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玄同
關燈
小
中
大
我近來常想能夠有工夫寫幾節“畸人所知錄”下來，因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會上很有點聲名，當作是個奇人，但是據我所知的事實，卻實在是平平常常的，覺得有說明的必要。第一個我便舉出錢玄同來。
錢夏字玄同，後來又名疑古玄同。我們認識他最初在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年，從太炎先生民報社聽講《說文》，那時他還用舊号曰“德潛”，及民國六年在北京相見，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複古。文字他主張用小篆，事實上不可能，則改為用楷書的筆勢寫篆書，給太炎先生寫刻《小學答問》，後來還有《三體石經考》，也是用的這筆法。寫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說“某頓首”。至于文章之拟古，那更不用說了。辮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執的要梳頭，隻是這袍子馬褂的胡服總是不好，要複古一下來穿“深衣”。這根據古書來複制，乃是白布斜領，着起來很有點像“孝袍”，看去有點觸目。他卻不顧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辦公，不過這個我并沒親見，隻是傳聞如此罷了。
第一期的“複古”做得很徹底。第二期便來個“反複古”運動，同樣的徹底，不過傳播得更廣遠了。自從“洪憲帝制”以後，一般有心的人都覺得中國這樣情形是很危險的，非有一個大的變更不可，接着是歐戰結束，便引起了中國的那新文化運動來了。《新青年》便當了這運動的代言人，标榜民主和科學，對于國内事物凡是舊的都在反對之列，舉凡人家所稱為國粹的，國學，國文，國醫，國術，國劇，都被看作“國滓”，一律予以痛擊。他的兩句口号—“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一直為舊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對于舊道德“綱常”之攻擊，更被人視為“洪水猛獸”，欲得而甘心。最有名的林琴南的兩篇小說，在《荊生》裡假借了荊生這一個舊禮教的保護人，對這班人加以懲創，小說裡的“金心異”這人，便是玄同，所以魯迅後來的文章中，就以金心異作為玄同的外号。現在看起來，他對于中國文化遺産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這是缺點，但在他那時也是無怪的，當時如稍一讓步，便是對于舊派承認妥協，再也不能堅持攻擊了。正如征求“青年必讀書”的時候，魯迅堅決地主張現代青年不必讀舊書，一部也沒有開，所以玄同也贊成将舊書扔進毛廁去。這極端的反複古主義，玄同堅持到底，雖然他在學術上仍舊弄他的文字學。至于經學，則仍然遵從老師崔觯甫的教訓，相信今文說，别号“餅齋”，表示乃是“賣餅家”何邵公之徒。關于這一方面的學術問題，著有《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篇，最有價值，作為标點本《新學僞經考》的序文，登在原書上面。
“經今古文學”的論争乃是反複古運動之一面，發見于經學方面的，在這問題上他堅持下去，一直沒有變更，雖然在别的藝術上多少有些讓步。他把自己的别号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态度。照道理說來，康有為那種“新學僞經考”也是從疑古思想出發的，但是他更推得遠一點，不但是經，便是史的方面，也都處處顯得可疑罷了。他的思想顯得“過激”，往往有人誤解，覺得脾氣一定乖僻，不好對付吧，其實是不然的，他對人十分和平，總是笑嘻嘻的。誠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氣，假如要他去見“大人先生”，那麼他聽見名字，便要老實不客氣的罵起來，叫人下不來台，若是平常作為友人往來，那是和平不過的。他論古嚴格，若和他讨論現代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對國文和藝術，可是他藏書極多，對于古詩文亦多了解，又善書法，晚年寫唐人寫經，時時給人家書題封面。說起他來，常把他當作怪人，其實是很平常的，知識廣博，趣味豐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
錢夏字玄同，後來又名疑古玄同。我們認識他最初在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年，從太炎先生民報社聽講《說文》，那時他還用舊号曰“德潛”，及民國六年在北京相見，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複古。文字他主張用小篆，事實上不可能，則改為用楷書的筆勢寫篆書，給太炎先生寫刻《小學答問》，後來還有《三體石經考》，也是用的這筆法。寫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說“某頓首”。至于文章之拟古，那更不用說了。辮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執的要梳頭，隻是這袍子馬褂的胡服總是不好，要複古一下來穿“深衣”。這根據古書來複制，乃是白布斜領，着起來很有點像“孝袍”，看去有點觸目。他卻不顧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辦公，不過這個我并沒親見，隻是傳聞如此罷了。
第一期的“複古”做得很徹底。第二期便來個“反複古”運動，同樣的徹底，不過傳播得更廣遠了。自從“洪憲帝制”以後，一般有心的人都覺得中國這樣情形是很危險的，非有一個大的變更不可，接着是歐戰結束，便引起了中國的那新文化運動來了。《新青年》便當了這運動的代言人，标榜民主和科學，對于國内事物凡是舊的都在反對之列，舉凡人家所稱為國粹的，國學，國文，國醫，國術，國劇，都被看作“國滓”，一律予以痛擊。他的兩句口号—“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一直為舊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對于舊道德“綱常”之攻擊，更被人視為“洪水猛獸”，欲得而甘心。最有名的林琴南的兩篇小說，在《荊生》裡假借了荊生這一個舊禮教的保護人，對這班人加以懲創，小說裡的“金心異”這人，便是玄同，所以魯迅後來的文章中，就以金心異作為玄同的外号。現在看起來，他對于中國文化遺産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這是缺點，但在他那時也是無怪的，當時如稍一讓步，便是對于舊派承認妥協，再也不能堅持攻擊了。正如征求“青年必讀書”的時候，魯迅堅決地主張現代青年不必讀舊書，一部也沒有開，所以玄同也贊成将舊書扔進毛廁去。這極端的反複古主義，玄同堅持到底，雖然他在學術上仍舊弄他的文字學。至于經學，則仍然遵從老師崔觯甫的教訓，相信今文說，别号“餅齋”，表示乃是“賣餅家”何邵公之徒。關于這一方面的學術問題，著有《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一篇，最有價值，作為标點本《新學僞經考》的序文，登在原書上面。
“經今古文學”的論争乃是反複古運動之一面，發見于經學方面的，在這問題上他堅持下去，一直沒有變更，雖然在别的藝術上多少有些讓步。他把自己的别号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态度。照道理說來，康有為那種“新學僞經考”也是從疑古思想出發的，但是他更推得遠一點，不但是經，便是史的方面，也都處處顯得可疑罷了。他的思想顯得“過激”，往往有人誤解，覺得脾氣一定乖僻，不好對付吧，其實是不然的，他對人十分和平，總是笑嘻嘻的。誠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氣，假如要他去見“大人先生”，那麼他聽見名字，便要老實不客氣的罵起來，叫人下不來台，若是平常作為友人往來，那是和平不過的。他論古嚴格，若和他讨論現代問題，卻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對國文和藝術，可是他藏書極多，對于古詩文亦多了解，又善書法，晚年寫唐人寫經，時時給人家書題封面。說起他來，常把他當作怪人，其實是很平常的，知識廣博，趣味豐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