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反清烽火遍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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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任廣西提督，一直率軍與太平軍周旋，尾随太平軍從廣西到江南。
在太平軍攻克南京之後半個多月，他率軍于4月7日抵南京城外，在孝陵衛一帶紮營，所部共有綠營兵約一萬七千人，是為“江南大營”，其任務是遏阻太平軍東下，并随時威脅太平天國的首都。
江北大營統帥是琦善，建立于1853年4月，駐紮在揚州附近邵伯埭等處，主要是八旗軍組成，總兵力有二萬多人，其任務是阻止太平軍北上，封鎖太平天國北面交通，并與江南大營呼應，以威脅天京。
江南、江北兩個大營，總兵力近四萬人，都是清朝正規軍，戰鬥力不強，但由于人多器精，且一南一北盤踞天京近旁，因此對太平天國構成了經常性的威脅。
随着太平軍向長江中下遊迅猛進軍，在清朝正規軍一觸即潰、不戰自逃的局勢下，清政府令各地在籍官紳協助地方當局舉辦團練，以鎮壓民變。
所謂團練，包括“鄉勇”“團勇”兩種。
随營打仗，官給口糧的是鄉勇；地主築堡防守，口糧由地方自籌的是團勇。
它們都是地方性的地主武裝。
曾國藩的湘軍，就是根據清政府舉辦團練的命令糾集起來的一支兇狠的地主武裝。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号滌生，湖南湘鄉荷葉塘（今屬雙峰縣）人。
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從此依附權貴穆彰阿、倭仁門下，官運亨通，至1849年已升到禮部侍郎。
他汲取孔孟和理學中的心術學，平時以“忠勤”“不要錢、不怕死、不戀官”之類相标榜，提倡死心塌地為清朝的統治效勞。
1852年秋，曾國藩因母死回籍守制。
次年1月8日，清廷命他為幫辦團練大臣，到長沙助湖南巡撫（初為張亮基，2月3日改為潘铎，4月20日後為駱秉章）舉辦本省團練。
在此以前，湖南各州縣已有不少團練，以江忠源的“楚勇”和羅澤南的“湘勇”為最著。
曾國藩到長沙後，以“楚勇”和“湘勇”為基礎（但不久江忠源率楚勇他調），先在長沙建一大團，另定營制、營規及各種章程，加緊操練，同時設立“審案局”，四出鎮壓民變。
湘軍頭子曾國藩 鑒于綠營兵有嚴重的“營伍習氣”和種種弊病，曾國藩決意用新的辦法創建湘軍。
他以羅澤南的“湘勇”為班底，以封建宗族、鄉土、師生等關系為紐帶，聯結了一批教建士子為将領，再由他們層層自招官弁兵丁。
如，曾國藩指定統領一人，由統領自選營官，營官自選哨官，哨官自選什長，什長自選勇丁。
這樣，使全軍各級層層相依，“指臂相連，弁勇視營哨，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
”這種辦法加強了湘軍内部的團結，也開創了中國近代軍閥制度的先例。
在創建湘軍過程中，曾國藩采納江忠源創建水師的建議，1853年秋在衡州、湘潭設廠造船，配置洋炮，由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招募水手，訓練水師人員。
1854年2月，湘軍（曾國藩自己一直稱為“湘勇”）正式建成，計有陸勇五千人、水勇五千人，連同夫役等，全軍共一萬七千人，以後又繼續擴充。
湘軍的軍官多為封建衛道立場堅決的士大夫，士兵多為“樸實少心竅”的山鄉農民。
這支隊伍水陸并重，有新式武器，有各種宗法關系聯結，組織嚴密，其戰鬥力是太平軍以往的對手綠營、八旗遠遠不及的。
湘軍成軍後，曾國藩率師對太平軍作戰。
出師以前，他發布《讨粵匪檄》，誣蔑攻擊太平軍，還特别針對太平天國“反儒毀佛”的行動，利用知識分子和群衆中對孔（丘）、孟（轲）、關（羽）、嶽（飛）和神佛、祖先的崇拜，大肆攻擊太平天國，号召“讀書識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等等起來，以捍衛孔孟之道、封建倫理及清朝統治。
從此，湘軍成為太平天國的勁敵。
在随後十幾年中，雙方進行了無數次激戰。
為了支付浩大的軍費以鎮壓起義，清政府除了擴大賣官鬻爵，強索硬派，濫鑄當十、當百、當千大錢，增加和預征田畝稅，增加漕糧浮收等等之外，最重要的一項搜刮措施，就是推廣厘金制度。
厘金制是由江北大營幫辦軍務大臣雷以據其幕僚錢江的建議創立的。
它是一種工商稅，初分活厘（又名行厘）和闆厘（又名坐厘）兩種，前者為貨物通過稅，向行商抽征，後者為商品交易稅，在産地或銷地向坐賈抽征。
名義上皆為值百抽一。
1853年夏，雷以開始先在揚州附近的仙女廟試行；同年10月，他在裡下河設局，向揚州附近各鎮米行抽取厘金，每米一石抽捐五十文，半年後已抽征了二萬串錢（二千萬文）。
從1854年3月起，進而推行到裡下河各州縣米行和其他各業大戶店鋪，并又在仙女廟和泰州設局。
由于搜刮到了油水，雷以便奏請朝廷推廣，說此法“細水長流，源遠不竭，于軍需實有裨益”[1]。
清政府正在财政萬分拮據之中，得奏後即令大江南北各省試行，至1855年後很快在各地實行。
清政府依靠厘金制，每年搜刮到數以千萬兩計的銀子，在解決其亟感緊迫的籌饷問題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厘金在名義上雖值百抽一，但由于不但在産銷兩地對貨物起征，又在貨物運銷中，沿途往往一抽再抽。
抽征的又都是華商貨物，對外商貨物盡量避免抽征。
這樣，厘金制的推廣，嚴重阻礙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本國商品更難與外國商品競争了。
而且在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厘金
在太平軍攻克南京之後半個多月，他率軍于4月7日抵南京城外，在孝陵衛一帶紮營，所部共有綠營兵約一萬七千人，是為“江南大營”，其任務是遏阻太平軍東下，并随時威脅太平天國的首都。
江北大營統帥是琦善，建立于1853年4月，駐紮在揚州附近邵伯埭等處，主要是八旗軍組成，總兵力有二萬多人，其任務是阻止太平軍北上，封鎖太平天國北面交通，并與江南大營呼應，以威脅天京。
江南、江北兩個大營，總兵力近四萬人，都是清朝正規軍，戰鬥力不強，但由于人多器精，且一南一北盤踞天京近旁，因此對太平天國構成了經常性的威脅。
随着太平軍向長江中下遊迅猛進軍，在清朝正規軍一觸即潰、不戰自逃的局勢下，清政府令各地在籍官紳協助地方當局舉辦團練，以鎮壓民變。
所謂團練，包括“鄉勇”“團勇”兩種。
随營打仗，官給口糧的是鄉勇；地主築堡防守，口糧由地方自籌的是團勇。
它們都是地方性的地主武裝。
曾國藩的湘軍，就是根據清政府舉辦團練的命令糾集起來的一支兇狠的地主武裝。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号滌生，湖南湘鄉荷葉塘（今屬雙峰縣）人。
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從此依附權貴穆彰阿、倭仁門下，官運亨通，至1849年已升到禮部侍郎。
他汲取孔孟和理學中的心術學，平時以“忠勤”“不要錢、不怕死、不戀官”之類相标榜，提倡死心塌地為清朝的統治效勞。
1852年秋，曾國藩因母死回籍守制。
次年1月8日，清廷命他為幫辦團練大臣，到長沙助湖南巡撫（初為張亮基，2月3日改為潘铎，4月20日後為駱秉章）舉辦本省團練。
在此以前，湖南各州縣已有不少團練，以江忠源的“楚勇”和羅澤南的“湘勇”為最著。
曾國藩到長沙後，以“楚勇”和“湘勇”為基礎（但不久江忠源率楚勇他調），先在長沙建一大團，另定營制、營規及各種章程，加緊操練，同時設立“審案局”，四出鎮壓民變。
湘軍頭子曾國藩 鑒于綠營兵有嚴重的“營伍習氣”和種種弊病，曾國藩決意用新的辦法創建湘軍。
他以羅澤南的“湘勇”為班底，以封建宗族、鄉土、師生等關系為紐帶，聯結了一批教建士子為将領，再由他們層層自招官弁兵丁。
如，曾國藩指定統領一人，由統領自選營官，營官自選哨官，哨官自選什長，什長自選勇丁。
這樣，使全軍各級層層相依，“指臂相連，弁勇視營哨，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
”這種辦法加強了湘軍内部的團結，也開創了中國近代軍閥制度的先例。
在創建湘軍過程中，曾國藩采納江忠源創建水師的建議，1853年秋在衡州、湘潭設廠造船，配置洋炮，由褚汝航、楊載福、彭玉麟等招募水手，訓練水師人員。
1854年2月，湘軍（曾國藩自己一直稱為“湘勇”）正式建成，計有陸勇五千人、水勇五千人，連同夫役等，全軍共一萬七千人，以後又繼續擴充。
湘軍的軍官多為封建衛道立場堅決的士大夫，士兵多為“樸實少心竅”的山鄉農民。
這支隊伍水陸并重，有新式武器，有各種宗法關系聯結，組織嚴密，其戰鬥力是太平軍以往的對手綠營、八旗遠遠不及的。
湘軍成軍後，曾國藩率師對太平軍作戰。
出師以前，他發布《讨粵匪檄》，誣蔑攻擊太平軍，還特别針對太平天國“反儒毀佛”的行動，利用知識分子和群衆中對孔（丘）、孟（轲）、關（羽）、嶽（飛）和神佛、祖先的崇拜，大肆攻擊太平天國，号召“讀書識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等等起來，以捍衛孔孟之道、封建倫理及清朝統治。
從此，湘軍成為太平天國的勁敵。
在随後十幾年中，雙方進行了無數次激戰。
為了支付浩大的軍費以鎮壓起義，清政府除了擴大賣官鬻爵，強索硬派，濫鑄當十、當百、當千大錢，增加和預征田畝稅，增加漕糧浮收等等之外，最重要的一項搜刮措施，就是推廣厘金制度。
厘金制是由江北大營幫辦軍務大臣雷以據其幕僚錢江的建議創立的。
它是一種工商稅，初分活厘（又名行厘）和闆厘（又名坐厘）兩種，前者為貨物通過稅，向行商抽征，後者為商品交易稅，在産地或銷地向坐賈抽征。
名義上皆為值百抽一。
1853年夏，雷以開始先在揚州附近的仙女廟試行；同年10月，他在裡下河設局，向揚州附近各鎮米行抽取厘金，每米一石抽捐五十文，半年後已抽征了二萬串錢（二千萬文）。
從1854年3月起，進而推行到裡下河各州縣米行和其他各業大戶店鋪，并又在仙女廟和泰州設局。
由于搜刮到了油水，雷以便奏請朝廷推廣，說此法“細水長流，源遠不竭，于軍需實有裨益”[1]。
清政府正在财政萬分拮據之中，得奏後即令大江南北各省試行，至1855年後很快在各地實行。
清政府依靠厘金制，每年搜刮到數以千萬兩計的銀子，在解決其亟感緊迫的籌饷問題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厘金在名義上雖值百抽一，但由于不但在産銷兩地對貨物起征，又在貨物運銷中，沿途往往一抽再抽。
抽征的又都是華商貨物，對外商貨物盡量避免抽征。
這樣，厘金制的推廣，嚴重阻礙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使本國商品更難與外國商品競争了。
而且在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厘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