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明經世文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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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難，大概可見。
」明朝人選錄明朝人的文章，當時已經這樣困難，現在隔了三百二十多年，文編所收的文集，其中有些已經沒有傳本，隻是通過文編的選錄而保存下來，意義就更重大了。
文編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
例如宋濂渤泥入貢記、商輅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滿剌加）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說明了澳門被蒲都麗家（葡萄牙）所佔領，和澳門的情況；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當時呂宋慘殺華僑萬餘人的慘狀；姚夔捷音手疏記成化三年明朝和朝鮮合攻建州殺李滿住之役；餘子俊添設將官事記建州三?遷居蘇子河，明朝殺董山事；宋懋澄東征紀略記楊鎬攻建州，三路覆軍情況；毛伯溫廣時議以防虜患疏，記修建北京外城；楊榮固安提記記永定河水患；桂萼論開濬河道疏講北京河道情況，楊鼎通惠河舊道事宜疏則更具體說明：「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
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
」什剎海在元明兩代的不同情況；周忱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並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敝政；耿裕災異疏說光是光祿寺的廚役，原額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四名，後來又添了一千五百名，一個小衙門的人員如此龐大，其他衙門也就可想而知了：類此紀載，都對研究當時史事有極大的幫助。
當然，由於編選時間過於短促，缺點是難免的。
例如選文重複，楊溥楊文定奏疏預備倉奏和楊文貞集論荒政文字完全相同；夏言夏文愍公集勘報皇莊疏和查勘功臣田土疏也和林俊林貞肅公集傳奉敕諭查勘畿內田地疏文字大半相同；梁儲請罷中官鹽引等疏和蔣冕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實際上是同樣的；又如桂萼的田夷圖序和魏煥的經略總考的前三段，也是相同的。
其次是斷限不嚴，如王禕送胡仲淵參謀序是元至正十五年寫的，金幼孜序灤京百詠集是給元人楊允孚著作寫的序，都和明朝無關，就體例說，是不應該收入的。
第三是有所顧忌，如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疏，措詞激烈，在當時政治上是有作用的；但文編竟不收此文，而收入措詞和緩的停止廬州開礦疏，顯然是去取不當。
此外，有關萬曆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明人議論極多。
有關東林黨的正面、反面文章也很多，文編也完全不收，看來也是有政治顧慮的。
至於明末農民起義的史料，文編沒有收入，那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編選文編時，農民起義正在發展中，有關農民起義的章奏都還沒有收入文集，文編又何從編選呢！ 文編由松江書坊雕闆印刷：當時書坊和儒生、士大夫的合作情況，雖然沒有紀載可以查考，但從十八世紀前期著作的儒林外史，還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為書坊選文的情況，如第十三回蘧駪夫求賢問業： （蘧駪夫）那日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
」 選文是有報酬的，第十四回馬二先生對差人說：「我的束脩其實隻得一百兩銀子。
」第十八回匡超人在文瀚樓選文，則隻有二兩銀子。
第二十八回諸葛佑請蕭金鉉選文，則是拿出二三百兩銀子，租了僧官的房子，叫了七八個刻字匠，邊選邊刻。
隨著選文的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陳子龍是新科進士，宋徵璧是舉人，徐孚遠是秀才，參加編輯的夏允彜也是新科進士，都是一時名士，編選這部書時又得到地方官方嶽貢和當時名流陳繼儒的支持，比之馬二先生獨力選文，氣派規模都大得很多。
不過，從儒林外史的紀載，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出版情況。
文編的主要編選人陳子龍因抗清被俘自殺，徐孚遠堅持抗清，投奔鄭成功，夏允彜在嘉定城破後，投水自殺，他的兒子夏完湻也以陳子龍案牽連被殺，何剛抗清犧牲。
這些人都具有堅強的民族氣節，在平時關心政治，講求經世實用之學，到危難時堅決抵抗，不惜議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現了英雄氣概。
另一些人如宋徵璧兄弟等人，則走了相反的道路，投降清朝，作了清朝的官。
同是復社、幾社的人，在面臨嚴重考驗時，卻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
這一事實說明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兩面性。
由此看來，最近正在討論的明末地主階級對清軍入關的某些論點，是值得重新商討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於北京
」明朝人選錄明朝人的文章，當時已經這樣困難，現在隔了三百二十多年，文編所收的文集，其中有些已經沒有傳本，隻是通過文編的選錄而保存下來，意義就更重大了。
文編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
例如宋濂渤泥入貢記、商輅贈行人劉偕立使西南夷（滿剌加）序，涉及到明代和南洋諸島的友好往來；吳桂芳議阻澳夷進貢疏、龐尚鵬題為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說明了澳門被蒲都麗家（葡萄牙）所佔領，和澳門的情況；徐學聚報取回呂宋囚商疏，說出當時呂宋慘殺華僑萬餘人的慘狀；姚夔捷音手疏記成化三年明朝和朝鮮合攻建州殺李滿住之役；餘子俊添設將官事記建州三?遷居蘇子河，明朝殺董山事；宋懋澄東征紀略記楊鎬攻建州，三路覆軍情況；毛伯溫廣時議以防虜患疏，記修建北京外城；楊榮固安提記記永定河水患；桂萼論開濬河道疏講北京河道情況，楊鼎通惠河舊道事宜疏則更具體說明：「元時水在宮墻外，船得進入城內海子灣泊。
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道行船。
」什剎海在元明兩代的不同情況；周忱與戶部諸公書，指出蘇松戶口流亡的嚴重性，並以太倉為例，批評了當時的敝政；耿裕災異疏說光是光祿寺的廚役，原額就有六千三百八十四名，後來又添了一千五百名，一個小衙門的人員如此龐大，其他衙門也就可想而知了：類此紀載，都對研究當時史事有極大的幫助。
當然，由於編選時間過於短促，缺點是難免的。
例如選文重複，楊溥楊文定奏疏預備倉奏和楊文貞集論荒政文字完全相同；夏言夏文愍公集勘報皇莊疏和查勘功臣田土疏也和林俊林貞肅公集傳奉敕諭查勘畿內田地疏文字大半相同；梁儲請罷中官鹽引等疏和蔣冕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實際上是同樣的；又如桂萼的田夷圖序和魏煥的經略總考的前三段，也是相同的。
其次是斷限不嚴，如王禕送胡仲淵參謀序是元至正十五年寫的，金幼孜序灤京百詠集是給元人楊允孚著作寫的序，都和明朝無關，就體例說，是不應該收入的。
第三是有所顧忌，如鳳陽巡撫李三才請停礦稅疏，措詞激烈，在當時政治上是有作用的；但文編竟不收此文，而收入措詞和緩的停止廬州開礦疏，顯然是去取不當。
此外，有關萬曆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明人議論極多。
有關東林黨的正面、反面文章也很多，文編也完全不收，看來也是有政治顧慮的。
至於明末農民起義的史料，文編沒有收入，那是容易理解的，因為編選文編時，農民起義正在發展中，有關農民起義的章奏都還沒有收入文集，文編又何從編選呢！ 文編由松江書坊雕闆印刷：當時書坊和儒生、士大夫的合作情況，雖然沒有紀載可以查考，但從十八世紀前期著作的儒林外史，還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為書坊選文的情況，如第十三回蘧駪夫求賢問業： （蘧駪夫）那日從街上走過，見一個新書店裏貼著一張整紅紙的報帖，上寫道：「本坊敦請處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硃卷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
」 選文是有報酬的，第十四回馬二先生對差人說：「我的束脩其實隻得一百兩銀子。
」第十八回匡超人在文瀚樓選文，則隻有二兩銀子。
第二十八回諸葛佑請蕭金鉉選文，則是拿出二三百兩銀子，租了僧官的房子，叫了七八個刻字匠，邊選邊刻。
隨著選文的人的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
陳子龍是新科進士，宋徵璧是舉人，徐孚遠是秀才，參加編輯的夏允彜也是新科進士，都是一時名士，編選這部書時又得到地方官方嶽貢和當時名流陳繼儒的支持，比之馬二先生獨力選文，氣派規模都大得很多。
不過，從儒林外史的紀載，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出版情況。
文編的主要編選人陳子龍因抗清被俘自殺，徐孚遠堅持抗清，投奔鄭成功，夏允彜在嘉定城破後，投水自殺，他的兒子夏完湻也以陳子龍案牽連被殺，何剛抗清犧牲。
這些人都具有堅強的民族氣節，在平時關心政治，講求經世實用之學，到危難時堅決抵抗，不惜議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表現了英雄氣概。
另一些人如宋徵璧兄弟等人，則走了相反的道路，投降清朝，作了清朝的官。
同是復社、幾社的人，在面臨嚴重考驗時，卻走的截然相反的道路。
這一事實說明了當時知識分子的分化和兩面性。
由此看來，最近正在討論的明末地主階級對清軍入關的某些論點，是值得重新商討的。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