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複辟與反複辟
關燈
小
中
大
求多數國民之公意”。
袁世凱的寵臣梁士诒,立即組織“全國請願聯合團”。
一瞬間,北京冒出各種“請願團體”,什麼“商會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迫不及待想做皇太子的袁克定,為了加快帝制步伐,“甚至每天印制僞造的《順天時報》(日本人在北京所辦中文報紙)呈袁閱覽”,以“說明全國确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
有了如此“民意”,參政院決定在10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是否改行“君主立憲”。
在袁世凱指揮下,各省當即選出“國民代表”,開始“國體投票”。
12月11日,參政院彙綜“全國民意”,結果:各省“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贊成君主立憲的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更妙的是,各省“推戴書”都一字不差地寫着:“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
”12月11日中午,當袁世凱接到參政院“推戴書”時,故作“謙讓”,說什麼“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
當天下午,參政院再度“勸進”,袁世凱不再辭讓,一刻鐘内,參政院拿出好像當場寫成兩千餘字的“推戴書”,稱頌袁世凱有“經武”(創練新軍)、“匡國”(鎮壓義和團)、“開化”(辦新政)、“靖難”(絞殺辛亥革命)、“定亂”(鎮壓“二次革命”)、“交鄰”(賣國外交)六大“功烈”;而且“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既然今日“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宜變”,“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
于是,袁世凱在“尊重民意”的旗号下,大言不慚地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讵在人後?”12月13日,袁世凱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賀,改國号為“中華帝國”,以1916年為“洪憲元年”,并定元旦舉行“中華帝國皇帝”的登基大典。
稍後,梁啟超鞭辟入裡地揭露了袁世凱的所謂“民意”,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他說:“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讨論者,皆袁氏自讨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
”“質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産,不外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
”“其醜态穢聲播于社會者,何啻千百萬事!” 護國戰争 袁世凱倒行逆施,爬上皇帝寶座,是袁世凱反革命權力的頂峰,也使他臨近死亡的深淵。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專政,對中國人民實行了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
這個政權大搞特務警察統治,“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等機關,豢養了一批秘密偵探,随意抓人殺人;各省也先後成立了“軍法處”“探訪局”之類特務機關,鎮壓革命人民。
袁世凱連續頒布《暫行新刑律》《戒嚴法》《治安警察條例》,剝奪了《臨時約法》規定的人民享有“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和“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等各項基本權利。
《報紙條例》及《出版法》的公布,又使特務警察機關可以随便用“妨害治安”等理由查封報社、報紙,逮捕編輯、記者,鉗制人民思想,扼殺革命輿論。
帝制複辟甚嚣塵上之時,北京城廂内外警探密布,茶館、飯店等公共場所,遍貼“勿談政事,緻幹嚴究”的紙條。
警官崔啟勳憤懑難抑,信筆寫了一副對聯“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
”有人投書告密,崔啟勳即被袁世凱處決。
袁政府還在經濟上橫征暴斂,各種苛捐雜稅,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1914年春下令恢複舊稅,增收新稅。
這一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國地畝,擴大搜括田賦。
據統計,從1913年到1916年,印花稅增加八倍,煙稅增加三倍,統捐、統稅竟增加了六十倍。
人民群衆忍無可忍,全國各地農民奮起抗争。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白朗起義。
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寶豐縣大劉莊人。
1912年率領幾百農民武裝在河南中部起義。
第二年春,他提出“打富濟貧”的鬥争口号,号召饑民參加起義隊伍。
不久,一舉攻克禹縣。
此後,轉戰河南、湖北、安徽、甘肅、陝西五省,隊伍擴展至幾萬人。
1914年,受孫中山派來的聯絡人員的啟導,白朗将部隊改稱“公民讨賊軍”,以“逐走袁世凱,建立完美之政府”為戰鬥目标。
袁世凱驚慌失措,派二十萬大軍進行“圍剿”,甚至雇用西方帝國主義分子駕駛飛機,跟蹤追擊。
聲勢浩大的白朗起義,雖然在1914年8月失敗了,但它削弱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
不畏軍閥大刀,中國人民誓死反對“二十一條”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和袁世凱賣國的消息傳出後,人民憤怒地将5月9日定為“國恥紀念日”,掀起大規模反日愛國運動。
上海碼頭工人首先舉行罷工,散發傳單,反對日本侵略和袁世凱賣國;各界人民組織“反日同志會”,号召全國抵制日貨,不忘國恥。
各地日資企業工人,不顧軍閥鎮壓,奮起罷工。
北京、漢口等地人民,上街遊行示威。
愛國學生集會演講,甚而“刺血上書”“斷指自誓”,宣傳救亡。
鬥争從通都大邑發展到窮鄉僻壤,海外華僑也紛紛譴責賣國政府。
中國人民的英勇鬥争,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使得“二十一條”從一開始就未能生效。
“
袁世凱的寵臣梁士诒,立即組織“全國請願聯合團”。
一瞬間,北京冒出各種“請願團體”,什麼“商會請願團”“人力車夫請願團”“乞丐請願團”“妓女請願團”,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迫不及待想做皇太子的袁克定,為了加快帝制步伐,“甚至每天印制僞造的《順天時報》(日本人在北京所辦中文報紙)呈袁閱覽”,以“說明全國确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
有了如此“民意”,參政院決定在10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議決是否改行“君主立憲”。
在袁世凱指揮下,各省當即選出“國民代表”,開始“國體投票”。
12月11日,參政院彙綜“全國民意”,結果:各省“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贊成君主立憲的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更妙的是,各省“推戴書”都一字不差地寫着:“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
”12月11日中午,當袁世凱接到參政院“推戴書”時,故作“謙讓”,說什麼“今若帝制自為,則是背棄誓詞”。
當天下午,參政院再度“勸進”,袁世凱不再辭讓,一刻鐘内,參政院拿出好像當場寫成兩千餘字的“推戴書”,稱頌袁世凱有“經武”(創練新軍)、“匡國”(鎮壓義和團)、“開化”(辦新政)、“靖難”(絞殺辛亥革命)、“定亂”(鎮壓“二次革命”)、“交鄰”(賣國外交)六大“功烈”;而且“元首當視乎民意為從違”,既然今日“國民厭棄共和,趨向君憲,則是民意已改,國體宜變”,“民國元首之誓詞,當然消滅”。
于是,袁世凱在“尊重民意”的旗号下,大言不慚地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予之愛國,讵在人後?”12月13日,袁世凱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賀,改國号為“中華帝國”,以1916年為“洪憲元年”,并定元旦舉行“中華帝國皇帝”的登基大典。
稍後,梁啟超鞭辟入裡地揭露了袁世凱的所謂“民意”,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他說:“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讨論者,皆袁氏自讨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
”“質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産,不外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
”“其醜态穢聲播于社會者,何啻千百萬事!” 護國戰争 袁世凱倒行逆施,爬上皇帝寶座,是袁世凱反革命權力的頂峰,也使他臨近死亡的深淵。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專政,對中國人民實行了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
這個政權大搞特務警察統治,“京畿軍政執法處”“京師警察廳”等機關,豢養了一批秘密偵探,随意抓人殺人;各省也先後成立了“軍法處”“探訪局”之類特務機關,鎮壓革命人民。
袁世凱連續頒布《暫行新刑律》《戒嚴法》《治安警察條例》,剝奪了《臨時約法》規定的人民享有“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和“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等各項基本權利。
《報紙條例》及《出版法》的公布,又使特務警察機關可以随便用“妨害治安”等理由查封報社、報紙,逮捕編輯、記者,鉗制人民思想,扼殺革命輿論。
帝制複辟甚嚣塵上之時,北京城廂内外警探密布,茶館、飯店等公共場所,遍貼“勿談政事,緻幹嚴究”的紙條。
警官崔啟勳憤懑難抑,信筆寫了一副對聯“匹夫創共和,孫中山不愧中華先覺;總統做皇帝,袁項城真乃民國罪人。
”有人投書告密,崔啟勳即被袁世凱處決。
袁政府還在經濟上橫征暴斂,各種苛捐雜稅,比清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1914年春下令恢複舊稅,增收新稅。
這一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國地畝,擴大搜括田賦。
據統計,從1913年到1916年,印花稅增加八倍,煙稅增加三倍,統捐、統稅竟增加了六十倍。
人民群衆忍無可忍,全國各地農民奮起抗争。
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白朗起義。
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寶豐縣大劉莊人。
1912年率領幾百農民武裝在河南中部起義。
第二年春,他提出“打富濟貧”的鬥争口号,号召饑民參加起義隊伍。
不久,一舉攻克禹縣。
此後,轉戰河南、湖北、安徽、甘肅、陝西五省,隊伍擴展至幾萬人。
1914年,受孫中山派來的聯絡人員的啟導,白朗将部隊改稱“公民讨賊軍”,以“逐走袁世凱,建立完美之政府”為戰鬥目标。
袁世凱驚慌失措,派二十萬大軍進行“圍剿”,甚至雇用西方帝國主義分子駕駛飛機,跟蹤追擊。
聲勢浩大的白朗起義,雖然在1914年8月失敗了,但它削弱了袁世凱的反動統治。
不畏軍閥大刀,中國人民誓死反對“二十一條”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和袁世凱賣國的消息傳出後,人民憤怒地将5月9日定為“國恥紀念日”,掀起大規模反日愛國運動。
上海碼頭工人首先舉行罷工,散發傳單,反對日本侵略和袁世凱賣國;各界人民組織“反日同志會”,号召全國抵制日貨,不忘國恥。
各地日資企業工人,不顧軍閥鎮壓,奮起罷工。
北京、漢口等地人民,上街遊行示威。
愛國學生集會演講,甚而“刺血上書”“斷指自誓”,宣傳救亡。
鬥争從通都大邑發展到窮鄉僻壤,海外華僑也紛紛譴責賣國政府。
中國人民的英勇鬥争,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使得“二十一條”從一開始就未能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