中世紀文學的精華——詞與散曲；于散文中，不僅包羅着古文與骈文等等，也還要包羅着被罵為野狐禅等等的政論文學，策士文學，與新聞文學之類；更重要的是，于詩歌、散文二大文體之外更要包羅着文學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戲劇、小說與“變文”（即後來之彈詞、寶卷）。
這幾種文體，在中國文壇的遭際，最為不幸。
它們被壓服在正統派的作品之下，久不為人所重視；甚至為人所忘記，所蔑視。
直到最近數十年來方才有人在談着。
我們現在是要給它們以曆來所未有的重視與詳細地講述了！ 但這種新的資料，自小說、戲劇以至寶卷、彈詞、民歌等等，因為實在被遺忘得太久了的緣故，對于他們有系統的研究與講述便成了異常困難的工作。
我們常常感覺到，如今在編述着中國文學史，不僅僅是在編述，卻常常是在發現。
我們時時地發現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變文，《元刊平話五種》《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類。
這種發現，其重要實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裡底（Crete）諸古址的發掘。
有時且需要變更了許多已成的結論。
這種發現還正在繼續進行着，正如一個偉大的故國遺址，還正在發掘進行中一樣。
這使我們編述中國文學史感覺到異常困難，因為新材料的不絕發現，便時時要影響到舊結論的變更與修改；但同時卻又使我們感覺到異常的興奮，因為時時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資料，一個新的刺激。
有時，我們自己也許還是一個執鏟去土的從事發掘工作的人。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僞。
中國文學史的曆程，實在是太長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論，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來曆。
對于遠古的在《詩經》與《楚辭》以前的詩歌，其靠不住的性質，是有常識的人所都知道的。
所傳黃帝時代的《彈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類，當然是不可信的；即《堯典》中所載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後人的記載。
大約在馮惟讷《古詩紀》的古逸一部，詩歌中可信的實在不多。
但不僅遠古的著作如此，即較為近代的東西也還是有許多的争論。
《西遊記》小說向來視為元人邱長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論定為明人吳承恩的創作。
而相傳的李陵、蘇武的五言詩其真僞也是紛纭不已。
有許多的謬誤的觀念，便往往因此而構成。
且舉一個有趣的例。
有一部明人的選本，載了一篇向未被發現過的建安七子時代的王粲《月賦》；居然有許多人相信其為一篇真實的佚文的發現，将其補入漢、魏辭賦之林。
但經了細心的批評家的研究，原來這一篇賦便是謝莊的著名的《月賦》！《月賦》的開頭假托着“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綠苔生閣，芳塵凝榭。
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
沉吟齊章，殷勤陳篇。
抽毫進牍，以命仲宣。
仲宣跪而稱日..”選者目未睹《文選》，便徑定為仲宣之作。
類此的可笑的作僞，尚未為我們所覺察者，當更為不少。
史料的謹慎的搜集，在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個問題。
“曆史”的論著為宏偉的巨業，每是集體的創作，但也常是個人的工作。
以《史記》般的包羅萬有的巨著，卻也隻是出于司馬遷一人之手。
希臘的曆史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史書，也是他個人的作品。
文學史也是如此，曆來都是個人的著作。
但個人著作的文學史，卻也有個區别：有的隻是總述他人已得的成績與見解而整理排比之的，這可以說是“述”，不是“作”；有
因了曆來對于文學觀念的混淆不清，中國文學史的範圍，似乎更難确定。
至今日還有許多文學史的作者，将許多與文學漠不相幹的東西寫入文學史之中去，同時還将許多文學史上應該講述的東西反而撇開去不談。
最早的幾部中國文學史簡直不能說是“文學史”，隻是經、史、子、集的概論而已；而同時，他們又根據傳統的觀念——這個觀念最顯著地表現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将純文學的範圍縮小到隻剩下“詩”與“散文”兩大類，而于“詩”之中，還撇開了“曲”——他們稱之為“詞餘”，甚至撇開了“詞”不談，以為這是小道；有時，甚至于散文中還撇開了非“正統”的骈文等東西不談；于是文學史中所講述的純文學，便往往隻剩下五七言詩、古樂府以及“古文”。
我們第一件事，便要先廓清了許多非文學的著作，而使之離開文學史的範圍之内，回到“經學史”“哲學史”或學術思想史的他們自己的領土中去。
同時更重要的卻是要把文學史中所應述的純文學的範圍放大，于詩歌中不僅包羅五七言古律詩，更要包羅着中世紀文學的精華——詞與散曲；于散文中，不僅包羅着古文與骈文等等，也還要包羅着被罵為野狐禅等等的政論文學，策士文學，與新聞文學之類；更重要的是，于詩歌、散文二大文體之外更要包羅着文學中最崇高的三大成就——戲劇、小說與“變文”（即後來之彈詞、寶卷）。
這幾種文體，在中國文壇的遭際，最為不幸。
它們被壓服在正統派的作品之下，久不為人所重視；甚至為人所忘記，所蔑視。
直到最近數十年來方才有人在談着。
我們現在是要給它們以曆來所未有的重視與詳細地講述了！ 但這種新的資料，自小說、戲劇以至寶卷、彈詞、民歌等等，因為實在被遺忘得太久了的緣故，對于他們有系統的研究與講述便成了異常困難的工作。
我們常常感覺到，如今在編述着中國文學史，不僅僅是在編述，卻常常是在發現。
我們時時地發現了不少的已被亡失的重要的史料，例如敦煌的變文，《元刊平話五種》《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之類。
這種發現，其重要實在不下于古代史上的特洛伊（Troy）以及克裡底（Crete）諸古址的發掘。
有時且需要變更了許多已成的結論。
這種發現還正在繼續進行着，正如一個偉大的故國遺址，還正在發掘進行中一樣。
這使我們編述中國文學史感覺到異常困難，因為新材料的不絕發現，便時時要影響到舊結論的變更與修改；但同時卻又使我們感覺到異常的興奮，因為時時可以得到很重要的新的資料，一個新的刺激。
有時，我們自己也許還是一個執鏟去土的從事發掘工作的人。
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注意，那便是史料的辨僞。
中國文學史的曆程，實在是太長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論，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來曆。
對于遠古的在《詩經》與《楚辭》以前的詩歌，其靠不住的性質，是有常識的人所都知道的。
所傳黃帝時代的《彈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類，當然是不可信的；即《堯典》中所載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後人的記載。
大約在馮惟讷《古詩紀》的古逸一部，詩歌中可信的實在不多。
但不僅遠古的著作如此，即較為近代的東西也還是有許多的争論。
《西遊記》小說向來視為元人邱長春之作，直至最近方才論定為明人吳承恩的創作。
而相傳的李陵、蘇武的五言詩其真僞也是紛纭不已。
有許多的謬誤的觀念，便往往因此而構成。
且舉一個有趣的例。
有一部明人的選本，載了一篇向未被發現過的建安七子時代的王粲《月賦》；居然有許多人相信其為一篇真實的佚文的發現，将其補入漢、魏辭賦之林。
但經了細心的批評家的研究，原來這一篇賦便是謝莊的著名的《月賦》！《月賦》的開頭假托着“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綠苔生閣，芳塵凝榭。
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
沉吟齊章，殷勤陳篇。
抽毫進牍，以命仲宣。
仲宣跪而稱日..”選者目未睹《文選》，便徑定為仲宣之作。
類此的可笑的作僞，尚未為我們所覺察者，當更為不少。
史料的謹慎的搜集，在中國文學史的編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個問題。
“曆史”的論著為宏偉的巨業，每是集體的創作，但也常是個人的工作。
以《史記》般的包羅萬有的巨著，卻也隻是出于司馬遷一人之手。
希臘的曆史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史書，也是他個人的作品。
文學史也是如此，曆來都是個人的著作。
但個人著作的文學史，卻也有個區别：有的隻是總述他人已得的成績與見解而整理排比之的，這可以說是“述”，不是“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