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赴難”和“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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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濤聲》編輯的一封信編輯先生：
我常常看《濤聲》，也常常叫“快哉！”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罵人與自罵》〔２〕，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即使不能赴難，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而緻慨于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盡，卻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說幾句話。
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于“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
那時的北京，還挂着“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３〕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
然而，你瞧，來了呀。
有一回，對着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４〕，兵們最受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５〕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
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
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
為什幺呢？因為這時又還挂着“共和”的假面。
然而，你瞧，又來了呀。
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６〕《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
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于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
為什幺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
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
用诰谕，用刀槍，用書報，用煅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後可以攘外”〔７〕。
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
不過，這是難的。
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
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
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
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幺？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幺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并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幺，“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
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将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裡，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着堂皇些，将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
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隻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
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裡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
而況大學生們連
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以為“倘不能赴難，就應該逃難”，屬于“逃難黨”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我想，一半是對的。
那時的北京，還挂着“共和”的假面，學生嚷嚷還不妨事；那時的執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３〕的段祺瑞先生，他雖然是武人，卻還沒有看過《莫索理尼傳》。
然而，你瞧，來了呀。
有一回，對着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４〕，兵們最受瞄準的是女學生，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是說得過去的，尤其是剪發的女學生，這用整頓風俗〔５〕的學說來解說，也是說得過去的。
總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學子”。
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大叫“打倒段祺瑞”。
為什幺呢？因為這時又還挂着“共和”的假面。
然而，你瞧，又來了呀。
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在《現代評論》上哀悼死掉的學生，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６〕《語絲》反對了幾句，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報》上發表一封信，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
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
後來，北伐成功了，北京屬于黨國，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五四式是不對了。
為什幺呢？因為這是很容易為“反動派”所利用的。
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我們的政府，軍人，學者，文豪，警察，偵探，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
用诰谕，用刀槍，用書報，用煅煉，用逮捕，用拷問，直到去年請願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後可以攘外”〔７〕。
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太繁一點，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
看周先生的主張，似乎最好是“赴難”。
不過，這是難的。
倘使早先有了組織，經過訓練，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人員缺少了，副司令〔８〕下令召集，那自然應該去的。
無奈據去年的事實，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而況乎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土耳其文學史，最小公倍數之類。
去打日本，一定打不過的。
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學生能抵抗幺？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什幺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但是，先生，這是“詩”呵！事實并不這樣的，死得比螞蟻還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槍也膠不住。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９〕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赴難”的一個。
那幺，“不逃難”怎樣呢？我也是完全反對。
自然，現在是“敵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學生們将赤手空拳，罵賊而死呢，還是躲在屋裡，以圖幸免呢？我想，還是前一着堂皇些，将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
不過于大局依然無補，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至多，也隻能又向“國聯”報告一聲罷了。
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大家說得眉飛色舞，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裡的大事情，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
而況大學生們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