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藝之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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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ｈａｒｏｖ）的作品的故事，覺得非革命文學，意義倒也十分深長；還有最徹底的革命文學家葉靈鳳先生，他描寫革命家，徹底到每次上茅廁時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２８〕，現在卻竟會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屁股後面了。
類似的例，還可以舉出向培良〔２９〕先生來。
在革命漸漸高揚的時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還曾經說，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
這自然也不壞，但也應該小心，因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馴服的時候，是就要變而為狗的。
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鬥争”的武器。
狗也是将人分為兩種的，豢養它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别的窮人和乞丐在它的眼裡就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
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吧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隻好去點綴大學教室了。
這樣的翻着筋鬥的小資産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
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産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
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Ａ要變Ｂ，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于是就變成了Ｂ。
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才突變而為冰了。
所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并非突然的事。
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卻并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産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
因為這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但也正因為更加堅實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将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吃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面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以顯出他今年的見識又進了一步。
這雖然并非左聯直接的自動，然而也是一種掃蕩，這些作者，是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
但現存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産階級文學來幺？我想，也很難。
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
日本的廚川白村（ＨAＫｕｒｉｙａｇａｗａ）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說：準抑栊矗*必得是自己經驗過的幺？他自答道，不必，因為他能夠體察。
〔３０〕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奸，他不必親自去私通。
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于和他向來沒有關系的無産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
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
（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産階級化”的口号，就是對于這一點的很正确的理解。
）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産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
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緻命與有力。
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階級或資産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産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阋于牆”，兩方一樣是敵對。
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為一粒泡沫的。
對于這些的作品，我以為實在無須稱之為無産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為了将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為無産階級的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為敵人的底細。
随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甯青年》〔３１〕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将這分為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為無産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為小資産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為資産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
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于愈認為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
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
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
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将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
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隻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着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馑狀态。
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
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争奪一把舊椅子。
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
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３２〕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
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
類似的例，還可以舉出向培良〔２９〕先生來。
在革命漸漸高揚的時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還曾經說，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
這自然也不壞，但也應該小心，因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馴服的時候，是就要變而為狗的。
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鬥争”的武器。
狗也是将人分為兩種的，豢養它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别的窮人和乞丐在它的眼裡就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
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吧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隻好去點綴大學教室了。
這樣的翻着筋鬥的小資産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着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寫歪；寫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們的轉變，是毫不足惜的。
當革命文學的運動勃興時，許多小資産階級的文學家忽然變過來了，那時用來解釋這現象的，是突變之說。
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Ａ要變Ｂ，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于是就變成了Ｂ。
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才突變而為冰了。
所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并非突然的事。
倘沒有應具的條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說已變，實際上卻并沒有變，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稱突變過來的小資産階級革命文學家，不久就又突變回去了。
去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實。
因為這時已經輸入了蒲力汗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理論，給大家能夠互相切磋，更加堅實而有力，但也正因為更加堅實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壓迫和摧殘，因為有了這樣的壓迫和摧殘，就使那時以為左翼文學将大出風頭，作家就要吃勞動者供獻上來的黃油面包了的所謂革命文學家立刻現出原形，有的寫悔過書，有的是反轉來攻擊左聯，以顯出他今年的見識又進了一步。
這雖然并非左聯直接的自動，然而也是一種掃蕩，這些作者，是無論變與不變，總寫不出好的作品來的。
但現存的左翼作家，能寫出好的無産階級文學來幺？我想，也很難。
這是因為現在的左翼作家還都是讀書人——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來，是很不容易的緣故。
日本的廚川白村（ＨAＫｕｒｉｙａｇａｗａ）曾經提出過一個問題，說：準抑栊矗*必得是自己經驗過的幺？他自答道，不必，因為他能夠體察。
〔３０〕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奸，他不必親自去私通。
但我以為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對于和他向來沒有關系的無産階級的情形和人物，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
所以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脈搏的。
（最近左聯的提出了“作家的無産階級化”的口号，就是對于這一點的很正确的理解。
） 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最容易希望出現的，是反叛的小資産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
因為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惡，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為緻命與有力。
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階級或資産階級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們的不能改良，不能較長久的保持地位，所以從無産階級的見地看來，不過是“兄弟阋于牆”，兩方一樣是敵對。
但是，那結果，卻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為一粒泡沫的。
對于這些的作品，我以為實在無須稱之為無産階級文學，作者也無須為了将來的名譽起見，自稱為無産階級的作家的。
但是，雖是僅僅攻擊舊社會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點，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現在的作家，連革命的作家和批評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視現社會，知道它的底細，尤其是認為敵人的底細。
随手舉一個例罷，先前的《列甯青年》〔３１〕上，有一篇評論中國文學界的文章，将這分為三派，首先是創造社，作為無産階級文學派，講得很長，其次是語絲社，作為小資産階級文學派，可就說得短了，第三是新月社，作為資産階級文學派，卻說得更短，到不了一頁。
這就在表明：這位青年批評家對于愈認為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
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
要寫文學作品也一樣，不但應該知道革命的實際，也必須深知敵人的情形，現在的各方面的狀況，再去斷定革命的前途。
惟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将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
我想，這是在現在環境下的作家，隻要努力，還可以做得到的。
在現在，如先前所說，文藝是在受着少有的壓迫與摧殘，廣泛地現出了饑馑狀态。
文藝不但是革命的，連那略帶些不平色彩的，不但是指摘現狀的，連那些攻擊舊來積弊的，也往往就受迫害。
這情形，即在說明至今為止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不過是争奪一把舊椅子。
去推的時候，好像這椅子很可恨，一奪到手，就又覺得是寶貝了，而同時也自覺了自己正和這“舊的”一氣。
二十多年前，都說朱元璋（明太祖）〔３２〕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實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後，稱蒙古朝為“大元”，殺漢人比蒙古人還利害。
奴才做了主人，是決不肯廢去“老爺”的稱呼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