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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國藩
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規的學術研究，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解決"有什麼"的問題，二是從曆史學的意義上解決"是什麼"的問題，三是從哲學的意義上解決"為什麼"的問題。
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或三種境界。
其中，"有什麼"當屬基礎層，而"是什麼"與"為什麼"則分别位居中心層與終極層。
縱觀近百年來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是潛心于"有什麼"的人較少，而着意于"是什麼"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為什麼"的人則更多了。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曾國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緻曾紀澤書）。
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钊、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并稱"曾門文學四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
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
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承襲候爵的曾紀澤。
《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钊、黎庶昌"所編，而是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
至于《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将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全集》本。
《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
事過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
究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隻是大緻可尋而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
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後編次。
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注釋本。
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注釋之勞稍多。
至于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
仔細校讀，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隻一二篇。
百餘年來，真正的全編"足本"，應是嶽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彙入舊版（雜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于曾國藩晚年的心願。
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遺囑說："餘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
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
如有知舊助刻餘集者，婉言謝之可也。
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是由衷之言。
所謂反省自訟，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
後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于他年輕時的高自标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
'其明證矣。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于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
"錢仲聯《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派。
"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了些什麼，别人又做了些什麼。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
"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尚，而當時京中
如果願意，你也可以把它們看作成三個層次或三種境界。
其中，"有什麼"當屬基礎層，而"是什麼"與"為什麼"則分别位居中心層與終極層。
縱觀近百年來的曾國藩研究，似乎是潛心于"有什麼"的人較少，而着意于"是什麼"的人稍多，至于醉心于"為什麼"的人則更多了。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曾國藩文集》，将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國藩其人。
曾國藩最初是以詩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嶄露頭角的，等到他的位望漸趨隆重，遠近人等便把他奉為宋詩運動的頭領，桐城文派的領袖，所謂"以韓、歐之文章，負司馬溫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讀其書者"《曾國荃緻曾紀澤書）。
遵義黎庶昌（與武昌張裕钊、桐城吳汝綸、無錫薛福成并稱"曾門文學四子"）當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統地抄錄曾文。
在曾國藩逝世四個月後，黎編《曾文正公文鈔》便在蘇州刊印行世了。
半年之後，又有方宗誠編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響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後即有傳忠書局之《全集》問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實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總纂的湖廣總督李瀚章，而是承襲候爵的曾紀澤。
《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門人張裕钊、黎庶昌"所編，而是由定居長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實際編校。
至于《詩集》，則有傳忠書局聘請的楊書霖、張華理這兩位長沙紳士将之一稿兩用之事：先有坊間單行本，後有傳忠《全集》本。
《全集》之詩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編年本與光緒二年三卷分類本。
事過五十年，《四部叢刊》影印本與《四部備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類生二為底本。
究其原因，大概是編年本倉促輯刊，未速細辨，雖然是按年編次，也隻是大緻可尋而已，其中疏忽外誤之處尚多。
而分類本雖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編年本之先後編次。
此後各種版本，皆與此大同小異。
進入民國，始有改編本與注釋本。
自今觀之，則改編之功實淺，而注釋之勞稍多。
至于輯佚本，則有近人劉聲本的《曾文正公集外文》。
仔細校讀，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隻一二篇。
百餘年來，真正的全編"足本"，應是嶽麓書社版《曾國藩全集》，其中《詩文》不分卷，彙入舊版（雜著》、《鳴原堂論文》、《孟子要略》與《聯語》，且輯得佚詞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編也好，其實都有悖于曾國藩晚年的心願。
他在赴天津辦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遺囑說："餘所作古文，……尤不可發刻送人。
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
如有知舊助刻餘集者，婉言謝之可也。
切囑，切囑！""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如此反省自訟之詞，想來當是由衷之言。
所謂反省自訟，也确因他早年有心氣過高之病，有視事太易之舉。
後人之所以對他的詩文時有過譽，未始不起于他年輕時的高自标置與自我期許。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湘鄉出而詩學皆宗涪翁，《題彭宣塢詩集後》'……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
'其明證矣。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于近代詩學有開創之功。
"錢仲聯《夢苕庵詩話》說："自姚姬傳倡為山谷詩，而曾滌生祖其學，遂開清末西江一派。
"果真如此嗎？《題彭宣塢詩集後》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請看此前的曾國藩做了些什麼，别人又做了些什麼。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國藩給諸弟寫信，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
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
"可知他是在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後，才識得持古文的宗尚，而當時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