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洋務和洋務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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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前、後兩部分，前學堂學法文和造船學；後學堂學英文和駕駛術，招收少年入學。
天津機器局這是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創辦的機器廠，丹麥駐天津領事英國人密妥士（J．A.T．Meadows）為總管，以制造火藥，供給衛戍京師的軍隊使用。
由于管理腐敗，毫無成效，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後，該局改由李鴻章接辦。
李鴻章特從香港招聘外國工匠，加以擴充，使之成為僅次于江南制造總局的大型兵工廠，主要制造火藥、子彈，以配合江南制造總局生産的槍炮。
此外，其他各省也陸續設廠制造軍火，以供各地清軍需要。
如左宗棠率軍進入陝甘時，設西安制造局，後又随軍遷往蘭州，改稱蘭州制造局；山東巡撫丁寶桢在濟南設立山東機器局，調任四川總督後，又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還有雲南、湖南、廣東、吉林、山西、浙江、台灣等地，也都分别籌辦過稱為機器局的兵工廠，而且皆由各省督撫動用官資設立，一般都規模較小，成效不大。
洋務官僚在“自強”口号下創辦的這些近代兵工廠，所生産的船艦、槍炮、彈藥，概由政府直接調撥軍隊使用，不計産品價格，更不作為商品參加市場交換；生産經費全由國庫按規定支付，企業本身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金内部積累。
它們的盛衰，主要決定于政府撥款的多寡，不取決于市場需求或企業本身的經營管理。
這類軍事工業，基本上是封建官營工業。
同時，由于這些工廠在技術和機器設備等方面，又處處仰賴外國，有濃厚的買辦性。
因此，洋務派的軍事工業，不是獨立的民族工業或資本主義企業。
然而，這類企業與舊式的封建官營工業也已有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它已不是手工業生産，而是近代化的大機器生産，還雇用了一些以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勞動者，即中國早期的工業無産階級。
所以，雖然這些軍事工業沒有擺脫傳統封建官營生産的舊質态，卻已不純粹是昔日封建工業的簡單翻版。
從它們使用大機器生産和利用雇傭勞動，已體現出近代中國生産方式中新陳代謝的過渡形态。
“曲全鄰好” 在洋務運動前期，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中法戰争前的二十幾年，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之間雖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争，但在這階段，外國資本主義侵吞蠶食中國邊疆的事件不斷發生，而且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和滲透，更是不斷加劇，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
那些正熱衷于搞“自強新政”的洋務派，雖然主觀上企圖“力保和局”，不敢開罪侵略者，但為形勢所迫，也被卷入對外交涉的漩渦。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的反帝鬥争，大量表現為反洋教鬥争。
高喊以“十字架征服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曾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打開中國大門的重要幫手。
1860年以後，由于《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規定了“護教”條款，外國侵略者攫取到在中國内地各省“租買田地”、建造教堂的特權。
從此，外國教會的傳教士們大批湧進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從沿海到内陸，都有他們活動的足迹。
由于這些教會勢力在進行傳教活動的過程中，幹犯中國主權，竊取中國情報，盤剝與殘害中國百姓的肮髒侵略勾當，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抗。
各地群衆紛紛掀起反對外國教會勢力侵略的自發鬥争，從而出現幾乎遍及全國的“教案”。
遍及中國城鄉的外國教堂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各地發生的重大教案有：南昌教案（1862年），重慶教案（1863年），四川酉陽教案（1865年和1869年先後兩次），貴州遵義教案（1866年），河南南陽教案、江蘇揚州教案、台灣教案（均為1868年），天津教案（1870年），四川黔江教案（1874年），還有安徽建平、宣城、甯國、廣德等地的教案（1876年），等等。
其中又以天津教案的規模最大，影響尤深。
在發生這些教案時，外國侵略者照例大肆要挾，乘機勒索，從而引起一次次交涉。
從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的表現，不難看出洋務派在中外交涉中的态度。
天津人民多年來遭受法國天主教會欺淩壓榨，對那些為非作歹的傳教士，早已恨之入骨。
1870年6月間，天津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收養的嬰兒，因流行病傳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屍體潰爛，慘不忍睹，引起群衆公憤。
此時天津一帶哄傳發生幼童被迷拐事件，也與天主教堂有關。
于是，天津民衆于6月20日聚集育嬰堂前，要求入内檢查。
正當民衆代表在征得該堂負責修女同意後，準備入内檢查時，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V．Fontanier）得報親自趕到育嬰堂，不問情由，就把民衆代表轟出堂外。
天津機器局這是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創辦的機器廠，丹麥駐天津領事英國人密妥士（J．A.T．Meadows）為總管，以制造火藥，供給衛戍京師的軍隊使用。
由于管理腐敗，毫無成效，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後，該局改由李鴻章接辦。
李鴻章特從香港招聘外國工匠，加以擴充，使之成為僅次于江南制造總局的大型兵工廠，主要制造火藥、子彈，以配合江南制造總局生産的槍炮。
此外，其他各省也陸續設廠制造軍火，以供各地清軍需要。
如左宗棠率軍進入陝甘時，設西安制造局，後又随軍遷往蘭州，改稱蘭州制造局；山東巡撫丁寶桢在濟南設立山東機器局，調任四川總督後，又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還有雲南、湖南、廣東、吉林、山西、浙江、台灣等地，也都分别籌辦過稱為機器局的兵工廠，而且皆由各省督撫動用官資設立，一般都規模較小，成效不大。
洋務官僚在“自強”口号下創辦的這些近代兵工廠，所生産的船艦、槍炮、彈藥，概由政府直接調撥軍隊使用，不計産品價格，更不作為商品參加市場交換；生産經費全由國庫按規定支付，企業本身沒有從利潤轉化來的資金内部積累。
它們的盛衰，主要決定于政府撥款的多寡，不取決于市場需求或企業本身的經營管理。
這類軍事工業，基本上是封建官營工業。
同時，由于這些工廠在技術和機器設備等方面，又處處仰賴外國，有濃厚的買辦性。
因此，洋務派的軍事工業，不是獨立的民族工業或資本主義企業。
然而，這類企業與舊式的封建官營工業也已有不同，這主要表現在它已不是手工業生産，而是近代化的大機器生産，還雇用了一些以出賣勞動力謀生的勞動者，即中國早期的工業無産階級。
所以，雖然這些軍事工業沒有擺脫傳統封建官營生産的舊質态，卻已不純粹是昔日封建工業的簡單翻版。
從它們使用大機器生産和利用雇傭勞動，已體現出近代中國生産方式中新陳代謝的過渡形态。
“曲全鄰好” 在洋務運動前期，即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中法戰争前的二十幾年，外國侵略者與中國之間雖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争，但在這階段，外國資本主義侵吞蠶食中國邊疆的事件不斷發生，而且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和滲透，更是不斷加劇，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抗。
那些正熱衷于搞“自強新政”的洋務派，雖然主觀上企圖“力保和局”，不敢開罪侵略者，但為形勢所迫，也被卷入對外交涉的漩渦。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的反帝鬥争，大量表現為反洋教鬥争。
高喊以“十字架征服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曾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打開中國大門的重要幫手。
1860年以後，由于《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規定了“護教”條款，外國侵略者攫取到在中國内地各省“租買田地”、建造教堂的特權。
從此，外國教會的傳教士們大批湧進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從沿海到内陸，都有他們活動的足迹。
由于這些教會勢力在進行傳教活動的過程中，幹犯中國主權，竊取中國情報，盤剝與殘害中國百姓的肮髒侵略勾當，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怒和反抗。
各地群衆紛紛掀起反對外國教會勢力侵略的自發鬥争，從而出現幾乎遍及全國的“教案”。
遍及中國城鄉的外國教堂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各地發生的重大教案有：南昌教案（1862年），重慶教案（1863年），四川酉陽教案（1865年和1869年先後兩次），貴州遵義教案（1866年），河南南陽教案、江蘇揚州教案、台灣教案（均為1868年），天津教案（1870年），四川黔江教案（1874年），還有安徽建平、宣城、甯國、廣德等地的教案（1876年），等等。
其中又以天津教案的規模最大，影響尤深。
在發生這些教案時，外國侵略者照例大肆要挾，乘機勒索，從而引起一次次交涉。
從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的表現，不難看出洋務派在中外交涉中的态度。
天津人民多年來遭受法國天主教會欺淩壓榨，對那些為非作歹的傳教士，早已恨之入骨。
1870年6月間，天津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收養的嬰兒，因流行病傳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屍體潰爛，慘不忍睹，引起群衆公憤。
此時天津一帶哄傳發生幼童被迷拐事件，也與天主教堂有關。
于是，天津民衆于6月20日聚集育嬰堂前，要求入内檢查。
正當民衆代表在征得該堂負責修女同意後，準備入内檢查時，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H．V．Fontanier）得報親自趕到育嬰堂，不問情由，就把民衆代表轟出堂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