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理窟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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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當學文王者也。

    ぐ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隻随義理如此而言。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為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于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隻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隻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兇,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兇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為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隻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人之心同一則卻是義理,總之則卻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讴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為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為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隻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于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隻為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于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于事不幹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于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谏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為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讓”又多于堯一字;至于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笃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于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于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于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殷,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隻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發,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蔔之?隻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台,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裡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纣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為文王闵悼纣之不道,故至于日昃不暇食;至于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裡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于纣,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複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隻見詩中雲“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雲“教載”,絕不成言語也。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屍”,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隻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淩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