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尊王攘夷的政治需要和儒學的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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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宋王朝與漢、唐相比，有一個共同的地方，便是都建立在華夏民族陷于暫時但相對長期的分裂之後。
如果從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的安史之亂算起，中原動蕩的時間雖不如春秋戰國和三國兩晉南北朝那麼長，但首尾也經曆了200餘年。
宋太祖、太宗兄弟雖然經過多年征戰，統一了長江南北，恢複了漢、唐舊疆的大部分，但西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北有契丹族建立的大遼，終北宋之世，作為我國境内周邊民族所建立的主要政權（此外還有今屬新疆境内的高昌、青藏高原的吐蕃、雲南地區的大理等），仍與以漢族為主體的趙宋政權互相攻伐，俨然又是一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兩種情況給北宋政治帶來如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秦漢以來封建王朝所采取的中央集權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一是民族矛盾特别突出。
這兩個特點都對北宋文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下面先說第一點。
《論語·季氏篇》。
中央集權本是先秦法家的政治主張，由秦始皇最先采用而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雖有“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提法，頗似後世中央集權的統一思想，但“天子”與秦漢以後的“皇帝”，“諸侯”與後世的“郡縣”，有着本質的區别。
要而言之，作為孔子提出的理想政治，這段話實際上概括的是西周的諸侯分封制度。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初，采用法家李斯的建議行施貫徹中央集權精神的郡縣制度，博士淳于越代表儒生起而反對，他們的主張便是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
這場争論最終導緻了“焚書坑儒”的殘酷鎮壓，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實施的中央集權制度卻正因此而得到順利的推行。
《孟子·滕文公下》。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以亡秦為鑒，開始從馬背上下來，起用講究“禮樂”和“仁義”的儒生，除秦苛政，但開始的時候在中央集權制問題上曾走過一段彎路，直到漢武帝才完全結束了王國、侯國割據的局面，使中央集權統治得到了鞏固。
從理論上為此作出傑出貢獻的是春秋公羊學大師、“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的董仲舒。
孔子修《春秋》，通過特定的書法正名分、寓褒貶，充分體現了這位儒家創始人關于社會曆史問題的政治标準，其中心思想無非在于貫徹儒家以禮義為基礎的理想政治，建立一套自天子、諸侯、大夫到庶人，尊卑有序的分封等級制度，杜絕一切“犯上”的企圖而使“亂臣賊子懼”。
最先對它作出曲解的是以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為專責的《公羊傳》，其書隐公元年逆《春秋》之作意曰：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
“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一）中進一步發揮道：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
“春，王正月”兩句，作為《春秋》記事之始，無非是一種交代時間的文例，董仲舒硬要從這裡挖掘出“王道”之尊，将“天子”闡釋為符合後世意義、集一切權力于己身的“皇帝”，然後将它拉到現實政治中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于是秦漢之後才出現的中央集權制也就變成了“大一統”的代名詞而從儒家創始人孔子那裡找到了理論依據，仿佛成書于數個世紀之前的《春秋》就是專為漢人而作的。
由此出發，董仲舒進而将這種體現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大一統”理論貫徹到意識形态的一切領域，在《對策》的結語部分進而提出：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一建議被漢武帝采用，于是便有了在儒學發展史上最先起到重要轉折作用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
但這種儒術，已非孔子的本來面目，而是在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形态出現之後經過漢人改鑄了的儒術。
所謂罷黜百家，也并非全盤抛棄，而是吸取其中的精華糅入儒家學說，使之成為中華主體文化——儒家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比如前面即已講到，中央集權思想，本由法家提出并實施，而非儒家所原有。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上層建築随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核心，一定曆史時期的政治模式又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意識形态必須同它相适應。
作為“聖之時者”，孔子的學說無疑适應了分封制時代的政治需要。
曆史進入郡縣制這一較分封制更加适應經濟發展需要的社會階段之後，儒學自然也要跟着發生變化，以滿足新時代的要求。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講，秦漢之際逐步建立并鞏固起來的中央集權制，比之西周的封建諸侯，自然是一大進步，儒學在其發展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重大改鑄（另一次重大改鑄即拙稿所要讨論的11世紀中葉以宋學的形式出現的儒家傳統文化之複興），無疑是及時而又正确的。
從此原先為諸侯分封制服務的“禮樂”、“名分”，也就衍化為更加系統化、更加适應封建專制主義需要的“三綱五常”，連同以它為支柱的中央集權大一統思想一起，成為儒家學說的核心内容，在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中起了重大的維系作用。
《貞觀政要》，卷六。
《蘇轼文集》，卷七。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一度有過裂土分封子弟和勳臣的念頭，但很快便遭到了大臣們的抵制，連分封的對象國舅長孫無忌等也明确表示反對，這與漢高帝時從複道望見諸将坐沙中争功、不得不速封雍齒為侯以安定人心的情況，适成鮮明的對照。
可知到公元7世紀，作為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央集權觀念，已為官僚知識分子階層所認同。
唐太宗宣稱己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并于貞觀年間命顔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正是為了适應建國初期統一思想、鞏固中央集權的需要。
但唐太宗重儒，并不輕視佛、道兩家，這隻要看他既有奉“柱下為帝室先系”的崇道言論，又有為玄奘譯經所撰之《大唐三藏聖教序》，即可知曉。
蘇轼嘗作《漢武帝唐太宗優劣》，以為在容人度量方面，唐太宗較漢武帝為優。
這一點實際上是貞觀之政包括處理周邊民族（說詳後文）和異質文化兩大問題在内的治國基調。
對佛、老異學的優容，是唐初文化政策的寬厚之處，也是它為後世儒者所诟病的地方。
正如戰國時期的百家争鳴為漢代儒學繁榮提供了吸收黃老、名法等異學的充分條件，唐代釋、道之學的興盛，對被後人稱作儒表佛裡的宋學的建立無疑産生了異常深刻的影響。
但佛、老兩家在倫理道德方面與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樂卻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對前者的優容，顯然會産生對經過漢儒改鑄之後成為封建國家中央集權制度之基石、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仁義道德的離心力。
宋承唐末五季之敝，懲于地方分裂割據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災禍，對這一點自然最不能滿意。
如石介撰《唐鑒》五卷，在自序中批評唐代政治曰：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唐鑒序》。
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女後亂之于前，奸臣壞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後。
颠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 元和是唐憲宗的年号。
憲宗在位期間，曾先後征服了劍南劉辟、江東李锜、淮西吳元濟、淄青李師道等割據勢力，河北強藩魏博、成德、盧龍三鎮也暫時歸順，史稱元和中興，但方鎮擁有重兵，擅有财賦的情況并無改變。
玄宗統治期間，“開元盛世”可以視為唐王朝的頂峰，但中央集權的逐漸解體也正是從唐玄宗在位的第二個年号天寶年間開始的。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唐代中央集權最鞏固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候，隻有它的十八個皇帝中最初的幾位如太祖武德、太宗貞觀等時期。
石介在《唐鑒序》中所作的分析，大體符合史實。
《居士集》，卷十七，《本論》（上）。
《孫明複小集》，卷三，引自《皇朝文鑒》，卷一百二十五。
在石介看來，唐代300年天下之所以有三分之二時間陷入藩鎮割據的分裂局面之中，正是因為出現了女後專政、臣子不忠、宦官擅權等違背儒家傳統綱常倫理的嚴重弊病。
而本朝要鞏固中央集權，使“國祚延祐，曆世長遠”，必須借鑒李唐覆滅的教訓，複興儒學，獨尊天下，重振綱常。
所以把它的著作取名《唐鑒》。
歐陽修作《本論》，以“王政明而禮義充”為立國之本，孫複《儒辱》以“仁義禮樂”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并有見及于此。
而範祖禹的同名著作《唐鑒》卷十一《肅宗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于靈武城南樓》條借批評“肅宗以皇太子讨賊，至靈武遂自稱帝”的“叛父”行為，總論李唐政治之大弊亦雲：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
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
（南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甲辰條。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三，《學校四》；《長編》，卷三，建隆三年六月癸巳條。
（西漢）劉向：《說苑·指武》。
儒臣們所認識到的這些問題，北宋建國以來的幾位最高統治者自然也是心領而神會的。
宋太祖由行伍出身，通過政變的陰謀手段取後周而代之，但作為他奪得政權的标志，卻是一件預先制好，在陳橋兵變那天由别人披到他身上的黃袍。
黃色作為帝王專用的顔色而代表着唯我獨尊的政權的歸依，正是制定并維護了以“尊尊”、“親親”為精髓的封建等級制的儒家傳統文化之象征。
可知從趙宋有國的第一刻始，便離不開這一千百年來所積澱的維系着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傳統。
明白這一點後再來看宋太祖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國子監祠宇，塑繪先聖及亞聖、十哲、七十二賢并先儒二十一人之像，且自撰孔子、顔回之真贊，迫不及待地向全國表示對儒家創始人及其門徒的尊崇，也就不奇怪了。
漢儒說：“文化不服，然後加誅。
”加強中央集權，本有使用武力和通過教化的措施加以征服兩手。
宋太祖雖然在武功方面沒有漢武帝那樣遠征異域的雄略和實績，又缺少唐太宗那樣一戰而使四夷自服的英武和威望，但有宋在中央集權的強化程度上卻遠遠地超過了漢、唐諸前代，并對後世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漢、唐這兩個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雖然像北宋一樣，都出現在長期的割據戰争之後，但前者與戰國隔了一個秦王朝，後者與南北朝之間有一個隋王朝，統一中國的任務均由它們完成過了，趙宋則直承五代之後，最高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太祖、太宗昆仲，對國家分裂所造成的災禍，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觸和認識。
建隆初，平定昭義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的反抗，着手統一南北之前，趙匡胤即意識到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天，他與趙普商議： （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記事。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 趙普見他提出這個問題，十分高興，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
今所以治
如果從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的安史之亂算起，中原動蕩的時間雖不如春秋戰國和三國兩晉南北朝那麼長，但首尾也經曆了200餘年。
宋太祖、太宗兄弟雖然經過多年征戰，統一了長江南北，恢複了漢、唐舊疆的大部分，但西有黨項族建立的西夏，北有契丹族建立的大遼，終北宋之世，作為我國境内周邊民族所建立的主要政權（此外還有今屬新疆境内的高昌、青藏高原的吐蕃、雲南地區的大理等），仍與以漢族為主體的趙宋政權互相攻伐，俨然又是一個“三國鼎立”的局面。
這兩種情況給北宋政治帶來如下鮮明的特點：一是自秦漢以來封建王朝所采取的中央集權措施得到進一步強化，一是民族矛盾特别突出。
這兩個特點都對北宋文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下面先說第一點。
《論語·季氏篇》。
中央集權本是先秦法家的政治主張，由秦始皇最先采用而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雖有“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提法，頗似後世中央集權的統一思想，但“天子”與秦漢以後的“皇帝”，“諸侯”與後世的“郡縣”，有着本質的區别。
要而言之，作為孔子提出的理想政治，這段話實際上概括的是西周的諸侯分封制度。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初，采用法家李斯的建議行施貫徹中央集權精神的郡縣制度，博士淳于越代表儒生起而反對，他們的主張便是分封皇子功臣為諸侯。
這場争論最終導緻了“焚書坑儒”的殘酷鎮壓，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實施的中央集權制度卻正因此而得到順利的推行。
《孟子·滕文公下》。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以亡秦為鑒，開始從馬背上下來，起用講究“禮樂”和“仁義”的儒生，除秦苛政，但開始的時候在中央集權制問題上曾走過一段彎路，直到漢武帝才完全結束了王國、侯國割據的局面，使中央集權統治得到了鞏固。
從理論上為此作出傑出貢獻的是春秋公羊學大師、“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的董仲舒。
孔子修《春秋》，通過特定的書法正名分、寓褒貶，充分體現了這位儒家創始人關于社會曆史問題的政治标準，其中心思想無非在于貫徹儒家以禮義為基礎的理想政治，建立一套自天子、諸侯、大夫到庶人，尊卑有序的分封等級制度，杜絕一切“犯上”的企圖而使“亂臣賊子懼”。
最先對它作出曲解的是以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為專責的《公羊傳》，其書隐公元年逆《春秋》之作意曰： 《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
“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董仲舒在《賢良對策》（一）中進一步發揮道：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
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
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雲爾。
“春，王正月”兩句，作為《春秋》記事之始，無非是一種交代時間的文例，董仲舒硬要從這裡挖掘出“王道”之尊，将“天子”闡釋為符合後世意義、集一切權力于己身的“皇帝”，然後将它拉到現實政治中來：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于是秦漢之後才出現的中央集權制也就變成了“大一統”的代名詞而從儒家創始人孔子那裡找到了理論依據，仿佛成書于數個世紀之前的《春秋》就是專為漢人而作的。
由此出發，董仲舒進而将這種體現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大一統”理論貫徹到意識形态的一切領域，在《對策》的結語部分進而提出：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
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這一建議被漢武帝采用，于是便有了在儒學發展史上最先起到重要轉折作用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
但這種儒術，已非孔子的本來面目，而是在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形态出現之後經過漢人改鑄了的儒術。
所謂罷黜百家，也并非全盤抛棄，而是吸取其中的精華糅入儒家學說，使之成為中華主體文化——儒家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比如前面即已講到，中央集權思想，本由法家提出并實施，而非儒家所原有。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上層建築随着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作為上層建築的核心，一定曆史時期的政治模式又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意識形态必須同它相适應。
作為“聖之時者”，孔子的學說無疑适應了分封制時代的政治需要。
曆史進入郡縣制這一較分封制更加适應經濟發展需要的社會階段之後，儒學自然也要跟着發生變化，以滿足新時代的要求。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講，秦漢之際逐步建立并鞏固起來的中央集權制，比之西周的封建諸侯，自然是一大進步，儒學在其發展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重大改鑄（另一次重大改鑄即拙稿所要讨論的11世紀中葉以宋學的形式出現的儒家傳統文化之複興），無疑是及時而又正确的。
從此原先為諸侯分封制服務的“禮樂”、“名分”，也就衍化為更加系統化、更加适應封建專制主義需要的“三綱五常”，連同以它為支柱的中央集權大一統思想一起，成為儒家學說的核心内容，在此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中起了重大的維系作用。
《貞觀政要》，卷六。
《蘇轼文集》，卷七。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一度有過裂土分封子弟和勳臣的念頭，但很快便遭到了大臣們的抵制，連分封的對象國舅長孫無忌等也明确表示反對，這與漢高帝時從複道望見諸将坐沙中争功、不得不速封雍齒為侯以安定人心的情況，适成鮮明的對照。
可知到公元7世紀，作為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央集權觀念，已為官僚知識分子階層所認同。
唐太宗宣稱己所好者，唯在堯舜之道、周孔之教，并于貞觀年間命顔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正是為了适應建國初期統一思想、鞏固中央集權的需要。
但唐太宗重儒，并不輕視佛、道兩家，這隻要看他既有奉“柱下為帝室先系”的崇道言論，又有為玄奘譯經所撰之《大唐三藏聖教序》，即可知曉。
蘇轼嘗作《漢武帝唐太宗優劣》，以為在容人度量方面，唐太宗較漢武帝為優。
這一點實際上是貞觀之政包括處理周邊民族（說詳後文）和異質文化兩大問題在内的治國基調。
對佛、老異學的優容，是唐初文化政策的寬厚之處，也是它為後世儒者所诟病的地方。
正如戰國時期的百家争鳴為漢代儒學繁榮提供了吸收黃老、名法等異學的充分條件，唐代釋、道之學的興盛，對被後人稱作儒表佛裡的宋學的建立無疑産生了異常深刻的影響。
但佛、老兩家在倫理道德方面與儒家傳統的仁義、禮樂卻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對前者的優容，顯然會産生對經過漢儒改鑄之後成為封建國家中央集權制度之基石、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仁義道德的離心力。
宋承唐末五季之敝，懲于地方分裂割據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災禍，對這一點自然最不能滿意。
如石介撰《唐鑒》五卷，在自序中批評唐代政治曰：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八，《唐鑒序》。
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女後亂之于前，奸臣壞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後。
颠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 元和是唐憲宗的年号。
憲宗在位期間，曾先後征服了劍南劉辟、江東李锜、淮西吳元濟、淄青李師道等割據勢力，河北強藩魏博、成德、盧龍三鎮也暫時歸順，史稱元和中興，但方鎮擁有重兵，擅有财賦的情況并無改變。
玄宗統治期間，“開元盛世”可以視為唐王朝的頂峰，但中央集權的逐漸解體也正是從唐玄宗在位的第二個年号天寶年間開始的。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唐代中央集權最鞏固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候，隻有它的十八個皇帝中最初的幾位如太祖武德、太宗貞觀等時期。
石介在《唐鑒序》中所作的分析，大體符合史實。
《居士集》，卷十七，《本論》（上）。
《孫明複小集》，卷三，引自《皇朝文鑒》，卷一百二十五。
在石介看來，唐代300年天下之所以有三分之二時間陷入藩鎮割據的分裂局面之中，正是因為出現了女後專政、臣子不忠、宦官擅權等違背儒家傳統綱常倫理的嚴重弊病。
而本朝要鞏固中央集權，使“國祚延祐，曆世長遠”，必須借鑒李唐覆滅的教訓，複興儒學，獨尊天下，重振綱常。
所以把它的著作取名《唐鑒》。
歐陽修作《本論》，以“王政明而禮義充”為立國之本，孫複《儒辱》以“仁義禮樂”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并有見及于此。
而範祖禹的同名著作《唐鑒》卷十一《肅宗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于靈武城南樓》條借批評“肅宗以皇太子讨賊，至靈武遂自稱帝”的“叛父”行為，總論李唐政治之大弊亦雲：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
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
（南宋）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建隆元年正月甲辰條。
（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三，《學校四》；《長編》，卷三，建隆三年六月癸巳條。
（西漢）劉向：《說苑·指武》。
儒臣們所認識到的這些問題，北宋建國以來的幾位最高統治者自然也是心領而神會的。
宋太祖由行伍出身，通過政變的陰謀手段取後周而代之，但作為他奪得政權的标志，卻是一件預先制好，在陳橋兵變那天由别人披到他身上的黃袍。
黃色作為帝王專用的顔色而代表着唯我獨尊的政權的歸依，正是制定并維護了以“尊尊”、“親親”為精髓的封建等級制的儒家傳統文化之象征。
可知從趙宋有國的第一刻始，便離不開這一千百年來所積澱的維系着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文化傳統。
明白這一點後再來看宋太祖受禅之初，即诏有司增葺國子監祠宇，塑繪先聖及亞聖、十哲、七十二賢并先儒二十一人之像，且自撰孔子、顔回之真贊，迫不及待地向全國表示對儒家創始人及其門徒的尊崇，也就不奇怪了。
漢儒說：“文化不服，然後加誅。
”加強中央集權，本有使用武力和通過教化的措施加以征服兩手。
宋太祖雖然在武功方面沒有漢武帝那樣遠征異域的雄略和實績，又缺少唐太宗那樣一戰而使四夷自服的英武和威望，但有宋在中央集權的強化程度上卻遠遠地超過了漢、唐諸前代，并對後世發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漢、唐這兩個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雖然像北宋一樣，都出現在長期的割據戰争之後，但前者與戰國隔了一個秦王朝，後者與南北朝之間有一個隋王朝，統一中國的任務均由它們完成過了，趙宋則直承五代之後，最高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太祖、太宗昆仲，對國家分裂所造成的災禍，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觸和認識。
建隆初，平定昭義節度使李筠、淮南節度使李重進的反抗，着手統一南北之前，趙匡胤即意識到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天，他與趙普商議： （北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長編》，卷二，建隆二年七月記事。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 趙普見他提出這個問題，十分高興，不假思索地回答說： 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
今所以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