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婦人——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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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們告訴我說，他們都是苦學生出身，結婚以來雖無子女，卻同受了許多艱苦。
近來境況稍寬裕了，正在建築一所精緻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築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圖樣，他夫人天天去監督工程。
這種共同生活，可使夫婦愛情格外濃厚，家庭幸福格外圓滿。
又一次，我在一個人家過年。
這家夫婦兩人，也沒有兒女，卻極相敬愛，同嘗艱苦。
那丈夫是一位化學技師，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他造了一個洗衣機器。
他夫人指着對我說，“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的聖誕節禮了”。
這位夫人身體很高，在廚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他丈夫便自己動手把廚房裡的桌腳添高了一尺。
這種瑣屑小事，可以想見那種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種是夫婦各有特别性質，各有特别生活，卻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
我且舉一個例。
有一個朋友，在紐約一家洋海轉運公司内做經理，天天上公司去辦事。
他的夫人是一個“社交婦人”（SocietyWoman），善于應酬，懂得幾國的文學，又研究美術音樂。
每月他開一兩次茶會，到的人，有文學家，也有畫師，也有音樂家，也有新聞記者，也有很奢華的“社交婦人”，也有衣飾古怪，披着頭發的“新婦女”（TheNewWomen）。
這位主婦四面招呼，面面都到。
來的人從不得見男主人，男主人也從來不與聞這種集會。
但他們夫婦卻極相投相愛，決不因此生何等間隔。
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種是“新婦女”的家庭。
“新婦女”是一個新名詞，所指的是一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為往往趨于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卻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
内中固然也有許多假裝的“新婦女”，口不應心，所行與所說大相反悖的。
但内中實在有些極有思想，極有道德的婦女。
我在Ithaca時，有一位男同學，學的是城市風景工程，卻極喜歡研究文學，做得極好的詩文。
後來我到紐約不上一個月，忽然收到一個女子來信，自言是我這位同學的妻子，因為平日聽他丈夫說起我，故很想見我。
我自然去見他，談起來，才知道他是一個“新婦人”，學問思想，都極高尚。
他丈夫那時還在Cornell大學的大學院研究高等學問。
這位女子在Columbia大學做一個打字的書記，自己謀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學高等音樂。
他們夫婦隔開二百多英裡，每月會見一次，他丈夫繼續學他的風景工程，他夫人繼續學他的音樂。
他們每日寫一封信，雖不相見，卻真和朝夕相見一樣。
這種家庭，幾乎沒有“家庭”可說；但我和他們做了幾年的朋友，覺得他們那種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說的“自立”的精神。
他們雖結了婚，成了夫婦，卻依舊做他們的“自立”生活。
這種人在美國雖屬少數，但很可表示美國婦女最近的一種趨向了。
結論。
以上所說“美國的婦女”，不過随我個人見聞所及，略舉幾端，既沒有“邏輯”的次序，又不能詳盡。
聽者讀者，心中必定以為我講“美國的婦女”，單舉他們的好處，不提起他們的弱點，未免太偏了。
這種批評，我極承認。
但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于懂得人家的好處。
我們所該學的，也隻是人家的長處。
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
不如單注意觀察人家的長處在什麼地方。
那些外國傳教的人，回到他們本國去捐錢，到處演說我們中國怎樣的野蠻不開化。
他們錢雖捐到了，卻養成一種賤視中國人的心理。
這是找所最痛恨的。
我因為痛恨這種單摘人家短處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國演說中國文化，也隻提出我們的長處；如今我在中國演說美國文化，也隻注重他們的特别長處。
如今所講美國婦女特别精神，隻在他們的自立心，隻在他們那種“超于良妻賢母人生觀”。
這種觀念是我們中國婦女所最缺乏的觀念。
我們中國的姊妹們若能把這種“自立”的精神來補助我們的“倚賴”性質，若能把那種“超于良妻賢母人生觀”來補助我們的“良妻賢母”觀念，定可使中國女界有一點“新鮮空氣”，定可使中國産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
這種“自立”的精神，帶有一種傳染的性質。
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帶有傳染的性質。
将來這種“自立”的風氣，像那傳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傳越遠，漸漸的造成無數“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做的事業。
有了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産生良善的社會。
良善的社會決不是如今這些互相倚賴，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
所以我所說那種“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
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微意了。
民國七年九月 （原載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
近來境況稍寬裕了，正在建築一所精緻的小屋，他丈夫是建築工程科教授，自己打圖樣，他夫人天天去監督工程。
這種共同生活，可使夫婦愛情格外濃厚，家庭幸福格外圓滿。
又一次，我在一個人家過年。
這家夫婦兩人，也沒有兒女，卻極相敬愛，同嘗艱苦。
那丈夫是一位化學技師，因他夫人自己洗衣服，便想出心思替他造了一個洗衣機器。
他夫人指着對我說，“這便是我的丈夫今年送我的聖誕節禮了”。
這位夫人身體很高，在廚房做事，不很方便，因此他丈夫便自己動手把廚房裡的桌腳添高了一尺。
這種瑣屑小事，可以想見那種同安樂，同艱苦的家庭生活了。
第三種是夫婦各有特别性質，各有特别生活，卻又都能相安相得的家庭。
我且舉一個例。
有一個朋友，在紐約一家洋海轉運公司内做經理，天天上公司去辦事。
他的夫人是一個“社交婦人”（SocietyWoman），善于應酬，懂得幾國的文學，又研究美術音樂。
每月他開一兩次茶會，到的人，有文學家，也有畫師，也有音樂家，也有新聞記者，也有很奢華的“社交婦人”，也有衣飾古怪，披着頭發的“新婦女”（TheNewWomen）。
這位主婦四面招呼，面面都到。
來的人從不得見男主人，男主人也從來不與聞這種集會。
但他們夫婦卻極相投相愛，決不因此生何等間隔。
這是一種“和而不同”的家庭。
第四種是“新婦女”的家庭。
“新婦女”是一個新名詞，所指的是一種新派的婦女，言論非常激烈，行為往往趨于極端，不信宗教，不依禮法，卻又思想極高，道德極高。
内中固然也有許多假裝的“新婦女”，口不應心，所行與所說大相反悖的。
但内中實在有些極有思想，極有道德的婦女。
我在Ithaca時，有一位男同學，學的是城市風景工程，卻極喜歡研究文學，做得極好的詩文。
後來我到紐約不上一個月，忽然收到一個女子來信，自言是我這位同學的妻子，因為平日聽他丈夫說起我，故很想見我。
我自然去見他，談起來，才知道他是一個“新婦人”，學問思想，都極高尚。
他丈夫那時還在Cornell大學的大學院研究高等學問。
這位女子在Columbia大學做一個打字的書記，自己謀生，每星期五六夜去學高等音樂。
他們夫婦隔開二百多英裡，每月會見一次，他丈夫繼續學他的風景工程，他夫人繼續學他的音樂。
他們每日寫一封信，雖不相見，卻真和朝夕相見一樣。
這種家庭，幾乎沒有“家庭”可說；但我和他們做了幾年的朋友，覺得他們那種生活，最足代表我所說的“自立”的精神。
他們雖結了婚，成了夫婦，卻依舊做他們的“自立”生活。
這種人在美國雖屬少數，但很可表示美國婦女最近的一種趨向了。
結論。
以上所說“美國的婦女”，不過随我個人見聞所及，略舉幾端，既沒有“邏輯”的次序，又不能詳盡。
聽者讀者，心中必定以為我講“美國的婦女”，單舉他們的好處，不提起他們的弱點，未免太偏了。
這種批評，我極承認。
但我平日的主張，以為我們觀風問俗的人，第一個大目的，在于懂得人家的好處。
我們所該學的，也隻是人家的長處。
我們今日還不配批評人家的短處。
不如單注意觀察人家的長處在什麼地方。
那些外國傳教的人，回到他們本國去捐錢，到處演說我們中國怎樣的野蠻不開化。
他們錢雖捐到了，卻養成一種賤視中國人的心理。
這是找所最痛恨的。
我因為痛恨這種單摘人家短處的教士，所以我在美國演說中國文化，也隻提出我們的長處；如今我在中國演說美國文化，也隻注重他們的特别長處。
如今所講美國婦女特别精神，隻在他們的自立心，隻在他們那種“超于良妻賢母人生觀”。
這種觀念是我們中國婦女所最缺乏的觀念。
我們中國的姊妹們若能把這種“自立”的精神來補助我們的“倚賴”性質，若能把那種“超于良妻賢母人生觀”來補助我們的“良妻賢母”觀念，定可使中國女界有一點“新鮮空氣”，定可使中國産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
這種“自立”的精神，帶有一種傳染的性質。
女子“自立”的精神，格外帶有傳染的性質。
将來這種“自立”的風氣，像那傳染鼠疫的微生物一般，越傳越遠，漸漸的造成無數“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覺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有該盡的義務，有可做的事業。
有了這些“自立”的男女，自然産生良善的社會。
良善的社會決不是如今這些互相倚賴，不能“自立”的男女所能造成的。
所以我所說那種“自立”精神，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
這就是我提出這個問題的微意了。
民國七年九月 （原載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