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民族資本與産業工人

關燈
佐卿在上海創辦公和永機器缫絲廠,初時有絲車一百部,營業不振。

    1887年後開始振興,絲車增至九百部,資本二十萬元。

    除公和永外,1884到1894年間,上海還有坤記、裕慎、延昌、正和、綸華五家絲廠,各有絲車二三百部,工人四五百至千餘人不等。

     棉紡織業方面的民族資本企業出現較晚,如果把機器軋花廠算在内,也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現。

    1882年,上海已有幾家機器軋花廠,如設在新閘的棉利公司,有資本一萬五千兩,使用軋花機器四十台;設在楊樹浦的源記公司,有資本二十萬兩,使用軋花機器一百二十台。

    1887年,甯波也建立了一家通久源機器軋花廠,有資本五萬元,從日本購入蒸汽發動機、鍋爐和四十台新式軋花機,有工人三四百名,日夜開工,并聘用日本工程師和技師。

    當時,該廠所用原料籽棉每擔四元三角,三擔籽棉可軋成皮棉一擔,值十四元二角,棉籽每擔還可賣八角。

    因獲利較豐,1891年後又向英、日添購設備,到1893年已年産皮棉六萬多擔。

    1894年擴建紡紗車間,但直到甲午戰後的1896年,其紡紗車間才投産,廠名亦改為通久源紗廠。

     在甲午戰争以前,除了洋務派經營的上海機器織布局、湖北織布官局和上海華新紡織新局外,民族資本經營的正式機器棉紡廠,隻有1894年由朱鴻度在上海創設的裕源紗廠,有紗錠二萬五千枚,一切機器設備均購自英國。

     機器面粉廠的創辦也較早,最早的是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創設的贻來牟機器磨坊,隻有一台磨粉機,但因功效高,加工出來的面粉色澤純白,每年能獲利六七千兩。

    接着,上海裕泰恒火輪面局(1883年)、福州機器面粉廠(1887年)相繼建立。

    1891年,武舉人出身的商人李福明,建立北京機器磨坊。

     從八十年代起,上海、天津、重慶、廣州、福州、慈溪、太原等地,都創辦了一些火柴廠。

    其中上海在九十年代初,有燮昌、榮昌、燧昌三家火柴廠,後面兩家創立不久就倒閉了。

    燮昌較大,有資本五萬兩,職工八百人,日産火柴五十箱(每箱五十大包),其原料分别從歐洲、日本進口。

     在造紙和印刷方面,1882和1890年廣州相繼建立了兩家機器造紙廠,其中後建的那一家有資本十五萬兩,工人一百名,還聘用兩名英國技師,機器也向英國購入,每周産紙四十噸。

    1891年,李鴻章集商股在上海建立倫章造紙廠,實招資本十一萬兩,有工人約一百名,外國技師一人,月産紙六十噸。

    印刷業方面以1882年徐潤和徐鴻複在上海創辦的同文書局最早,有工人五百名,石印機二十架,專事翻印古代善本書,有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齋書畫譜》等。

    1887年李盛铎在上海創設蜚英館石印局,有工人幾百名,印書機十多架,多購自英國,專印供科場士子攜帶方便的圖書,并在北京、重慶、廣州等地設分店,營業興旺。

    此外,武昌、蘇州、甯波、杭州、廣東等地,也相繼創辦石印書局,唯所印之書多不及上海的精美。

     在重工業方面,民族資本的力量微乎其微,主要在上海、廣州、漢口等地,有幾家船舶修造廠。

    其中以上海均昌船廠規模最大,除修理外,還制造過幾隻小汽輪船。

    此外,上海還有幾家規模很小、隻從事配制零件和修理機器等業務的機器修理廠。

     在民族資本經營的礦業方面,雖有徐州利國驿煤鐵礦、安徽池州煤礦和貴池煤礦、湖北荊門煤礦、直隸臨城煤礦等多家煤礦,以及還有十來個金、銀、銅、鉛礦,但大多隻是在原先土法開采的基礎上,對個别工序改用機器而成,規模也都不大。

     以上就是中國民族資本産生時期所創辦的一些主要企業,從中可看到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中國民族資本的一些主要工廠,不是按正常情況下由簡單協作到工場手工業、再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這樣的程序而來,而是在外國資本入侵,破壞了中國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工場手工業),又加速了自然經濟解體的條件下,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技術,創辦起來的。

     第二,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多屬投資少、規模小的企業,很少大型的,遠比外資經營的企業小。

    例如,英資經營的祥生船廠資本八十萬兩,耶松船廠七十五萬兩,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一百五十六萬元;而民族資本船廠最大的上海均昌船廠,隻有資本四萬七千元。

    它也比洋務派企業小得多。

    例如,對1894年前五十四個民族資本企業的統計,共有資本四百八十萬元,平均每個不到九萬元;而同時期十九個洋務企業,有資本一千六百二十萬元,平均每個八十五萬元。

    此外,中國民族資本一直都以輕工業為主,重工業十分微薄。

     第三,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分布很集中,極大多數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以上海為多,廣州次之,武漢再次之。

    除了因為這些城市經濟較發達、交通較便利外,還由于這些地方便于向外國購買設備和借用技術,有的甚至還故意設在外國租界,以求得到外國的政治“保護”。

    所以,這種布局,正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性的一個反映。

     第四,由于中國民族資本産生在中國已開始淪為半殖民地的時代,自始即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嚴重壓迫。

    當中國民族工業的産品一上市場,外國資本就以降價傾銷等方法,排擠中國商品,不少民族資本因而被迫倒閉。

    例如,上海榮昌、燧昌火柴廠開辦不久就倒閉,燮昌的産品也在上海滞銷,隻得遠運
0.06109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