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文藝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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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百年以後，文獻不足，隻剩得若幹斷爛朝報，那時的學者來研究我們這時代，将有怎樣的感想？大概不外下列兩派罷：盡信書者自然覺得“這一個可敬的時代”，除了少數“可敬的人物”而外，其他的不是冥頑不靈，就是蠢如鹿；懷疑論（或疑古）者，也許要覺得這是一個“可悲的時代”，有誇大狂者，有低能兒，有白癡，——自然也有人工的啞子。
這當然是說笑話罷哩，事實上，可征的文獻不至于散佚毀滅到那樣的地步，百年以後——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後的學者一定能夠正确地為我們這時代畫一副真實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們同時代的人，隻要見聞有所拘囿，倒會越看越糊塗，結果便會覺得在“盡信書”與懷疑論二者之間是起難自處的了。
對于現實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對于将來也不會失卻信心；可是苦悶大概是難免的罷，這苦悶之味倘有成語可資描繪，我以為可用“啼笑皆非”這四個字。
不用多拉扯，我們隻談談出版現象之一，——文藝書籍的供求情況。
文藝之必須服務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當前抗戰的要求，這在今日是沒有人反對的了，至少公開的反對是不大聽見了。
一方面，擺起俨然的嘴臉，申斥着文藝作家之未能善盡厥職，把社會的人心麻痹的責任歸之于文藝作家，這樣的論調，也聽得過了。
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卻正式給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勵着它們的滋長，而“不合抗戰要求”的鞭笞，卻常常落在那些絕不會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來一下刺激的作品的頭上，——這樣的事，實在也見過不少。
所謂“寫作的自由”，就表現在這樣的天氣上。
這是“供”“求”情況的一個說明。
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故事有甚于“緣木求魚”，簡直是“言不顧行”。
然而供求情況尚有其另一方面。
這卻是直接牽涉到所謂麻痹的人心了。
書店老闆謂之為“生意經”。
書店老闆可以給你看确鑿的“統計”，他們的“生意眼”是從“鐵面無私”的“現實”來的。
“色情”的作品有銷路；戴抗戰之羊頭，賣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于推銷。
包括清談、扯淡、胡說八道、大言不慚、牛鬼蛇神、風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謂“風字型”的作品，其可銷、能銷與易銷，有時且勝于前二者。
獨至于闆起面孔寫來的抗戰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顧者大概僅是些滿腔熱血、傻而窮的青年，而關卡驿站每多留難，則推銷亦屬不易。
老闆的結論是：将本求利，他說不上有成見，無奈“社會”是喜歡那種調調兒，他有什麼辦法？當然，這是“現實”，但隻是“現實”的一面。
“社會”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錢而又“精力過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着知識的饑渴，轉側于感情的枯燥，不惜節衣縮食求讀好書的人。
因而書店老闆的“統計”卻又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隻要真是好書，即使是百分之百嚴肅的抗戰作品，銷路還是有的。
一方面，抗戰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面，出版家卻也在找抗戰作品：這是供求情況的第三方面。
換言之，抗戰作品在找讀者，而讀者也在找抗戰作品。
有制造葉子牌、麻将牌、乃至春畫的人；也有制造鋤頭、斧頭、鐮刀、鋸子的人，現社會上充滿了這些矛盾。
因此，如果有所謂“制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會上先有麻痹現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産生後也反過來助長麻痹的），而消除社會上的麻痹現象需要政治上的強心針和清瀉劑，文藝作品呢，可比作這針和劑的藥引子。
如果一方面盼望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文藝，而同時又不許文藝作品帶着強心和清瀉的藥品，這何異南轅而北轍？這一個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惱着态度嚴肅的作者，也在苦惱着态度嚴肅的讀者。
我們相信，現在有絕對多數（比起那些有錢有閑以消遣及官能刺激為目的之讀者的總數來還是絕對多數的）态度嚴肅的讀者，在渴求确能表現抗戰現實的作品。
他們是文藝書籍讀者的絕對多數。
這絕對多數的意義，并不表現他們的購買力，也就是并不從書店老闆的帳簿上表現出來；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的手裡就轉輾傳觀以至于字迹磨滅，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們手裡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讨論，非把它從裡翻轉向外是不過
這當然是說笑話罷哩，事實上，可征的文獻不至于散佚毀滅到那樣的地步，百年以後——或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後的學者一定能夠正确地為我們這時代畫一副真實的面目，然而在今天，我們同時代的人，隻要見聞有所拘囿，倒會越看越糊塗，結果便會覺得在“盡信書”與懷疑論二者之間是起難自處的了。
對于現實保有清醒的理解的，自然對于将來也不會失卻信心；可是苦悶大概是難免的罷，這苦悶之味倘有成語可資描繪，我以為可用“啼笑皆非”這四個字。
不用多拉扯，我們隻談談出版現象之一，——文藝書籍的供求情況。
文藝之必須服務于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服務于民族的自由解放，适合于當前抗戰的要求，這在今日是沒有人反對的了，至少公開的反對是不大聽見了。
一方面，擺起俨然的嘴臉，申斥着文藝作家之未能善盡厥職，把社會的人心麻痹的責任歸之于文藝作家，這樣的論調，也聽得過了。
另一方面，“太多的自由”卻正式給予那些制造麻痹的作品，鼓勵着它們的滋長，而“不合抗戰要求”的鞭笞，卻常常落在那些絕不會使人麻痹倒是想在麻痹者身上來一下刺激的作品的頭上，——這樣的事，實在也見過不少。
所謂“寫作的自由”，就表現在這樣的天氣上。
這是“供”“求”情況的一個說明。
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故事有甚于“緣木求魚”，簡直是“言不顧行”。
然而供求情況尚有其另一方面。
這卻是直接牽涉到所謂麻痹的人心了。
書店老闆謂之為“生意經”。
書店老闆可以給你看确鑿的“統計”，他們的“生意眼”是從“鐵面無私”的“現實”來的。
“色情”的作品有銷路；戴抗戰之羊頭，賣色情之狗肉者，更能而且更易于推銷。
包括清談、扯淡、胡說八道、大言不慚、牛鬼蛇神、風花雪月等等特性的所謂“風字型”的作品，其可銷、能銷與易銷，有時且勝于前二者。
獨至于闆起面孔寫來的抗戰作品，那就不忍言了，光顧者大概僅是些滿腔熱血、傻而窮的青年，而關卡驿站每多留難，則推銷亦屬不易。
老闆的結論是：将本求利，他說不上有成見，無奈“社會”是喜歡那種調調兒，他有什麼辦法？當然，這是“現實”，但隻是“現實”的一面。
“社會”上固然有那一批多錢而又“精力過剩”、唯消遣是求者，但也不少煎熬着知識的饑渴，轉側于感情的枯燥，不惜節衣縮食求讀好書的人。
因而書店老闆的“統計”卻又告訴我們一個事實：隻要真是好書，即使是百分之百嚴肅的抗戰作品，銷路還是有的。
一方面，抗戰作品在找出版家，另一方面，出版家卻也在找抗戰作品：這是供求情況的第三方面。
換言之，抗戰作品在找讀者，而讀者也在找抗戰作品。
有制造葉子牌、麻将牌、乃至春畫的人；也有制造鋤頭、斧頭、鐮刀、鋸子的人，現社會上充滿了這些矛盾。
因此，如果有所謂“制造麻痹”的作者，原因倒是社會上先有麻痹現象的存在（自然，麻痹人心的作品産生後也反過來助長麻痹的），而消除社會上的麻痹現象需要政治上的強心針和清瀉劑，文藝作品呢，可比作這針和劑的藥引子。
如果一方面盼望有功于“世道人心”的文藝，而同時又不許文藝作品帶着強心和清瀉的藥品，這何異南轅而北轍？這一個矛盾中的矛盾，正在苦惱着态度嚴肅的作者，也在苦惱着态度嚴肅的讀者。
我們相信，現在有絕對多數（比起那些有錢有閑以消遣及官能刺激為目的之讀者的總數來還是絕對多數的）态度嚴肅的讀者，在渴求确能表現抗戰現實的作品。
他們是文藝書籍讀者的絕對多數。
這絕對多數的意義，并不表現他們的購買力，也就是并不從書店老闆的帳簿上表現出來；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的手裡就轉輾傳觀以至于字迹磨滅，這表現在一本好書到了他們手裡是被一遍一遍咀嚼，一次一次讨論，非把它從裡翻轉向外是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