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鴉片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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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三十七團第三連“失蹤”了，隻得調兩連水兵再到戰地搜索。
天黑雨大，一直折騰到晚上九時，水兵們才和找到的第三連共同返回四方炮台。
原來，第三連在撤退時和來複槍聯隊失散，被三元裡人民截住了。
為了逃命，他們一個挨一個結成方陣，一步步向後撤退。
但他們仍然受到三元裡人民的懲罰，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軍官和十四名士兵受重傷。
三元裡一仗，打死打傷英軍近五十名，繳獲大量戰利品。
人們熱情贊頌：“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
” 戰鬥仍在繼續。
31日上午十時，廣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縣等縣四百餘鄉義勇數萬人，趕來與三元裡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層層包圍。
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殺聲震天。
英軍則龜縮在炮台裡，等待援救。
正在緊張時刻，八千多名全副武裝的清軍，偃旗息鼓，從城裡撤向《廣州和約》規定的金山地區。
他們經過四方炮台時，卧烏古又添一番虛驚，是否“意中有詐”？但清軍卻對這裡發生的火熱鬥争熟視無睹。
這一天，義律趕來後也被包圍。
他們立即派奸細混出重圍，帶信給廣州知府餘保純說，義勇必須立刻散開，否則英軍将解除和約，繼續攻城，燒掉附近每個村鎮。
奕山吓壞了，馬上派餘保純帶領南海、番禺縣令，出城為英軍解圍。
餘保純打躬作揖，央求群衆撤圍。
可是群衆恨透了他，罵他“通夷賣國”。
餘保純無所施其技，就威脅地主、士紳們說，“如果鄉民不退，将來萬一有事，要由你們負責”。
士紳們害怕了，經不起餘保純的一吓一壓，有的丢下群衆溜走；有的幫助“勸散”群衆。
鬥争被賣國的清朝官員和動搖的地主士紳破壞了。
餘保純在人民的嘩笑聲中，護着義律和侵略軍狼狽撤走。
群衆隊伍暫時分散，但抗英烽火并沒有熄滅。
6月1日，英國侵略軍撤出虎門。
7日，當義律出告示為英軍的敗退辯解，恫吓中國人民“後毋再犯”時，人民群衆立即在商館門前貼出告示加以痛斥，警告侵略者說：你們若敢再來，我們一定“自己出力”，“殺盡爾等”，否則，“便非頂天立地男子漢”。
戰火燒到南京 廣州戰役結束後，奕山在給道光皇帝的奏報中，以謊言編造“勝利”。
他将大敗而逃化為“大挫其鋒”，将喪膽求降改作義律“乞撫”，将付出賠款變成“墊借商欠”。
于是，道光皇帝批準投降就變成“準令通商”，并下令各省裁兵撤防。
腐敗的清政府苟且偷安，欲壑無底的英國侵略者卻遠不以《穿鼻草約》已經攫取的利益為滿足。
1841年4月10日，帕麥斯頓在接到義律關于訂立《穿鼻草約》的報告後，上書英國女王說：“義律似乎已經把寄給他的訓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艦隊的行動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他可以自由規定條款的時候，他好象還是同意了極其不夠的條件。
”4月30日，英國内閣會議否決了這個條約，并且決定召回義律，改派在印度幹了四十年侵略活動的璞鼎查（HenryPottinger）為侵華全權公使。
5月31日，帕麥斯頓在給璞鼎查的訓令中指出，如果清政府對英國提出的一切要求不能完全無條件地依允，就決不能停止軍事行動。
1841年8月，璞鼎查到達中國，率領侵華海軍司令巴爾克（WilliamParker）少将、陸軍司令卧烏古少将，以及軍艦二十六艘、陸軍三千五百人北犯。
鴉片戰争的第三段落開始了。
8月25日，英軍突然襲擊廈門，清軍激烈抵抗。
26日，鼓浪嶼和廈門相繼失陷。
9月下旬，英軍主力在浙江舟山海面集結。
當時，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駐守鎮海前線。
裕謙，鑲黃旗蒙古人，鴉片戰争爆發後，堅持抵抗外敵，反對伊裡布等人妥協求降，揭發琦善誤國罪行。
1841年2月受命赴浙江辦理海防後，派兵五千名，撥炮五十門，添築要塞，加強了定海防務。
6月，曾上奏挽留被革職的林則徐駐紮鎮海軍營，協助抗英，未獲道光皇帝批準。
9月25日，英軍再攻定海時，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五千守軍堅決抵抗，浴血奮戰六晝夜。
10月1日，英軍由五奎山、東港浦、曉峰嶺三路大舉進攻，定海再陷。
鄭國鴻、王錫朋揮刀殺敵，英勇戰死；葛雲飛率兵沖入敵陣，負傷四十餘處，壯烈犧牲。
接着，英軍進攻鎮海。
裕謙召集文武官弁祭神立誓：“斷不敢以兵單退守為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為詞，受夷人片紙。
”但是，浙江提督餘步雲貪生怕死，不戰而逃。
10月10日，鎮海淪陷，裕謙悲憤投水，以身殉國。
13日，甯波被侵占。
英軍從甯波府庫中，就搶走了價值十二萬元的現金和紋銀，可供侵略軍兩年之用的糧食，以及大量絲綢和瓷器，此外，還向市民勒索了巨額“犒軍費”。
在侵犯閩、浙沿海的同時，英國侵略軍還兩次竄犯台灣。
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和道員姚瑩，在當地人民熱情支持下，奮起抵抗。
1841年9月，打退英軍對雞籠（今基隆）的進攻。
1842年2月，英軍進犯淡水、彰化之間的大安港時，達洪阿等又計誘敵艦由土地公港駛進，觸于暗礁，發兵伏擊制勝。
兩次戰鬥，殲俘英軍二百餘名，挫敗了他們企圖侵占台灣的野心。
浙東連失定海、鎮海、甯波三城，清朝統治者指望的“太平”又成泡影。
1841年10月18日，道光皇帝決定第二次出師，任命皇侄奕經為揚威将軍，侍郎文蔚和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大臣，牛鑒為兩江總督，調集内地數省軍隊，前往浙江應戰。
奕經帶着一幫随員，從北京去浙江，一路上遊山玩水，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
12月初到達蘇州後，借口籌備軍務，成天鬼混。
宿遷舉人臧纡青向奕經獻計：對英作戰除奏調四川、陝西、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分伏浙東三城，水陸并攻；着重以分兵埋伏的遊擊戰來困擾和襲擊敵人，然後以小部隊出戰，并以主力部隊作後援，水陸并進，内外夾攻，奪取最後勝利。
這個“伏勇散戰法”，在當時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基點在于“多用土勇、水勇”，強調“人自為戰”。
可是，在奕經眼裡，水勇鄉勇“所持兵械，不過稻杈木棒，無事或可壯聲威，遇敵則必先潰敗”，“均不可用”。
官兵既不中用，鄉勇又不可用，奕經便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爺的奇迹上。
1842年1月25日，奕經忽然做了一個夢，夢見“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文蔚說，他也做了一個
天黑雨大，一直折騰到晚上九時，水兵們才和找到的第三連共同返回四方炮台。
原來，第三連在撤退時和來複槍聯隊失散，被三元裡人民截住了。
為了逃命，他們一個挨一個結成方陣，一步步向後撤退。
但他們仍然受到三元裡人民的懲罰，有一名士兵被打死，一名軍官和十四名士兵受重傷。
三元裡一仗，打死打傷英軍近五十名，繳獲大量戰利品。
人們熱情贊頌：“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
” 戰鬥仍在繼續。
31日上午十時，廣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縣等縣四百餘鄉義勇數萬人，趕來與三元裡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層層包圍。
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殺聲震天。
英軍則龜縮在炮台裡，等待援救。
正在緊張時刻，八千多名全副武裝的清軍，偃旗息鼓，從城裡撤向《廣州和約》規定的金山地區。
他們經過四方炮台時，卧烏古又添一番虛驚，是否“意中有詐”？但清軍卻對這裡發生的火熱鬥争熟視無睹。
這一天，義律趕來後也被包圍。
他們立即派奸細混出重圍，帶信給廣州知府餘保純說，義勇必須立刻散開，否則英軍将解除和約，繼續攻城，燒掉附近每個村鎮。
奕山吓壞了，馬上派餘保純帶領南海、番禺縣令，出城為英軍解圍。
餘保純打躬作揖，央求群衆撤圍。
可是群衆恨透了他，罵他“通夷賣國”。
餘保純無所施其技，就威脅地主、士紳們說，“如果鄉民不退，将來萬一有事，要由你們負責”。
士紳們害怕了，經不起餘保純的一吓一壓，有的丢下群衆溜走；有的幫助“勸散”群衆。
鬥争被賣國的清朝官員和動搖的地主士紳破壞了。
餘保純在人民的嘩笑聲中，護着義律和侵略軍狼狽撤走。
群衆隊伍暫時分散，但抗英烽火并沒有熄滅。
6月1日，英國侵略軍撤出虎門。
7日，當義律出告示為英軍的敗退辯解，恫吓中國人民“後毋再犯”時，人民群衆立即在商館門前貼出告示加以痛斥，警告侵略者說：你們若敢再來，我們一定“自己出力”，“殺盡爾等”，否則，“便非頂天立地男子漢”。
戰火燒到南京 廣州戰役結束後，奕山在給道光皇帝的奏報中，以謊言編造“勝利”。
他将大敗而逃化為“大挫其鋒”，将喪膽求降改作義律“乞撫”，将付出賠款變成“墊借商欠”。
于是，道光皇帝批準投降就變成“準令通商”，并下令各省裁兵撤防。
腐敗的清政府苟且偷安，欲壑無底的英國侵略者卻遠不以《穿鼻草約》已經攫取的利益為滿足。
1841年4月10日，帕麥斯頓在接到義律關于訂立《穿鼻草約》的報告後，上書英國女王說：“義律似乎已經把寄給他的訓令完全置之度外，甚至在艦隊的行動已經獲得完全的勝利，他可以自由規定條款的時候，他好象還是同意了極其不夠的條件。
”4月30日，英國内閣會議否決了這個條約，并且決定召回義律，改派在印度幹了四十年侵略活動的璞鼎查（HenryPottinger）為侵華全權公使。
5月31日，帕麥斯頓在給璞鼎查的訓令中指出，如果清政府對英國提出的一切要求不能完全無條件地依允，就決不能停止軍事行動。
1841年8月，璞鼎查到達中國，率領侵華海軍司令巴爾克（WilliamParker）少将、陸軍司令卧烏古少将，以及軍艦二十六艘、陸軍三千五百人北犯。
鴉片戰争的第三段落開始了。
8月25日，英軍突然襲擊廈門，清軍激烈抵抗。
26日，鼓浪嶼和廈門相繼失陷。
9月下旬，英軍主力在浙江舟山海面集結。
當時，欽差大臣、兩江總督裕謙駐守鎮海前線。
裕謙，鑲黃旗蒙古人，鴉片戰争爆發後，堅持抵抗外敵，反對伊裡布等人妥協求降，揭發琦善誤國罪行。
1841年2月受命赴浙江辦理海防後，派兵五千名，撥炮五十門，添築要塞，加強了定海防務。
6月，曾上奏挽留被革職的林則徐駐紮鎮海軍營，協助抗英，未獲道光皇帝批準。
9月25日，英軍再攻定海時，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五千守軍堅決抵抗，浴血奮戰六晝夜。
10月1日，英軍由五奎山、東港浦、曉峰嶺三路大舉進攻，定海再陷。
鄭國鴻、王錫朋揮刀殺敵，英勇戰死；葛雲飛率兵沖入敵陣，負傷四十餘處，壯烈犧牲。
接着，英軍進攻鎮海。
裕謙召集文武官弁祭神立誓：“斷不敢以兵單退守為詞，離鎮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為詞，受夷人片紙。
”但是，浙江提督餘步雲貪生怕死，不戰而逃。
10月10日，鎮海淪陷，裕謙悲憤投水，以身殉國。
13日，甯波被侵占。
英軍從甯波府庫中，就搶走了價值十二萬元的現金和紋銀，可供侵略軍兩年之用的糧食，以及大量絲綢和瓷器，此外，還向市民勒索了巨額“犒軍費”。
在侵犯閩、浙沿海的同時，英國侵略軍還兩次竄犯台灣。
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和道員姚瑩，在當地人民熱情支持下，奮起抵抗。
1841年9月，打退英軍對雞籠（今基隆）的進攻。
1842年2月，英軍進犯淡水、彰化之間的大安港時，達洪阿等又計誘敵艦由土地公港駛進，觸于暗礁，發兵伏擊制勝。
兩次戰鬥，殲俘英軍二百餘名，挫敗了他們企圖侵占台灣的野心。
浙東連失定海、鎮海、甯波三城，清朝統治者指望的“太平”又成泡影。
1841年10月18日，道光皇帝決定第二次出師，任命皇侄奕經為揚威将軍，侍郎文蔚和副都統特依順為參贊大臣，牛鑒為兩江總督，調集内地數省軍隊，前往浙江應戰。
奕經帶着一幫随員，從北京去浙江，一路上遊山玩水，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
12月初到達蘇州後，借口籌備軍務，成天鬼混。
宿遷舉人臧纡青向奕經獻計：對英作戰除奏調四川、陝西、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分伏浙東三城，水陸并攻；着重以分兵埋伏的遊擊戰來困擾和襲擊敵人，然後以小部隊出戰，并以主力部隊作後援，水陸并進，内外夾攻，奪取最後勝利。
這個“伏勇散戰法”，在當時是比較切實可行的，基點在于“多用土勇、水勇”，強調“人自為戰”。
可是，在奕經眼裡，水勇鄉勇“所持兵械，不過稻杈木棒，無事或可壯聲威，遇敵則必先潰敗”，“均不可用”。
官兵既不中用，鄉勇又不可用，奕經便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爺的奇迹上。
1842年1月25日，奕經忽然做了一個夢，夢見“洋人紛紛上船，竄出大洋”；文蔚說，他也做了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