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南京臨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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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凱的“種種失信”，并指出：“若因此而再起兵釁，全惟袁世凱是咎，舉國軍民，均欲滅袁氏而後朝食。
” 陰險狡詐的袁世凱感到兩面受挫，處境極窘，立即在暗地裡加緊“逼宮”的步伐。
在他的授意下，不久前還通電主張君主立憲的段祺瑞，1月26日領銜以前線四十六名将領名義緻電清廷：“懇請渙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山西巡撫張錫銮、河南巡撫齊耀琳、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出使各國的外交官劉玉麟、沈瑞麟等也都紛紛電奏，要求清廷實行共和。
恰在這時，宗社黨首領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貴族人人膽落。
隆裕太後萬般無奈，2月3日授予袁世凱全權，要他同南京臨時政府磋商退位條件。
經過南北雙方的多次交涉，2月9日确定了“優待條件”八款，規定清帝退位後，其尊号仍存不廢，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皇室費用每年四百萬元，由民國撥給；清帝暫住故宮，日後移居頤和園；其原有私産，由民國負責保護等。
隆裕太後接受了這些條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頒發退位诏書。
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孫中山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推薦袁世凱繼任大總統。
為了使袁世凱離開其經營多年的北京老窩，置于南方革命黨人的監督之下，孫中山特意在咨文中附帶提了三個條件：（1）臨時政府設于南京；（2）新總統到南京就職時，大總統及國務員再行解職；（3）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的一切法律和章程。
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18日派蔡元培為專使，汪精衛、宋教仁等為歡迎員，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
狡猾的袁世凱為蔡元培等人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給予熱情招待，表示極願南下，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
又裝腔作勢地與陸軍各統制和民政首領協商留守人員，甚至讨論南下的路線。
可是，29日的傍晚，在他指使下，陸軍第三鎮的部分士兵發動兵變，在東城和前門一帶肆行焚掠，并沖入迎袁專使蔡元培的住處，把行李和文件等物擄掠一空。
3月1日，天津和保定也發生軍隊哄搶事件，這些都是袁世凱事先布置的。
京、津、保的商務總會齊聲喊叫，請求袁世凱拒絕南下，北洋将領聯名通電，主張把臨時政府設在北京。
各國駐華公使則以保衛使館為名，先後從外地調兵入京，一時把北京的形勢搞得十分緊張。
袁世凱便以此為借口，說南下就職“暫難辦到”。
蔡元培識不破袁世凱的陰謀詭計，電請南京臨時政府對袁世凱進行遷就。
孫中山隻好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袁世凱指使發動“兵變”後的情景 孫中山提出的三個條件已有兩條失效，但他仍對第三條抱有希望。
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南京參議院用一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共七章五十六條，3月11日正式公布。
這個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而“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
政權的組織形式改為内閣制，内閣直接向國會負責，全體國務員與臨時大總統組成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
同時，這個約法還規定，全國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财産、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居住、遷徙、信仰等自由，均能享受請願、陳訴、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等民主權利。
盡管這個約法所體現的是資産階級的意願和利益，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衆的要求，但是，具有資産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有進步意義的。
然而，它隻是紙面上的東西，孫中山想在沒有任何武裝力量和政權為後盾的情況下，用它去約束袁世凱，那是無濟于事的。
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宣讀了“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的誓詞，任命唐紹儀為總理，負責組織第一屆内閣。
他把内政、外交、陸軍和海軍四個主要的部，都交由自己的心腹爪牙主管，隻把教育、農林、工商和司法四部，分别讓同盟會員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和王寵惠擔任總長。
而握有軍權的黃興則被任命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
孫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職，臨時政府陸續北遷，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至此便落入袁世凱的口袋。
正如毛澤東精辟地指出的：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
“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
” 中華民國首屆内閣（唐紹儀任總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這雖然是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但是，由于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害怕觸動資本主義列強，反封建也很不徹底。
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地位和特權，絲毫沒有觸動；地主買辦的權勢，依然保持；中國人民仍舊在資本主義列強和封建勢力兩座大山壓迫下。
一句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根本沒有改變。
因此，辛亥革命終究歸于失敗。
” 陰險狡詐的袁世凱感到兩面受挫，處境極窘，立即在暗地裡加緊“逼宮”的步伐。
在他的授意下，不久前還通電主張君主立憲的段祺瑞，1月26日領銜以前線四十六名将領名義緻電清廷：“懇請渙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山西巡撫張錫銮、河南巡撫齊耀琳、署理直隸總督張鎮芳、出使各國的外交官劉玉麟、沈瑞麟等也都紛紛電奏，要求清廷實行共和。
恰在這時，宗社黨首領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貴族人人膽落。
隆裕太後萬般無奈，2月3日授予袁世凱全權，要他同南京臨時政府磋商退位條件。
經過南北雙方的多次交涉，2月9日确定了“優待條件”八款，規定清帝退位後，其尊号仍存不廢，民國待以外國君主之禮；皇室費用每年四百萬元，由民國撥給；清帝暫住故宮，日後移居頤和園；其原有私産，由民國負責保護等。
隆裕太後接受了這些條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頒發退位诏書。
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孫中山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推薦袁世凱繼任大總統。
為了使袁世凱離開其經營多年的北京老窩，置于南方革命黨人的監督之下，孫中山特意在咨文中附帶提了三個條件：（1）臨時政府設于南京；（2）新總統到南京就職時，大總統及國務員再行解職；（3）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的一切法律和章程。
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18日派蔡元培為專使，汪精衛、宋教仁等為歡迎員，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
狡猾的袁世凱為蔡元培等人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給予熱情招待，表示極願南下，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
又裝腔作勢地與陸軍各統制和民政首領協商留守人員，甚至讨論南下的路線。
可是，29日的傍晚，在他指使下，陸軍第三鎮的部分士兵發動兵變，在東城和前門一帶肆行焚掠，并沖入迎袁專使蔡元培的住處，把行李和文件等物擄掠一空。
3月1日，天津和保定也發生軍隊哄搶事件，這些都是袁世凱事先布置的。
京、津、保的商務總會齊聲喊叫，請求袁世凱拒絕南下，北洋将領聯名通電，主張把臨時政府設在北京。
各國駐華公使則以保衛使館為名，先後從外地調兵入京，一時把北京的形勢搞得十分緊張。
袁世凱便以此為借口，說南下就職“暫難辦到”。
蔡元培識不破袁世凱的陰謀詭計，電請南京臨時政府對袁世凱進行遷就。
孫中山隻好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
袁世凱指使發動“兵變”後的情景 孫中山提出的三個條件已有兩條失效，但他仍對第三條抱有希望。
在他的親自主持下，南京參議院用一個月的時間起草了一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共七章五十六條，3月11日正式公布。
這個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而“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
政權的組織形式改為内閣制，内閣直接向國會負責，全體國務員與臨時大總統組成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職權。
同時，這個約法還規定，全國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财産、營業、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居住、遷徙、信仰等自由，均能享受請願、陳訴、考試、選舉和被選舉等民主權利。
盡管這個約法所體現的是資産階級的意願和利益，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衆的要求，但是，具有資産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有進步意義的。
然而，它隻是紙面上的東西，孫中山想在沒有任何武裝力量和政權為後盾的情況下，用它去約束袁世凱，那是無濟于事的。
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宣讀了“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的誓詞，任命唐紹儀為總理，負責組織第一屆内閣。
他把内政、外交、陸軍和海軍四個主要的部，都交由自己的心腹爪牙主管，隻把教育、農林、工商和司法四部，分别讓同盟會員蔡元培、宋教仁、陳其美和王寵惠擔任總長。
而握有軍權的黃興則被任命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
孫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職，臨時政府陸續北遷，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至此便落入袁世凱的口袋。
正如毛澤東精辟地指出的：辛亥革命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
“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隻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并沒有完成。
” 中華民國首屆内閣（唐紹儀任總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這雖然是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但是，由于領導這次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産階級的軟弱，害怕觸動資本主義列強，反封建也很不徹底。
資本主義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地位和特權，絲毫沒有觸動；地主買辦的權勢，依然保持；中國人民仍舊在資本主義列強和封建勢力兩座大山壓迫下。
一句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根本沒有改變。
因此，辛亥革命終究歸于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