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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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傅全美二

    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

    過者,雖古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

    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

    與傅子淵

    夫子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躐等淩節,所談益高,而無補于實行。

    善與過恐非一旦所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如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旦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

    二

    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荀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

    與傅聖谟

    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赜、索隐、鈎深、緻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拟度為道,則是拟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拟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邪?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

    二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顔淵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辟楊墨,自比于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谟所宜以為标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沒聖谟乎!

    三

    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禀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

    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

    與包詳道

    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緻則易曉,人情世态,多能通達;其習于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

    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于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于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一旦駭于荒唐謬悠之說,驚于詭谲怪誕之辭,則其颠頓狼狽之狀中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污沱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

    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

    理不可泥言而求,而非言以無以喻理;道不可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體觀。

    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颠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其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

    二

    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遊寬裕,體脈自活矣。

    三

    詳道之病,……當于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

    五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此數語不可不熟味,于己于人,皆當如此。若能如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遊寬容卻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為奮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

    六

    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将無事之說排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卻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

    與包敏道三

    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羞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于狂妄不識羞,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與吳伯

    作事業固當随分有程準,若着實下手處,未易泛言。隻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着實處,極是苦澀,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