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民族工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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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達九十二條，“出言不遜”也在罰款之列。
包工老闆通常從工人身上榨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利潤。
工頭在逢年過節，還要向工人敲詐“禮物”、勒索銀錢。
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高漲以及銅元的不斷貶值，使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更加悲慘。
工礦企業的勞動條件極端惡劣，事故層出不窮。
資本家隻顧榨取利潤，根本不管工人死活。
缫絲廠女工，終日将兩手泡在燙水之中，皮破血流，還在那裡繼續不停地操作。
日本經營的撫順煤礦，1913年至1917年間，發生事故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次，平均每天九次；死傷七千二百八十人，平均每天四人；1917年1月11日的一次大爆炸，竟有九百多名工人慘死。
在安源煤礦，工人死亡的代價是每人十六元安葬費，而當時一匹馬的價格卻值六十元！ 中外資産階級将封建主義的“棍棒紀律”和資本主義的“饑餓紀律”，封建主的暴虐和海盜的兇殘，一齊強加在中國工人身上。
他們不但從經濟上，而且從政治上、人身自由上，剝奪了中國工人的任何權利和地位。
工人進出廠門要被“抄身”。
在廠裡，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資本家立即密報巡捕房前來捉拿，由會審公堂判刑坐牢。
封建軍閥曆來視罷工為犯罪行為。
1912年4月，袁世凱政府頒布的《暫行新刑律》規定：“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
1914年3月頒布的《治安警察條例》，将“同盟罷工”定為騷擾“安甯秩序”、妨害“善良風俗”的犯罪行為。
同年8月頒布的《治安警察法》，幹脆宣布要“采用一切力量，來制止一切工人的結會及行動”。
無數事實證明：“中國無産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産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
工人運動的高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随着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迅速壯大，為反抗中外資産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工人群衆的罷工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激烈和頻繁，形成自發鬥争的高漲。
據統計：從1914到1919年全國共發生罷工鬥争一百零八次，相當于1870年至1911年罷工次數的總和。
其中，1914年為十一次，1915年為八次，1916年為十七次，1917年為二十三次，1918年為三十次，1919年頭五個月就有十九次。
同一期間，上海工人共進行了八十五次罷工，比1840年至1913年的罷工次數的總和還多。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水準、組織程度和鬥争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在高漲的自發鬥争中，包含着許多自覺性的萌芽。
首先，罷工規模的擴大和鬥争次數的增加。
除1915年外，這一時期全國工人的罷工次數逐年增加，每次罷工的參加者，少則百人，多則幾千。
1917年7月，英美煙廠三千工人，進行了堅持最久而風潮最烈的三星期罷工，反對資本家減低工資，憤怒撕毀警察署貼出的“不許聚衆滋鬧及毆辱洋人”的告示。
從1918年4月至1919年5月，僅上海一地紡織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撤換工頭等，就發生了三新紗廠的兩次罷工、上海第二紗廠的兩次罷工和日華紗廠的四次罷工。
像三新紗廠這樣，同一個廠在一年内連續發生幾次罷工，而且罷工工人一次多達八千餘人。
這種鬥争聲勢和規模，戰前從來沒有過。
其次，帶有同盟罷工性質的鬥争日漸增多，他們開始意
包工老闆通常從工人身上榨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利潤。
工頭在逢年過節，還要向工人敲詐“禮物”、勒索銀錢。
工資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高漲以及銅元的不斷貶值，使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更加悲慘。
工礦企業的勞動條件極端惡劣，事故層出不窮。
資本家隻顧榨取利潤，根本不管工人死活。
缫絲廠女工，終日将兩手泡在燙水之中，皮破血流，還在那裡繼續不停地操作。
日本經營的撫順煤礦，1913年至1917年間，發生事故一萬六千八百八十八次，平均每天九次；死傷七千二百八十人，平均每天四人；1917年1月11日的一次大爆炸，竟有九百多名工人慘死。
在安源煤礦，工人死亡的代價是每人十六元安葬費，而當時一匹馬的價格卻值六十元！ 中外資産階級将封建主義的“棍棒紀律”和資本主義的“饑餓紀律”，封建主的暴虐和海盜的兇殘，一齊強加在中國工人身上。
他們不但從經濟上，而且從政治上、人身自由上，剝奪了中國工人的任何權利和地位。
工人進出廠門要被“抄身”。
在廠裡，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資本家立即密報巡捕房前來捉拿，由會審公堂判刑坐牢。
封建軍閥曆來視罷工為犯罪行為。
1912年4月，袁世凱政府頒布的《暫行新刑律》規定：“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
1914年3月頒布的《治安警察條例》，将“同盟罷工”定為騷擾“安甯秩序”、妨害“善良風俗”的犯罪行為。
同年8月頒布的《治安警察法》，幹脆宣布要“采用一切力量，來制止一切工人的結會及行動”。
無數事實證明：“中國無産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産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
工人運動的高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随着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迅速壯大，為反抗中外資産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工人群衆的罷工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激烈和頻繁，形成自發鬥争的高漲。
據統計：從1914到1919年全國共發生罷工鬥争一百零八次，相當于1870年至1911年罷工次數的總和。
其中，1914年為十一次，1915年為八次，1916年為十七次，1917年為二十三次，1918年為三十次，1919年頭五個月就有十九次。
同一期間，上海工人共進行了八十五次罷工，比1840年至1913年的罷工次數的總和還多。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水準、組織程度和鬥争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在高漲的自發鬥争中，包含着許多自覺性的萌芽。
首先，罷工規模的擴大和鬥争次數的增加。
除1915年外，這一時期全國工人的罷工次數逐年增加，每次罷工的參加者，少則百人，多則幾千。
1917年7月，英美煙廠三千工人，進行了堅持最久而風潮最烈的三星期罷工，反對資本家減低工資，憤怒撕毀警察署貼出的“不許聚衆滋鬧及毆辱洋人”的告示。
從1918年4月至1919年5月，僅上海一地紡織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撤換工頭等，就發生了三新紗廠的兩次罷工、上海第二紗廠的兩次罷工和日華紗廠的四次罷工。
像三新紗廠這樣，同一個廠在一年内連續發生幾次罷工，而且罷工工人一次多達八千餘人。
這種鬥争聲勢和規模，戰前從來沒有過。
其次，帶有同盟罷工性質的鬥争日漸增多，他們開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