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更寬廣的世界
關燈
小
中
大
字。
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
我要說，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
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标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态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說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
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
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
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志，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删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數字。
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
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裡，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
按：感謝《人民文學》雜志的厚愛，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特别行動獎”，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于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但由于時間關系，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現在我把它發在這裡。
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特别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
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一種很特别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
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并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麼傳銷團夥周旋，而是在大衆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敢于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
而我隻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
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
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
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
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
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
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
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夥内有個說法：隻要投入3800，兩年之内就能賺到500萬。
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将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
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産總值，照這個态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隻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隻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隐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産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
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删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說太敏感。
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說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他說“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
“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個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說“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隐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隐形戰機”，編輯說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
我向他請教：書店裡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複：這個問題不予讨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
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隻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隻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
”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夥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
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裡，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夥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
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别？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
我跟他談判，說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夥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
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夥一定有人會說，這隻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
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 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
不，我并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
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
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
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
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标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态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說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
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
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
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志，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删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數字。
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
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裡，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
一定有人會說，這隻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
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
不，我并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
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
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
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說，另外一些就隻能想一想。
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
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
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說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說，其實，我是一個作家。
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我隻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
有人也許會說，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
安全的字越來越少，以至于每個漢字都有點面目可疑。
我要說，這不僅傷害了我的作品，也傷害了我們的語言，這是我們的母語，偉大的漢語，莊子、李白、司馬遷和蘇東坡的漢語。
也許很多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發現那些美麗的詞彙、美麗的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标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态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說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
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
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
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志，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删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數字。
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
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裡，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
按：感謝《人民文學》雜志的厚愛，我獲得了今年人民文學獎的“特别行動獎”，今天下午在北京現代文學館頒獎，我的朋友邱華棟讓我準備一段獲獎感言，于是我寫了下面這些文字，但由于時間關系，這篇感言未能在現場發表，現在我把它發在這裡。
一個更寬廣的世界如果沒猜錯，“特别行動獎”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氣。
對一個作家來說，這是一種很特别的榮譽，聽着就像贊美一個足球運動員打群架很厲害。
我對此十分慚愧，因為我并不勇敢，一個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與什麼傳銷團夥周旋，而是在大衆沉默之時，在真相不能言說之時，坦然而磊落地走進人群中，講出他本應講的話，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發于不和諧的聲音，敢于犯舉國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
而我隻是做了一個公民應該做的：檢舉罪惡。
這與真正的勇敢相去甚遠。
我必須承認，這點勇氣并不值得嘉獎，我依然是個膽小的懦夫，我說的都是安全的話，我所批評的，都是允許我批評的。
這本書已經完稿多時，可遲遲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編輯，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裡，我和他發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鋒，我摔了一個杯子，罵了幾句粗話，把我家的牆壁狠狠地揍了一頓，最後還是投降了。
這位編輯是個謹慎的人，對現實的處境懷着深深的憂慮，不管什麼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
按他的意思，這本書最好不要出版，這樣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講出任何真相，因為真相就意味着危險；如果不得已要講一點真相，切記不能發表任何觀點，如果我有觀點，我就是危險分子。
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見，但據我所知，這并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
這本書是我的傳銷紀實，傳銷團夥内有個說法：隻要投入3800，兩年之内就能賺到500萬。
為此我寫了下面這一段：我飛快地算了一下，我們“體系”有近200人，每人賺500萬，那就是将近10億，盈利能力相當于中國移動的一家省級公司。
如果全行業700萬人都能賺這麼多，那就是35萬億，遠遠超過2008年的國民生産總值，照這個态勢發展下去，趕日超美隻是眨眼間的事，我中華上國分分鐘就能一統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執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隻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中國農民，拿根棍子就能擊落帝國主義的隐型戰機，根本不用發展工業、農業和第三産業，連兵都不用養一個。
這位編輯把“趕日超美”後面的話全都删掉了，我問為什麼，回答說太敏感。
我說這些話傻子也能看明白啊，這不是諷刺之語嗎？有什麼可敏感的？編輯說諷刺也不行，必須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諷刺，那就溫柔厚道地諷刺，他說“中華上國一統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
“中國農民”也敏感，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個中性詞，有什麼好敏感的？編輯說“農民”二字有歧視之意，好吧，我假裝理解，改成“傳銷者”；“帝國主義的隐形戰機”也敏感，好吧，理解，改成“高科技無人駕駛的隐形戰機”，編輯說不行，“戰機”也敏感，因為涉及軍事。
我向他請教：書店裡有那麼多直接講軍事的書，它們都能出版，為什麼我“涉及”一下都不行？對方答複：這個問題不予讨論，反正“戰機”二字必須改。
可這是核心詞，改無可改，隻能全部推翻，最後改成“隻要派出700萬個餓癟了肚子的傳銷者，拿根棉花糖就能打敗金兀朮的拐子馬。
”書稿中還有這麼一句：這團夥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
除此之外，還提到了廣西體系、山東體系、四川體系……這本是一句普普通通的話，可是在編輯眼裡，這樣一句普普通通的話也有安全問題，因為“河南人”3個字涉嫌地域歧視，他建議我這麼改：他們都是河南農民，這團夥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
我提出質疑：你再讀一下我的原話，請問，我有一點點歧視河南人的意思嗎？還有一個問題是：這兩者有什麼區别？為什麼一定要改？對方回答：把河南人具體定義為“河南農民”，這樣高素質的河南人就不會提出抗議。
我跟他談判，說我原來是兩句話，你改後成了三句話，這樣不太簡潔，我們把第一句删掉好不好？他想了半天，答應了，于是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的原文是：這團夥以河南人為主，就叫“河南體系”。
修改之後變成了：這團夥一定有人會說，這隻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
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 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
不，我并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
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
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
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就叫“河南體系”，以河南人為主。
在另外一處，我寫到某人放了一個“印度風味”的屁，我承認，按某種标準，這就叫做低俗，可怎麼也該算是“無傷大雅”吧？然而編輯還是要求我修改，這次的問題出在“印度”兩個字上，編輯的态度十分強硬：就是不許你放印度風味的屁！說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間的外交糾紛。
可是我又想：為了這麼屁大的一件事，中國和印度真的有可能開戰嗎？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經有過多個版本的老書中，我提到了一個地理名詞：南中國。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這個詞居然也成了敏感詞，編輯要求必須修改。
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從來沒見過這個詞。
我忍不住要想：為什麼2005年可以使用的詞，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語？後來在網上搜索，發現不僅有南中國酒店，還有《南中國》雜志，有一部電影叫《南中國：1994》，拿了金雞獎；中國最權威的新聞機構也頻頻使用“南中國”這個字眼兒。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在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們所猜想的，這位編輯删除的不僅是河南人、農民、帝國主義和一個屁，還有更多的字、詞、句、段落，甚至是章節，根據我這些年寫作和出版的經驗，我幾乎可以編出一本《敏感詞辭典》，其中包括制度、體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詞、一些動詞、一些形容詞，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數字。
在這本辭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詞的還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國家，其中當然也包括中國，也包括“中國人”，在《中國，少了一味藥》的很多處，“中國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數人”，如果我批評中國的傳統文化，編輯就會改成“中國古代的官場文化”，如果我要評論現在的某項制度，他就會要求我去評論朱元璋或者武則天，或者是中世紀的歐洲。
如果這本書能夠出版，讀者很可能會覺得作者是一個神經病：明明寫的是現在的事，他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評論武則天？沒錯，在此時，在這裡，寫作本來就帶有神經錯亂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個神經病。
一定有人會說，這隻是某個編輯的問題，不足以代表全部。
我承認，可我還是要問：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使一個編輯如此敏感，如此恐懼？我還要承認，他的恐懼也傳染給了我，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什麼樣的制度，才會讓我，一個守法公民，一個寫作者，活在不能言說的恐懼之中？在場有許多記者，或者有人會這麼報道：我發表了一個憤怒的獲獎感言。
不，我并不憤怒，我心平氣和地說出我的處境，因為我相信，這決不是我一個人的處境，而是所有寫作者的處境。
這恐懼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恐懼，而是所有寫作者的恐懼。
在這本《敏感辭典》的編撰過程中，我很不幸地貢獻了自己的努力，當我檢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詞、哪些句子一定會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
甚至我自己也會做這樣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兒，或者替換掉一些字眼兒，我把這稱之為“閹割式寫作”，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一個太監，而且是個積極主動的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我們毫不驚奇地發現，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寫，有些不能寫；有些話可以說，另外一些就隻能想一想。
我們的母語，被強行割裂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險的；有一些字眼兒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動的；有一些是我們用的，另外一些是敵人用的。
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違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用詞不當罪”。
昨晚在北京街頭看見一幅廣告，上面寫道：當你拿到世界冠軍的時候，會說些什麼？下面給出了答案，他說，其實，我是一個作家。
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領獎台上，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我隻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
有人也許會說，這一切都不足為奇，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