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宋學初期的排佛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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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之創，既自中唐已啟其端，宋學初期之排佛鬥争，實乃韓愈辟佛運動之延伸。
作為儒學的對立面，“佛”的具體含義究竟是什麼呢？ 唐宋人為文立名，喜用簡稱、代稱和并稱，含義常失之于寬泛和含混。
在佛（釋）、老（道）這一對并稱中。
“佛”（佛陀、佛圖、浮屠、浮圖）或“釋”（釋迦牟尼）作為“佛教”的簡稱和代指，就是這樣一個籠統的概念。
有時它指宗教意義上的“佛”（狹義的佛教），有時又指學術意義上的“佛”（佛學）。
前者包括佛、法、僧（即“三寶”）及與之相關的信仰、政教、禮俗等社會實體；後者則特指戒、定、慧（慧）三個方面所包含的佛教理論與實踐，如心性義理、持律參禅等。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引起反響最大的是前者；後來慢慢融合進儒學的，卻主要是後者。
這一層意思至關重要，必須首先提出來說明。
根據這一界定，韓愈之排佛老，其所力辟者，實是佛教而非佛學。
如《原道》攻斥釋氏： 《韓昌黎文集》，卷一。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共列舉佛氏三個方面的禍害：“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是從華夷之辨這一儒家傳統的政治立場上說的；“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是從社會倫理的角度講的；“民焉而不事其事”，則指僧徒的不事生産、佛寺的蠹壞财政。
這三方面全屬于“佛教”的範疇，言佛學者僅開首句“今也欲治其心”，提到了佛門義性義理之學，但隻是虛晃一槍，馬上就岔開了。
韓愈在排佛問題上所表現的矛盾，在當時就已經被柳宗元看出來了。
柳宗元是韓愈的好朋友，對釋氏的看法卻與他不同。
韓愈曾數次寫信，以“不斥浮圖”為言，柳氏借撰《送僧浩初序》的機會申辯道：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
誠樂之。
其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複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
“曰髡而缁”，即“胥而為夷”；“無夫婦父子”，即“滅其天常”；“不為耕農蠶桑”，即“民焉而不事其事”。
可知在韓愈辟佛的三個主要問題上，柳宗元均無異詞。
換言之，從“天下國家”出發，他也是反對的——假如浮圖僅僅限于這三方面的内容的話。
恰恰相反，柳氏認為：佛氏的精華部分不在這三點，而在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即佛學的合理内核。
除了“往往與《易》、《論語》合”之外，柳宗元還在《曹溪第六祖賜谥大鑒禅師碑》中概括佛學的内容曰： 《柳河東集》，卷六。
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
“人性善”本是孟子的主張，“人生而靜”見于《禮記》。
在柳宗元看來，釋氏之道與孔孟之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韓愈所罪，隻是“迹”即表面現象而已。
因此他反過來批評這位排佛的朋友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
韓愈是否認為佛門性命之學是“韫玉”且暫置毋論，隻反佛教不反佛學，沒有将排佛的精神貫徹到底則是事實。
這一情況到韓愈的學生李翺有所改變，後者在《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中說： 《李文公文集》，卷十。
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于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薮澤。
這裡已将佛學（佛理證心）和佛教（土木銅鐵）作了明确的區分。
從文章的語氣來看，所反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實際上，佛教之盛，與佛學的長于“證心”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
作為儒學的對立面，“佛”的具體含義究竟是什麼呢？ 唐宋人為文立名，喜用簡稱、代稱和并稱，含義常失之于寬泛和含混。
在佛（釋）、老（道）這一對并稱中。
“佛”（佛陀、佛圖、浮屠、浮圖）或“釋”（釋迦牟尼）作為“佛教”的簡稱和代指，就是這樣一個籠統的概念。
有時它指宗教意義上的“佛”（狹義的佛教），有時又指學術意義上的“佛”（佛學）。
前者包括佛、法、僧（即“三寶”）及與之相關的信仰、政教、禮俗等社會實體；後者則特指戒、定、慧（慧）三個方面所包含的佛教理論與實踐，如心性義理、持律參禅等。
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引起反響最大的是前者；後來慢慢融合進儒學的，卻主要是後者。
這一層意思至關重要，必須首先提出來說明。
根據這一界定，韓愈之排佛老，其所力辟者，實是佛教而非佛學。
如《原道》攻斥釋氏： 《韓昌黎文集》，卷一。
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
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 這一段是全文的中心所在，共列舉佛氏三個方面的禍害：“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是從華夷之辨這一儒家傳統的政治立場上說的；“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是從社會倫理的角度講的；“民焉而不事其事”，則指僧徒的不事生産、佛寺的蠹壞财政。
這三方面全屬于“佛教”的範疇，言佛學者僅開首句“今也欲治其心”，提到了佛門義性義理之學，但隻是虛晃一槍，馬上就岔開了。
韓愈在排佛問題上所表現的矛盾，在當時就已經被柳宗元看出來了。
柳宗元是韓愈的好朋友，對釋氏的看法卻與他不同。
韓愈曾數次寫信，以“不斥浮圖”為言，柳氏借撰《送僧浩初序》的機會申辯道： 《柳河東集》，卷二十五。
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
誠樂之。
其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複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
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
“曰髡而缁”，即“胥而為夷”；“無夫婦父子”，即“滅其天常”；“不為耕農蠶桑”，即“民焉而不事其事”。
可知在韓愈辟佛的三個主要問題上，柳宗元均無異詞。
換言之，從“天下國家”出發，他也是反對的——假如浮圖僅僅限于這三方面的内容的話。
恰恰相反，柳氏認為：佛氏的精華部分不在這三點，而在于“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即佛學的合理内核。
除了“往往與《易》、《論語》合”之外，柳宗元還在《曹溪第六祖賜谥大鑒禅師碑》中概括佛學的内容曰： 《柳河東集》，卷六。
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
“人性善”本是孟子的主張，“人生而靜”見于《禮記》。
在柳宗元看來，釋氏之道與孔孟之道，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韓愈所罪，隻是“迹”即表面現象而已。
因此他反過來批評這位排佛的朋友是“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
韓愈是否認為佛門性命之學是“韫玉”且暫置毋論，隻反佛教不反佛學，沒有将排佛的精神貫徹到底則是事實。
這一情況到韓愈的學生李翺有所改變，後者在《與本使楊尚書請停修寺觀錢狀》中說： 《李文公文集》，卷十。
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矣，惟土木銅鐵周于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薮澤。
這裡已将佛學（佛理證心）和佛教（土木銅鐵）作了明确的區分。
從文章的語氣來看，所反對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實際上，佛教之盛，與佛學的長于“證心”有一定的因果關系。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