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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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爲大學諸生講授中國史，知道他們研究中國史的困難不在於史蹟的記憶，而在於史蹟背景與關係的了解，而更在於中國史學發展的現階段的把握。
因爲這一點暗示，曾經發願想寫一本《中國的新史學與新史料》，以便初學者；又曾經爲暨南大學史地學系成立“史地參考室”，盡量搜集關於整理新史料的文獻，如北京地質調查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北平研究院與國外各學術機關的刊物，以及羅振玉、王國維、斯坦因（A．Stein）、伯希和（P．Pelliot）諸人寫印的書籍。
“八一三”事變，這參考室因爲近接史地教室，而遠離圖書館，未及遷移，全成灰燼。
三年來，因環境的局促，不僅後者的參考文獻一時沒有重行搜集完備的希望，便是前者的寫作計劃也未能安心的順利的進行。
現在姑乘本輯刊行之便，先寫關於新史學的趨勢一文；但爲篇幅限制，未能盡量叙述；補充修正，也隻好待於異日了！ 一 中國史學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榮的地位與悠久的歷史。
中國史學的演變，從殷商以來[1]，依個人的私見，可分爲四期：第一期稱爲“萌芽期”，從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辭、《易》的一部分的《卦辭》、《爻辭》、《今文尚書》中的一小部分，可認爲代表的材料。
第二期稱爲“産生期”，從春秋經戰國而至漢初，相傳爲孔子著修的《春秋》[2]，以及《竹書紀年》、《國語》、《世本》等書，可認爲偉大的代表的作品。
第三期稱爲“發展期”，從漢初直至清末民初。
這是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時期，紀傳體的《二十五史》，編年體的正、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體的“九種紀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專記學術的《四朝學案》，都可認爲豐饒的代表的作品。
第四期稱爲“轉變期”，從清末民初以至現在。
在這一時期内，史學的著作雖還沒有形成另一種定型，但與第三期的史學著作，無論就歷史哲學或歷史方法論方面，也就是章學誠所謂“史意”、“史識”、“史學”、“史法”各方面，已逐漸不同，實無容否認或諱言的事。
爲行文簡便起見，萌芽、産生、發展三期的中國史學，可稱爲“舊史學”；而第四期，轉變期的史學，可稱爲“新史學”。
中國史學所以由萌芽而産生而發展，自各有其社會的、歷史的背景或基礎；同樣的理由，中國史學所以轉變，所以轉變到今天而仍未能産生另一種定型，也自有其社會的、歷史的背景或基礎。
關於這一點，本篇因限於篇幅，也隻能就政治的、文化的或學術的各方面略加解釋。
所謂轉變期的新史學，可分爲兩類：一是偏重“史觀”及“史法”方面的，一是專究“史料”方面的。
史法每原於史觀，或與史觀有密切的關係；爲行文簡便起見，前者可稱爲“史觀派”，後者可稱爲“史料派”。
換言之，中國現代的新史學家可歸納爲兩類，即“史觀派”與“史料派”。
固然，也有一些史學家能由新史料而産生新史觀，如李濟（詳下）；但大體地説，仍可以分屬於上述的兩派。
這兩派所以産生於清末民初，換言之，這兩派所以使中國史學發生轉變，與清代初期、中葉以及後期的學術思想有密切的淵源的關係；所以想明瞭這兩派的新史學，非先對清代初期、中葉以及後期的學術思想作一度鳥瞰不可。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這一個政治的重大的變局給予當時的士大夫們以非常深刻的刺激。
他們就當時的觀點，推究明亡清興的原因，於是歸罪於王學（王陽明一派）末流的空疏與狂妄。
所以清初的學術思想界雖然人物輩出，派别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王學的反動”；或者確切點説，消極的修正“王學”，積極的提倡民族思想。
大概當時的學術思想界，以地域論，可先分爲南北兩派：北派以顔元爲代表人物，主張實踐，反對冥想與誦讀，可説是“由行而知”派。
這派不合於當時士大夫們的經濟背景與政治環境，所以雖然理論不無是處，苦行亦多可佩，但終經李塨、王源兩傳而便中絶。
南派又可分爲吳中派與浙東派。
吳中派以顧炎武爲代表人物，主張以文字訓詁治經學，以經學矯正理學（更其是心學派的王學），上達於孔子之道，以挽救民族的衰亡。
浙東派以黃宗羲爲代表人物，主張以史學充實理學，補救王學的空疏；而同時藉史學以高倡民族主義，保存晚明文獻，以寄其反清復漢的熱望。
這兩派，雖然一主“經”，一主“史”，但都可説是“由知而行”派。
所以就王學的修正説，顔元是左翼，顧炎武是中軍，而黃宗羲是右翼；但如就現代新史學的淵源説，黃的關係最深，顧次之，顔可以説無甚關係。
所以上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一須追念黃宗羲。
清代的政治，因爲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統治政策的成功，更其是對於士大夫們威逼利誘政策的成功，不僅顔元一派因中絶而消滅，就是顧炎武、黃宗羲兩派也或多或少地起了“質”的變化。
換言之，顧、黃兩大儒的民族主義的思想逐漸被隱蔽或減退，甚至於消滅；一般學人以經史爲其研究的對象或材料，採取考證、訂補、輯佚等等方法，即所謂廣義的考證學的方法，過其安靜淡泊與世無競的學究生活。
到了這時候，顧、黃兩派的研究材料與方法逐漸變而相通，而且有混同爲一的趨勢。
所以當清代全盛的時候，一般考證學者，與其説是“治經”，不如説是“考史”[3]。
當時代表這個學術趨勢的大儒是錢大昕。
就錢氏學術的淵源或師承説，他本屬於顧炎武所派生的以惠棟爲領袖的吳中派，但錢氏於治音韻訓詁經義之外，兼治史學，所著《二十二史考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四史朔閏表》、《疑年録》等書，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是第一流具有權威的著作。
錢氏在清代學術史中，不僅上承顧、黃，而且下開後儒重修元史、專究西北地理以及編纂史部工具書的學風，而使現代新史學有一個穩固的學術基礎。
所以上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二須追念錢大昕。
乾隆朝的晚年，清廷的政治基礎已漸露破綻。
經過了道光朝的鴉片戰争，鹹豐、同治朝的太平天國與撚亂，清廷對外對内的統治權的動搖已表現得非常清楚。
到了德宗光緒朝，無論在軍事、外交或内政方面，處處顯着土崩魚爛的現象。
當時，不僅清廷無法再實施威逼利誘的舊政策，就是士大夫們自己也都惕於危亡日迫，而重新鼓起“經世”的熱情與理想。
因爲面對着這樣嚴重的時局，學術思想界已無法置身事外、始終以經史考證學自娛，於是學術思想不得不開始轉變。
但學術思想的轉變，仍有待於憑藉，亦即憑藉於固有的文化遺産。
當時，國内的文化仍未脫經學的羈絆，而國外輸入的科學又僅限於物質文明；所以學術思想界雖有心轉變，而憑藉不豐，轉變的路線仍無法脫離二千年來經典中心的宗派。
當時代表這種學術趨勢的大儒有兩位：其一是章炳麟，其一是康有爲。
就政治思想的立場説，康氏是右派，主張保皇變法；而章氏卻是左翼，主張反滿革命。
但就學術思想的淵源説，章氏是舊派，可以説是顧炎武、黃宗羲的學統的繼承者或復興者；而康氏卻是新派，可以説是顧炎武所再度派生的以莊存與爲開山大師的常州派（或稱公羊派，常稱爲今文派）的集大成者。
康氏是徹頭徹尾的經學家，他對於現代新史學的關係與貢獻，另有所在（詳見下文）。
章氏卻是經史萃於一身的大儒。
就經學方面説，章氏本屬於顧炎武所派生的以戴震爲領袖的皖南派，他由俞樾上承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的學統而直接於戴震，所以他可以説是清代經古文學的最後大師；但就史學方面説，他並不以前一輩的考證的史學爲滿足，而竭力復興黃宗羲派的民族主義的史觀。
他收編在《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録》裏的文章，如《原經》、《尊史》、《訂孔》、《春秋故言》等篇，不僅在學術論争上是權威的著作，就是對民族革命，也貢獻其絶大的助力。
章氏對於史學，真如他自己所説：“發憤於寶書，哀思於國命。
”[4]而且，章氏的經學與史學，並不是分裂的或對立的各不相幹的兩部分，而是能有機地聯繫或統一起來的；大概地説：他潛心治學的方法，承襲古文學派的皖派的考證學；而揭櫫應世的觀點，則在復興浙東史學派的民族主義。
就他的學統的本身説，固屬於舊派；但就他的學術思想的影響説，卻自有其光榮的功績。
所以論述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三須追念章炳麟。
二 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在文化的淵源方面，承接浙東史學與吳、皖經學的遺産，而與黃、錢、章三氏有密切的關係，已如上節所説。
但這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更其是史觀派部分，不先不後而恰在清末民初開始其轉變的傾向，卻另有其社會的原因；或者狹義地説，另有其文化的動力。
這文化的動力不是由於清代初期與中葉的學術主潮，即上文所説的浙東史學與吳、皖經學，而卻是由於起源於乾、嘉而發展於清末的今文學派，即上文所説的常州學派或公羊學派。
關於今文學派的産生與發展之史的叙述，不在本文範圍之内，現在隻能加以極概略的説明。
依個人的私見，清代復興的西漢今文學派，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的今文學派，崛起於莊存與，成立於劉逢祿，而下終於戴望；後期的今文學派，軔始於龔自珍，發展於康有爲，而下迄於崔適。
前期以分經研究爲特徵；對於古文經典加以個别的打擊，對於今文經典予以個别的發揮，如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魏源的《書古微》、《詩古微》，邵懿辰的《禮經通論》，戴望的《論語注》，都是代表的作品。
後期以綜合研究、發揮大義爲特徵；對於古文學派的學統與體系加以整個的攻擊，對於今文學派的“微言大義”加以高度的發揮，如龔自珍的《六經正名》，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禮運注》，廖平的《今古學考》、《古學考》、《知聖篇》、《經話》，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王制箋》，崔適的《春秋復始》，都是代表的作品。
前期今文學派所以崛起，或者如梁啓超所説，“發於本學派之自身”；換言之，即學術的原因。
因爲清代學術的演變，“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程、朱而得解放”；則“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許、鄭而得解放”，實是非常自然的趨勢。
至於後期今文學派之所以發展，實“由環境之變化所促成”；換言之，由於社會的原因；而這社會的原因，以“鴉片戰役”爲最重要[5]。
更其如康有爲的《孔子改制考》一書，完全受鴉片戰争的刺激，反映當時曾、左輩所提倡的官僚軍工業的民族資本主義，倡言改制變法，就《公羊》三世之義，而發爲先秦諸子“託古改制”的高論。
這一部書，與其説是研究孔子，兼及諸家；不如説是借假孔學，表現自身。
然而這一部書卻給予中國史學的轉變以極有力的影響；我們甚至於可以説，如果沒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決不會有現在的新史學派，或者新史學的轉變的路線決不會如此（詳下）。
所以總括地説，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所以擡頭，間接由於鴉片戰争之社會的原因，而直接由於今文學派之文化的動力。
三 對於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加以研究的專篇文字，出版界似還沒有人着手；偶然論到的，就個人所知，我以前曾撰《緯讖中的“皇”與“帝”》一文，在“前言”中曾將中國現代史學分爲“泥古”、“疑古”、“考古”與“釋古”四派[6]。
馮友蘭在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序》裏，將新史學分爲“信古”、“疑古”與“釋古”三種趨勢[7]。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裏，將中國近世史學分爲三派：一曰“傳統派”，亦稱“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稱“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稱“考訂派”；而“革新派”的史學，隨時遞變，又可分爲三期：其初爲“政治革命”，繼爲“文化革命”，又繼爲“經濟革命”[8]。
大概我所謂“泥古派”，就是馮氏的“信古”，略近於錢氏的“傳統派”；我所謂“考古派”，略等於錢氏的“科學派”；馮氏和我所謂“疑古”、“釋古”兩派，略等於錢氏的“革新派”中的“文化革命”與“經濟革命”兩期。
雖各人所分派數多寡不同，所定名稱詳略互異，但大緻也還相近。
不過，詳密點説，轉變期的中國史學，應該先分爲“史觀”與“史料”兩派。
史觀派因觀點不同，可分爲“儒教史觀派”與“超儒教史觀派”；前者可稱爲“經典派”，後者可稱爲“超經典派”。
儒教史觀派又因爲受漢學古文學派的影響與受漢學今文學派的影響而迥然不同，可再分爲兩派。
前者屬於舊史學的範圍，雖大師宿儒還多健在，但這派學統遠紹劉歆、班固，近承章炳麟，與轉變期的史學無關，故下文略而不提，而僅將這派所以屬於舊史學的原因略加説明。
後者即轉變期的中國史學之首先轉變的一派；就史觀説，雖亦屬於舊的；但就時期説，卻是鴉片戰争後，亦即近百年來第一派的新史學。
至於“超儒教史觀派”的學人，因爲對於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的取捨不同，又可再分爲“疑古”、“考古”、“釋古”三派；但就這三派使中國史學繼中國文字學之後脫離經典的羈絆而獨立一點，卻是相同的。
最近數年，即“七七”事變以後，史學界已漸有綜合各派或批評各派而另形成最後新史學派的趨勢；但著作不多，觀感各異，在目前似尚無加以定名論述的必要。
至於“史料派”，自清末以來，因國内外學者陸續發現、搜集、整理、研究，現在上自數十萬年前的周口店文化，下至近百年來的外交史料，其材料的豐富，以及對於史學影響的重要，頗有“附庸蔚爲大國”之觀，緻蔡元培有“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論調[9]。
現再將上述表示如次： （壹）史觀派 （一）儒教史觀派——經典派 （1）受古文學派影響者 （2）受今文學派影響者——轉變期新史學的出現 （二）超儒教史觀派——超經典派 （1）疑古派 （2）考古派 （3）釋古派 （貳）史料派 中國社會從秦、漢到鴉片戰争以前，或者就政治文化説，到“戊戌政變”以前，這二千多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最長期的定型時代。
適應這時代的文化，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字學相似，窮究到最後的背景，總受着“儒教的經學”的支配；更確切點説，受經學中的漢學的古文學派的影響。
就中國史學演變的形態上看，孔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無論就“史體”説，就“史法”説，似乎都給予中國史學以巨大的影響；其實窮究中國史學演變的本質，古文學派的創始者劉歆與其繼承者班固的史學支配着中國史學史上“發展期”的全期。
中國史學的理論家，如劉知幾《史通》中的《六家》、《惑經》、《申左》諸篇，處處抑《春秋》而揚《左傳》，詆《史記》而譽《漢書》；又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二書，力説集大成者是周公而非孔子，“史意”、“史學”都淵源於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不都是帶着極濃重的經古文學派的色采嗎？再就史學體裁言：紀傳體，與其説本於《史記》，不如説本於《漢書》；編年體，與其説源於《春秋》，不如説源於《左氏》；政制史（以往目録家稱爲政書類），與其説始於劉秩《政典》，不如説始於《周禮》六官；學術史（以往目録家分隸於子部各家），與其説源於《史記》的《孔子世家》、《儒林傳》，不如説本於《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左氏傳》、《周官》以及《漢書》不是古文經典以及受古文派學説支配的史學著作嗎？到了清代，除黃宗羲外，錢大昕的經史合一的考證學和章炳麟的許多史學理論，如認孔子是史學家，《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的史學著作，劉歆保存古代文化是孔子第二，其直接繼承經古文學派的學統，更非常明顯。
現代學者，受二章（章學誠與章炳麟）的影響，在史學著作界，仍可屈指而數，如張爾田的《史微》，陳漢章的《史學通論》，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等，不都是與古文學派有相當關係嗎？所以，就個人的私見，發展期的中國史學實以經古文學爲其學術的背景，雖然許多史學家或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或多的、或少的在受着他的支配。
至於中國史學的轉變，實開始於戊戌政變以後；或者就原因説，開始於鴉片戰争以後。
而給予中國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卻是經今文學。
四 如上文所述，康有爲是清末後期經今文學派的領袖人物，他所著的《孔子改制考》一書是經今文學給予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重要著作。
康有爲是經學家而非史學家；《孔子改制考》是在打通《春秋》、《公羊傳》、《王制》、《禮運》、《論語》以及其他各經各子，以爲倡言變法改制的張本。
康氏著作的目的在於假借經學以談政治；但康氏著作的結果，卻給予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破壞儒教的王統與道統，夷孔子與先秦諸子並列，使史學繼文字學之後逐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而且在史學獨立的過程中，逼使康氏走上時代落伍者的宿命的路；這都是康氏所不及料，所萬不及料的。
這種學術思想界的矛盾的演變，是值得我們士大夫化身的智識分子們警惕的。
《孔子改制考》的初版印行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在“戊戌政變”的前一年，當民國紀元前十五年[10]。
全書共二十一卷；其影響及於史學的，有卷一《上古茫昧無稽考》，卷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卷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等篇。
從康氏追溯到西漢末年哀、平之際，中國學術思想界有一個傳統的見解；這見解支配着中國哲學家，同時也支配着中國史學家。
這便是：孔子以前，“道統”與“王統”合而爲一；孔子以後，道統與王統分離。
代表這種見解的，以韓愈《原道》一文爲最簡括。
韓氏説：“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這一段話，除“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兩句，爲後起的宋、明理學開了先路外，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原是士大夫們所深信不疑的。
然而，康氏出，以爲孔子以前的史實都是茫昧無稽，我們現在所家喻戶曉的古代史實實是孔子爲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託的宣傳作品。
中國歷史，從秦、漢以來，才可考信；秦以前，甚至於一般經學家、史學家所深信的《尚書》，如《堯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等篇都是孔子所作；就是殷《盤》、周《誥》，也都是孔子根據舊文加以點竄而成；而且舉出四證，證明《堯典》一篇確是孔子手撰。
他的武斷，他的狂妄，使現在的我們還覺着驚異；然而，他的識力的敏鋭，氣象的瑰奇，又豈是拘拘於訓詁考訂的經古文學者所能夢見？現爲徵信起見，稍録若幹則如次： 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
……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
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華，山川焜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
（卷一《上古茫昧無稽考》，頁一。
《萬木草堂叢書》本。
） 黃帝之言，皆百家所託……故言人人殊。
……堯、舜之事，書缺有閒，茫昧無稽也。
（同上，頁四。
） 秦前尚略，其詳靡記……然則，周制亦茫昧矣。
……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託：或爲神農之言，或多稱黃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
皆由於書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托。
惟秦之後，乃得其詳。
……（同上，頁四。
） 按三代以上，茫昧無稽，《列子》所謂“若覺若夢，若存若亡”也。
虞、夏之文，舍六經無從考信。
《韓非》言，“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可見六經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託之，以明其改作之義。
……（卷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頁十一。
） 《堯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皆孔子大經大法所存……皆純乎孔子之文也。
……其殷《盤》、周《誥》、《呂刑》聱牙之字句，容據舊文爲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經孔子點竄，故亦爲孔子之作。
（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頁三。
） 《堯典》一篇皆孔子作，凡有四證：王充《論衡》：“《尚書》自欽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孔子也。
”則仲任尚知此説。
其證一。
《堯典》制度，與《王制》全同。
……《王制》爲素王之制。
其證二。
文辭……調諧詞整，與《乾卦》彖辭、爻辭……同，並爲孔子文筆。
其證三。
夏爲禹年號；堯、舜時，禹未改號，安有夏？而不雲“蠻夷猾唐”、“猾虞”，而雲“猾夏”。
蓋夏爲大朝……故周時人動稱夷夏、華夏，……雖以孔子之聖，便文稱之，亦曰“猾夏”也。
證四。
……（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頁五。
） 其次，康氏不僅對於孔子以前的史實加以消極的否定，而且積極的對於中國的舊史觀提出“進化論”的新見解。
原來，照中國以往史學家的觀點，更其是受經古文學的影響的史學家，根據一切儒教的經典，認堯、舜、禹、湯、文、武時代都是至治的盛世，認《周禮》確實是周公“緻太平之迹”，自然而然地會發生有現世不及隋、唐，隋、唐不及秦、漢，秦、漢不及三代，三代不及五帝的感想，世愈古而治愈盛，陷入無可超拔的退化的泥潭，而歸結於悲觀論與宿命論的史觀。
中國民族一部分的泥古的與痿痹的現象，固不能完全歸罪於這種退化論；但這種見解之有害於民族的奮發復興，是毫無疑義的。
康氏出，憑藉《公羊》三世、《禮運》“大同”“小康”的經説，發爲進化的史觀，以爲“據亂”當進爲“升平”（即小康），“升平”當進爲“太平”（即大同）；堯、舜時代的文化，隻是
因爲這一點暗示，曾經發願想寫一本《中國的新史學與新史料》，以便初學者；又曾經爲暨南大學史地學系成立“史地參考室”，盡量搜集關於整理新史料的文獻，如北京地質調查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北平研究院與國外各學術機關的刊物，以及羅振玉、王國維、斯坦因（A．Stein）、伯希和（P．Pelliot）諸人寫印的書籍。
“八一三”事變，這參考室因爲近接史地教室，而遠離圖書館，未及遷移，全成灰燼。
三年來，因環境的局促，不僅後者的參考文獻一時沒有重行搜集完備的希望，便是前者的寫作計劃也未能安心的順利的進行。
現在姑乘本輯刊行之便，先寫關於新史學的趨勢一文；但爲篇幅限制，未能盡量叙述；補充修正，也隻好待於異日了！ 一 中國史學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榮的地位與悠久的歷史。
中國史學的演變，從殷商以來[1]，依個人的私見，可分爲四期：第一期稱爲“萌芽期”，從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辭、《易》的一部分的《卦辭》、《爻辭》、《今文尚書》中的一小部分，可認爲代表的材料。
第二期稱爲“産生期”，從春秋經戰國而至漢初，相傳爲孔子著修的《春秋》[2]，以及《竹書紀年》、《國語》、《世本》等書，可認爲偉大的代表的作品。
第三期稱爲“發展期”，從漢初直至清末民初。
這是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時期，紀傳體的《二十五史》，編年體的正、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體的“九種紀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專記學術的《四朝學案》，都可認爲豐饒的代表的作品。
第四期稱爲“轉變期”，從清末民初以至現在。
在這一時期内，史學的著作雖還沒有形成另一種定型，但與第三期的史學著作，無論就歷史哲學或歷史方法論方面，也就是章學誠所謂“史意”、“史識”、“史學”、“史法”各方面，已逐漸不同，實無容否認或諱言的事。
爲行文簡便起見，萌芽、産生、發展三期的中國史學，可稱爲“舊史學”；而第四期，轉變期的史學，可稱爲“新史學”。
中國史學所以由萌芽而産生而發展，自各有其社會的、歷史的背景或基礎；同樣的理由，中國史學所以轉變，所以轉變到今天而仍未能産生另一種定型，也自有其社會的、歷史的背景或基礎。
關於這一點，本篇因限於篇幅，也隻能就政治的、文化的或學術的各方面略加解釋。
所謂轉變期的新史學，可分爲兩類：一是偏重“史觀”及“史法”方面的，一是專究“史料”方面的。
史法每原於史觀，或與史觀有密切的關係；爲行文簡便起見，前者可稱爲“史觀派”，後者可稱爲“史料派”。
換言之，中國現代的新史學家可歸納爲兩類，即“史觀派”與“史料派”。
固然，也有一些史學家能由新史料而産生新史觀，如李濟（詳下）；但大體地説，仍可以分屬於上述的兩派。
這兩派所以産生於清末民初，換言之，這兩派所以使中國史學發生轉變，與清代初期、中葉以及後期的學術思想有密切的淵源的關係；所以想明瞭這兩派的新史學，非先對清代初期、中葉以及後期的學術思想作一度鳥瞰不可。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這一個政治的重大的變局給予當時的士大夫們以非常深刻的刺激。
他們就當時的觀點，推究明亡清興的原因，於是歸罪於王學（王陽明一派）末流的空疏與狂妄。
所以清初的學術思想界雖然人物輩出，派别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王學的反動”；或者確切點説，消極的修正“王學”，積極的提倡民族思想。
大概當時的學術思想界，以地域論，可先分爲南北兩派：北派以顔元爲代表人物，主張實踐，反對冥想與誦讀，可説是“由行而知”派。
這派不合於當時士大夫們的經濟背景與政治環境，所以雖然理論不無是處，苦行亦多可佩，但終經李塨、王源兩傳而便中絶。
南派又可分爲吳中派與浙東派。
吳中派以顧炎武爲代表人物，主張以文字訓詁治經學，以經學矯正理學（更其是心學派的王學），上達於孔子之道，以挽救民族的衰亡。
浙東派以黃宗羲爲代表人物，主張以史學充實理學，補救王學的空疏；而同時藉史學以高倡民族主義，保存晚明文獻，以寄其反清復漢的熱望。
這兩派，雖然一主“經”，一主“史”，但都可説是“由知而行”派。
所以就王學的修正説，顔元是左翼，顧炎武是中軍，而黃宗羲是右翼；但如就現代新史學的淵源説，黃的關係最深，顧次之，顔可以説無甚關係。
所以上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一須追念黃宗羲。
清代的政治，因爲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統治政策的成功，更其是對於士大夫們威逼利誘政策的成功，不僅顔元一派因中絶而消滅，就是顧炎武、黃宗羲兩派也或多或少地起了“質”的變化。
換言之，顧、黃兩大儒的民族主義的思想逐漸被隱蔽或減退，甚至於消滅；一般學人以經史爲其研究的對象或材料，採取考證、訂補、輯佚等等方法，即所謂廣義的考證學的方法，過其安靜淡泊與世無競的學究生活。
到了這時候，顧、黃兩派的研究材料與方法逐漸變而相通，而且有混同爲一的趨勢。
所以當清代全盛的時候，一般考證學者，與其説是“治經”，不如説是“考史”[3]。
當時代表這個學術趨勢的大儒是錢大昕。
就錢氏學術的淵源或師承説，他本屬於顧炎武所派生的以惠棟爲領袖的吳中派，但錢氏於治音韻訓詁經義之外，兼治史學，所著《二十二史考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四史朔閏表》、《疑年録》等書，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是第一流具有權威的著作。
錢氏在清代學術史中，不僅上承顧、黃，而且下開後儒重修元史、專究西北地理以及編纂史部工具書的學風，而使現代新史學有一個穩固的學術基礎。
所以上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二須追念錢大昕。
乾隆朝的晚年，清廷的政治基礎已漸露破綻。
經過了道光朝的鴉片戰争，鹹豐、同治朝的太平天國與撚亂，清廷對外對内的統治權的動搖已表現得非常清楚。
到了德宗光緒朝，無論在軍事、外交或内政方面，處處顯着土崩魚爛的現象。
當時，不僅清廷無法再實施威逼利誘的舊政策，就是士大夫們自己也都惕於危亡日迫，而重新鼓起“經世”的熱情與理想。
因爲面對着這樣嚴重的時局，學術思想界已無法置身事外、始終以經史考證學自娛，於是學術思想不得不開始轉變。
但學術思想的轉變，仍有待於憑藉，亦即憑藉於固有的文化遺産。
當時，國内的文化仍未脫經學的羈絆，而國外輸入的科學又僅限於物質文明；所以學術思想界雖有心轉變，而憑藉不豐，轉變的路線仍無法脫離二千年來經典中心的宗派。
當時代表這種學術趨勢的大儒有兩位：其一是章炳麟，其一是康有爲。
就政治思想的立場説，康氏是右派，主張保皇變法；而章氏卻是左翼，主張反滿革命。
但就學術思想的淵源説，章氏是舊派，可以説是顧炎武、黃宗羲的學統的繼承者或復興者；而康氏卻是新派，可以説是顧炎武所再度派生的以莊存與爲開山大師的常州派（或稱公羊派，常稱爲今文派）的集大成者。
康氏是徹頭徹尾的經學家，他對於現代新史學的關係與貢獻，另有所在（詳見下文）。
章氏卻是經史萃於一身的大儒。
就經學方面説，章氏本屬於顧炎武所派生的以戴震爲領袖的皖南派，他由俞樾上承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的學統而直接於戴震，所以他可以説是清代經古文學的最後大師；但就史學方面説，他並不以前一輩的考證的史學爲滿足，而竭力復興黃宗羲派的民族主義的史觀。
他收編在《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録》裏的文章，如《原經》、《尊史》、《訂孔》、《春秋故言》等篇，不僅在學術論争上是權威的著作，就是對民族革命，也貢獻其絶大的助力。
章氏對於史學，真如他自己所説：“發憤於寶書，哀思於國命。
”[4]而且，章氏的經學與史學，並不是分裂的或對立的各不相幹的兩部分，而是能有機地聯繫或統一起來的；大概地説：他潛心治學的方法，承襲古文學派的皖派的考證學；而揭櫫應世的觀點，則在復興浙東史學派的民族主義。
就他的學統的本身説，固屬於舊派；但就他的學術思想的影響説，卻自有其光榮的功績。
所以論述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三須追念章炳麟。
二 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在文化的淵源方面，承接浙東史學與吳、皖經學的遺産，而與黃、錢、章三氏有密切的關係，已如上節所説。
但這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更其是史觀派部分，不先不後而恰在清末民初開始其轉變的傾向，卻另有其社會的原因；或者狹義地説，另有其文化的動力。
這文化的動力不是由於清代初期與中葉的學術主潮，即上文所説的浙東史學與吳、皖經學，而卻是由於起源於乾、嘉而發展於清末的今文學派，即上文所説的常州學派或公羊學派。
關於今文學派的産生與發展之史的叙述，不在本文範圍之内，現在隻能加以極概略的説明。
依個人的私見，清代復興的西漢今文學派，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的今文學派，崛起於莊存與，成立於劉逢祿，而下終於戴望；後期的今文學派，軔始於龔自珍，發展於康有爲，而下迄於崔適。
前期以分經研究爲特徵；對於古文經典加以個别的打擊，對於今文經典予以個别的發揮，如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劉逢祿的《左氏春秋考證》、《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魏源的《書古微》、《詩古微》，邵懿辰的《禮經通論》，戴望的《論語注》，都是代表的作品。
後期以綜合研究、發揮大義爲特徵；對於古文學派的學統與體系加以整個的攻擊，對於今文學派的“微言大義”加以高度的發揮，如龔自珍的《六經正名》，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禮運注》，廖平的《今古學考》、《古學考》、《知聖篇》、《經話》，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王制箋》，崔適的《春秋復始》，都是代表的作品。
前期今文學派所以崛起，或者如梁啓超所説，“發於本學派之自身”；換言之，即學術的原因。
因爲清代學術的演變，“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程、朱而得解放”；則“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許、鄭而得解放”，實是非常自然的趨勢。
至於後期今文學派之所以發展，實“由環境之變化所促成”；換言之，由於社會的原因；而這社會的原因，以“鴉片戰役”爲最重要[5]。
更其如康有爲的《孔子改制考》一書，完全受鴉片戰争的刺激，反映當時曾、左輩所提倡的官僚軍工業的民族資本主義，倡言改制變法，就《公羊》三世之義，而發爲先秦諸子“託古改制”的高論。
這一部書，與其説是研究孔子，兼及諸家；不如説是借假孔學，表現自身。
然而這一部書卻給予中國史學的轉變以極有力的影響；我們甚至於可以説，如果沒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決不會有現在的新史學派，或者新史學的轉變的路線決不會如此（詳下）。
所以總括地説，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所以擡頭，間接由於鴉片戰争之社會的原因，而直接由於今文學派之文化的動力。
三 對於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加以研究的專篇文字，出版界似還沒有人着手；偶然論到的，就個人所知，我以前曾撰《緯讖中的“皇”與“帝”》一文，在“前言”中曾將中國現代史學分爲“泥古”、“疑古”、“考古”與“釋古”四派[6]。
馮友蘭在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序》裏，將新史學分爲“信古”、“疑古”與“釋古”三種趨勢[7]。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裏，將中國近世史學分爲三派：一曰“傳統派”，亦稱“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稱“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稱“考訂派”；而“革新派”的史學，隨時遞變，又可分爲三期：其初爲“政治革命”，繼爲“文化革命”，又繼爲“經濟革命”[8]。
大概我所謂“泥古派”，就是馮氏的“信古”，略近於錢氏的“傳統派”；我所謂“考古派”，略等於錢氏的“科學派”；馮氏和我所謂“疑古”、“釋古”兩派，略等於錢氏的“革新派”中的“文化革命”與“經濟革命”兩期。
雖各人所分派數多寡不同，所定名稱詳略互異，但大緻也還相近。
不過，詳密點説，轉變期的中國史學，應該先分爲“史觀”與“史料”兩派。
史觀派因觀點不同，可分爲“儒教史觀派”與“超儒教史觀派”；前者可稱爲“經典派”，後者可稱爲“超經典派”。
儒教史觀派又因爲受漢學古文學派的影響與受漢學今文學派的影響而迥然不同，可再分爲兩派。
前者屬於舊史學的範圍，雖大師宿儒還多健在，但這派學統遠紹劉歆、班固，近承章炳麟，與轉變期的史學無關，故下文略而不提，而僅將這派所以屬於舊史學的原因略加説明。
後者即轉變期的中國史學之首先轉變的一派；就史觀説，雖亦屬於舊的；但就時期説，卻是鴉片戰争後，亦即近百年來第一派的新史學。
至於“超儒教史觀派”的學人，因爲對於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的取捨不同，又可再分爲“疑古”、“考古”、“釋古”三派；但就這三派使中國史學繼中國文字學之後脫離經典的羈絆而獨立一點，卻是相同的。
最近數年，即“七七”事變以後，史學界已漸有綜合各派或批評各派而另形成最後新史學派的趨勢；但著作不多，觀感各異，在目前似尚無加以定名論述的必要。
至於“史料派”，自清末以來，因國内外學者陸續發現、搜集、整理、研究，現在上自數十萬年前的周口店文化，下至近百年來的外交史料，其材料的豐富，以及對於史學影響的重要，頗有“附庸蔚爲大國”之觀，緻蔡元培有“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論調[9]。
現再將上述表示如次： （壹）史觀派 （一）儒教史觀派——經典派 （1）受古文學派影響者 （2）受今文學派影響者——轉變期新史學的出現 （二）超儒教史觀派——超經典派 （1）疑古派 （2）考古派 （3）釋古派 （貳）史料派 中國社會從秦、漢到鴉片戰争以前，或者就政治文化説，到“戊戌政變”以前，這二千多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最長期的定型時代。
適應這時代的文化，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字學相似，窮究到最後的背景，總受着“儒教的經學”的支配；更確切點説，受經學中的漢學的古文學派的影響。
就中國史學演變的形態上看，孔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無論就“史體”説，就“史法”説，似乎都給予中國史學以巨大的影響；其實窮究中國史學演變的本質，古文學派的創始者劉歆與其繼承者班固的史學支配着中國史學史上“發展期”的全期。
中國史學的理論家，如劉知幾《史通》中的《六家》、《惑經》、《申左》諸篇，處處抑《春秋》而揚《左傳》，詆《史記》而譽《漢書》；又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二書，力説集大成者是周公而非孔子，“史意”、“史學”都淵源於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不都是帶着極濃重的經古文學派的色采嗎？再就史學體裁言：紀傳體，與其説本於《史記》，不如説本於《漢書》；編年體，與其説源於《春秋》，不如説源於《左氏》；政制史（以往目録家稱爲政書類），與其説始於劉秩《政典》，不如説始於《周禮》六官；學術史（以往目録家分隸於子部各家），與其説源於《史記》的《孔子世家》、《儒林傳》，不如説本於《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左氏傳》、《周官》以及《漢書》不是古文經典以及受古文派學説支配的史學著作嗎？到了清代，除黃宗羲外，錢大昕的經史合一的考證學和章炳麟的許多史學理論，如認孔子是史學家，《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的史學著作，劉歆保存古代文化是孔子第二，其直接繼承經古文學派的學統，更非常明顯。
現代學者，受二章（章學誠與章炳麟）的影響，在史學著作界，仍可屈指而數，如張爾田的《史微》，陳漢章的《史學通論》，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等，不都是與古文學派有相當關係嗎？所以，就個人的私見，發展期的中國史學實以經古文學爲其學術的背景，雖然許多史學家或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或多的、或少的在受着他的支配。
至於中國史學的轉變，實開始於戊戌政變以後；或者就原因説，開始於鴉片戰争以後。
而給予中國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卻是經今文學。
四 如上文所述，康有爲是清末後期經今文學派的領袖人物，他所著的《孔子改制考》一書是經今文學給予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重要著作。
康有爲是經學家而非史學家；《孔子改制考》是在打通《春秋》、《公羊傳》、《王制》、《禮運》、《論語》以及其他各經各子，以爲倡言變法改制的張本。
康氏著作的目的在於假借經學以談政治；但康氏著作的結果，卻給予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破壞儒教的王統與道統，夷孔子與先秦諸子並列，使史學繼文字學之後逐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而且在史學獨立的過程中，逼使康氏走上時代落伍者的宿命的路；這都是康氏所不及料，所萬不及料的。
這種學術思想界的矛盾的演變，是值得我們士大夫化身的智識分子們警惕的。
《孔子改制考》的初版印行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在“戊戌政變”的前一年，當民國紀元前十五年[10]。
全書共二十一卷；其影響及於史學的，有卷一《上古茫昧無稽考》，卷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卷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等篇。
從康氏追溯到西漢末年哀、平之際，中國學術思想界有一個傳統的見解；這見解支配着中國哲學家，同時也支配着中國史學家。
這便是：孔子以前，“道統”與“王統”合而爲一；孔子以後，道統與王統分離。
代表這種見解的，以韓愈《原道》一文爲最簡括。
韓氏説：“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
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這一段話，除“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兩句，爲後起的宋、明理學開了先路外，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原是士大夫們所深信不疑的。
然而，康氏出，以爲孔子以前的史實都是茫昧無稽，我們現在所家喻戶曉的古代史實實是孔子爲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託的宣傳作品。
中國歷史，從秦、漢以來，才可考信；秦以前，甚至於一般經學家、史學家所深信的《尚書》，如《堯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等篇都是孔子所作；就是殷《盤》、周《誥》，也都是孔子根據舊文加以點竄而成；而且舉出四證，證明《堯典》一篇確是孔子手撰。
他的武斷，他的狂妄，使現在的我們還覺着驚異；然而，他的識力的敏鋭，氣象的瑰奇，又豈是拘拘於訓詁考訂的經古文學者所能夢見？現爲徵信起見，稍録若幹則如次： 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
……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
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華，山川焜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
（卷一《上古茫昧無稽考》，頁一。
《萬木草堂叢書》本。
） 黃帝之言，皆百家所託……故言人人殊。
……堯、舜之事，書缺有閒，茫昧無稽也。
（同上，頁四。
） 秦前尚略，其詳靡記……然則，周制亦茫昧矣。
……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託：或爲神農之言，或多稱黃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
皆由於書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托。
惟秦之後，乃得其詳。
……（同上，頁四。
） 按三代以上，茫昧無稽，《列子》所謂“若覺若夢，若存若亡”也。
虞、夏之文，舍六經無從考信。
《韓非》言，“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可見六經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託之，以明其改作之義。
……（卷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頁十一。
） 《堯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皆孔子大經大法所存……皆純乎孔子之文也。
……其殷《盤》、周《誥》、《呂刑》聱牙之字句，容據舊文爲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經孔子點竄，故亦爲孔子之作。
（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頁三。
） 《堯典》一篇皆孔子作，凡有四證：王充《論衡》：“《尚書》自欽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孔子也。
”則仲任尚知此説。
其證一。
《堯典》制度，與《王制》全同。
……《王制》爲素王之制。
其證二。
文辭……調諧詞整，與《乾卦》彖辭、爻辭……同，並爲孔子文筆。
其證三。
夏爲禹年號；堯、舜時，禹未改號，安有夏？而不雲“蠻夷猾唐”、“猾虞”，而雲“猾夏”。
蓋夏爲大朝……故周時人動稱夷夏、華夏，……雖以孔子之聖，便文稱之，亦曰“猾夏”也。
證四。
……（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頁五。
） 其次，康氏不僅對於孔子以前的史實加以消極的否定，而且積極的對於中國的舊史觀提出“進化論”的新見解。
原來，照中國以往史學家的觀點，更其是受經古文學的影響的史學家，根據一切儒教的經典，認堯、舜、禹、湯、文、武時代都是至治的盛世，認《周禮》確實是周公“緻太平之迹”，自然而然地會發生有現世不及隋、唐，隋、唐不及秦、漢，秦、漢不及三代，三代不及五帝的感想，世愈古而治愈盛，陷入無可超拔的退化的泥潭，而歸結於悲觀論與宿命論的史觀。
中國民族一部分的泥古的與痿痹的現象，固不能完全歸罪於這種退化論；但這種見解之有害於民族的奮發復興，是毫無疑義的。
康氏出，憑藉《公羊》三世、《禮運》“大同”“小康”的經説，發爲進化的史觀，以爲“據亂”當進爲“升平”（即小康），“升平”當進爲“太平”（即大同）；堯、舜時代的文化，隻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