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與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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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史中的今古文學問題，是聚訟多年、迄未真正解決的一個問題。
自從西漢末年古文經學派的開創者劉歆同今文博士發生衝突以後，整個東漢一代的經師繼續着古文、今文的争鬭。
到了清代，“漢學”復興，又引起今古文學的争論。
而且越到後來，越是門戶森嚴，劃若鴻溝。
清末戊戌政變前，康有爲撰《新學僞經考》，且詆古文經學爲“新（新莽）學”，斥古文經傳爲“僞經”。
五四運動以後，錢玄同先生在《重論經今古文問題》一文中，仍在康氏意見的基礎上重申了自己的見解。
我們認爲，經學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始終作爲正統，關涉到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發展的各個方面，而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更是經學史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究竟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爲什麽争論？他們的争論，反映些什麽問題？封建統治者是不是隻利用一個經學學派，還是“兼收並蓄”？這些問題，在今天都仍有重新討論的必要；就是僅僅爲了編寫好中國通史，也須加以注意。
本文擬通過王莽改制與經今古文學關係的分析，闡明中國封建政府和封建統治階級如何利用經和經學進行統治，“經學”思想又如何爲不同階級（階層）或集團服務；並對認爲“王莽隻是利用古文經學奪取西漢政權”的舊説，加以必要的澄清。
一 西漢後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的矛盾愈來愈尖鋭。
最基本的問題是土地的無限制集中和農民的大量轉化爲奴隸。
以外戚、宗室、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權力的人爲代表的上層豪強，和原來的地主豪強、商賈豪強等政治上勢力較弱的人爲代表的下層豪強，在兼併土地和掠奪奴隸時，雖然存在着矛盾，但誰也不肯對農民讓步；並在破壞中央集權時，起着一緻的作用。
另一方面則是廣大人民“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爲了反對殘酷的剝削和奴役，他們紛紛進行着頑強的抵抗。
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二二年），潁川（河南禹縣）有鐵官徒申屠聖等起義；鴻嘉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廣漢（四川梓潼）有鄭躬等起義；永始三年（公元前一四年），又有山陽（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起義。
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三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
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
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
”（《漢書·哀帝紀》）連京城長安的秩序都很難維持了。
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使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也不能不感到嚴重的不安，有人甚至對劉家的統治也感到絶望。
王莽的改制，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後、成帝的生母。
他的伯叔曾先後在元帝、成帝時期擔任過大司馬、大將軍，輪流執政。
“家凡九侯、五大司馬”，朝廷大權幾乎全部歸王家掌管。
“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
”（《漢書·王莽傳》）得到統治階級中不少人的好感。
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馬領尚書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職位。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莽自爲太傅，號“安漢公”。
四年，自號“宰衡”。
五年，弑平帝，“居攝踐祚”。
六年，稱攝皇帝。
八年，“即真天子位”，改國號爲“新”。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先解決土地與奴隸兩個基本問題。
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下令變法，頒佈“王田”“私屬”兩個解決辦法。
前者將民間田改稱爲“王田”，屬朝廷所有，私人不得買賣；後者規定民間奴隸改稱爲“私屬”，也不得買賣。
他的真實企圖是停止田宅奴隸的買賣，借以停止對土地人身兼併的繼續。
但強迫停止的結果，卻加速了社會的混亂，農民實行起義，始建國四年（公元一二年），王莽便取消了“王田”“私屬”的禁令。
始建國二年（公元一〇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筦”法，企圖限制商賈的兼併，分享商賈的利益，把持工商業，進行最大限度的剝削。
小工商生産受到擾害，進行反抗；被打擊的商賈和高利貸者也反對王莽。
“改制”的失敗，農民起義的遍及全國，作爲王莽統治基礎的上層豪強和無市籍的下層豪強也逐漸離開王莽。
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在起義軍的攻擊下，欺騙性的政治改革徹底地失敗了。
這裏不擬對王莽改制的内容和實質進行詳細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曾依附儒家經籍作爲“託古改制”的假託；他很明顯地利用經學，作爲奪取西漢政權和改制的工具。
王莽改制與經學的關係，便是本文討論的中心。
二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
自從西漢末年古文經學派的開創者劉歆同今文博士發生衝突以後，整個東漢一代的經師繼續着古文、今文的争鬭。
到了清代，“漢學”復興，又引起今古文學的争論。
而且越到後來，越是門戶森嚴，劃若鴻溝。
清末戊戌政變前，康有爲撰《新學僞經考》，且詆古文經學爲“新（新莽）學”，斥古文經傳爲“僞經”。
五四運動以後，錢玄同先生在《重論經今古文問題》一文中，仍在康氏意見的基礎上重申了自己的見解。
我們認爲，經學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體，它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始終作爲正統，關涉到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發展的各個方面，而經學中的今古文學問題，更是經學史中的關鍵問題之一。
究竟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爲什麽争論？他們的争論，反映些什麽問題？封建統治者是不是隻利用一個經學學派，還是“兼收並蓄”？這些問題，在今天都仍有重新討論的必要；就是僅僅爲了編寫好中國通史，也須加以注意。
本文擬通過王莽改制與經今古文學關係的分析，闡明中國封建政府和封建統治階級如何利用經和經學進行統治，“經學”思想又如何爲不同階級（階層）或集團服務；並對認爲“王莽隻是利用古文經學奪取西漢政權”的舊説，加以必要的澄清。
一 西漢後期，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的矛盾愈來愈尖鋭。
最基本的問題是土地的無限制集中和農民的大量轉化爲奴隸。
以外戚、宗室、大官僚等政治上有權力的人爲代表的上層豪強，和原來的地主豪強、商賈豪強等政治上勢力較弱的人爲代表的下層豪強，在兼併土地和掠奪奴隸時，雖然存在着矛盾，但誰也不肯對農民讓步；並在破壞中央集權時，起着一緻的作用。
另一方面則是廣大人民“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耙土，手足胼胝”，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爲了反對殘酷的剝削和奴役，他們紛紛進行着頑強的抵抗。
成帝陽朔三年（公元前二二年），潁川（河南禹縣）有鐵官徒申屠聖等起義；鴻嘉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廣漢（四川梓潼）有鄭躬等起義；永始三年（公元前一四年），又有山陽（山東金鄉）鐵官徒蘇令等起義。
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三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
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
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
”（《漢書·哀帝紀》）連京城長安的秩序都很難維持了。
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使統治階級中的某些人也不能不感到嚴重的不安，有人甚至對劉家的統治也感到絶望。
王莽的改制，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後、成帝的生母。
他的伯叔曾先後在元帝、成帝時期擔任過大司馬、大將軍，輪流執政。
“家凡九侯、五大司馬”，朝廷大權幾乎全部歸王家掌管。
“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
”（《漢書·王莽傳》）得到統治階級中不少人的好感。
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哀帝崩，王莽任大司馬領尚書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職位。
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莽自爲太傅，號“安漢公”。
四年，自號“宰衡”。
五年，弑平帝，“居攝踐祚”。
六年，稱攝皇帝。
八年，“即真天子位”，改國號爲“新”。
王莽建立起新朝，就先解決土地與奴隸兩個基本問題。
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下令變法，頒佈“王田”“私屬”兩個解決辦法。
前者將民間田改稱爲“王田”，屬朝廷所有，私人不得買賣；後者規定民間奴隸改稱爲“私屬”，也不得買賣。
他的真實企圖是停止田宅奴隸的買賣，借以停止對土地人身兼併的繼續。
但強迫停止的結果，卻加速了社會的混亂，農民實行起義，始建國四年（公元一二年），王莽便取消了“王田”“私屬”的禁令。
始建國二年（公元一〇年），王莽下令行“五均”“六筦”法，企圖限制商賈的兼併，分享商賈的利益，把持工商業，進行最大限度的剝削。
小工商生産受到擾害，進行反抗；被打擊的商賈和高利貸者也反對王莽。
“改制”的失敗，農民起義的遍及全國，作爲王莽統治基礎的上層豪強和無市籍的下層豪強也逐漸離開王莽。
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在起義軍的攻擊下，欺騙性的政治改革徹底地失敗了。
這裏不擬對王莽改制的内容和實質進行詳細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莽曾依附儒家經籍作爲“託古改制”的假託；他很明顯地利用經學，作爲奪取西漢政權和改制的工具。
王莽改制與經學的關係，便是本文討論的中心。
二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