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眼睛的女人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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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無組織結構的品質，就不免張冠李戴了。
大凡很多美國人在亞洲國家裡的錯誤，不外先由于将時間與地點混淆之所緻。
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後尉凡也将他自己對16世紀明朝作綜合叙述的書發送到中國大陸上出版。
這一來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就寫信告訴他，這本書倒也确被很多讀者欣賞。
可是這些欣賞的人不說叙事的綿密客觀，卻先用意識形态說出：“這方是真的馬列主義。
”原來當地的習慣，凡是他們以為真實的情事，概以“馬列主義”稱之。
果是如此尉凡應當引以為慰。
隻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國聯邦偵探局真以為他在宣揚馬列主義，而且連中國的共産黨人都以為他尉凡筆下作物确是馬列主義。
然而将本人憎愛的事物以一個籠統的編号概括之，也不隻在北京的中國人如此。
尉凡也記着他在密歇根大學做研究生的時候，有一位教美國憲法史的教授本人對ThomasJefferson極端崇拜。
在他看來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時宜有進步性格，或者隻要行得通，不妨全稱之為Jeffersonian，否則即是un-Jeffersonian，後來他的一班同學都抓住這要點，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語。
例如在前一堂曠課的人，因有同學将所發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給她或他，也不稱謝，隻稱贊對方之義舉為“VeryJeffersonian”。
如果準備抗議或者對某種事體有意批判就說：“Thisis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沒有想到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尉凡也有一個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已經好幾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論，他認為内容全不重要，凡是罵人的書總是行銷。
尉凡仔細一想，這觀察卻也有道理。
他起先以為自己的書寫得好，所以暢銷。
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隻是讀者把他們自己對書中人物憎恨的情緒看進書内去了。
比方說他寫16世紀的書，完全以技術的角度着眼。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及風尚一經固定，則與當局的道德無關。
如果制度行不通，雖是執政人有賢愚不肖，最後也都是同樣的一籌莫展。
可是從多方面的反應看來，這要義并未完全傳達了過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讀者仍在罵萬曆皇帝為無道昏君，也有人認為海瑞是壞人，值得咒罵。
倒有一位相當有名望的教授對作者說：“你提到皇帝一舉一動，實在是聽命于人，而不是憑己意下命令，倒是我以前沒有想得到的！”尉凡固然感謝這位老前輩能體會他的着意，可是為着書之行銷起見，反而期望這位先生不要張揚其獨具隻眼。
至于這種态度對讀者是Jeffersonian或是un-Jeffersonian，已經不在意内了。
這年頭誰不希望自己所著書暢銷？除了罵人之外，高舉着民主與自由的旗幟也可以旦夕成名。
前些日子有一位美籍日人名福山的就在一種雜志裡著文稱資本主義已打敗共産主義，這也就是自由與民主戰勝了強權與獨裁。
他的結論倒不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享清閑之福；而稱之為“曆史之終點”，亦即今後英雄無用武之地，隻有對着無聊厭煩的局面打哈欠。
這文章問世，福山和他的雜志同享盛名。
原來福山的根據來自德國哲學家G.W.F.Hegel。
提到德國的哲學家尉凡就害怕。
本來“自由”一辭語在英文裡面或稱freedom或稱liberty，看場合而定，已經使他頭腦昏眩了。
而在德國哲學家的手下，自由成了dieFreiheit，不僅屬陰性，内中的r要在喉頭裡打轉，而且這名詞包含着無限超過世俗的意義更令人隻是高深莫測。
Hegel認為人類曆史出自自由之意志。
如果無自由，也就無曆史，這樣也說得對。
要是奴隸不造反，如何能制造曆史？可是Hegel眼中的人類曆史不創自旁的地方，倒創自咱家中國。
首先隻有中國皇帝能自由，可是這是一個人的自由。
以後傳到希臘羅馬，才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
迄至第三階段自由被日耳曼民族掌握，才是全體之自由。
于是世界曆史至歐洲而及于“絕對之終點”。
同時Hegel的自由有群衆之意志作支撐，也和倫理不可區分，這已和刻下西方的個人主義有了一日千裡的距離。
況且Hegel所叙中國皇帝行動自由的說法已和他自己所著書不相銜接，如果此說加在秦始皇赢政的頭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擺在萬曆皇帝朱翊鈞的份上則已是名不副實了。
可是現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權，他也不敢啟齒。
因為他也知道西洋還有一位哲學家J.J.Rousseau，他對自由的解釋更為硬性，他認為一個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旁人也可以“強迫”他自由。
及至今年情況愈複雜了，美國現任總統名叫GeorgeBush的主張給中國“最惠國”的待遇。
尉凡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鴉片戰争戰敗，中國被迫承認英國為最惠國。
此後中國對任何外強讓步，這同一讓步的條件立時自動的加予英國。
後來這最惠國的待遇也被其他國家獲得，終構成在中國割分“勢力範圍圈”的根據。
現在在美國的最惠國，當然沒有這些特權，隻限于對外貿易的入口稅。
有如某些貨品
大凡很多美國人在亞洲國家裡的錯誤，不外先由于将時間與地點混淆之所緻。
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後尉凡也将他自己對16世紀明朝作綜合叙述的書發送到中國大陸上出版。
這一來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會科學院的朋友，就寫信告訴他，這本書倒也确被很多讀者欣賞。
可是這些欣賞的人不說叙事的綿密客觀，卻先用意識形态說出：“這方是真的馬列主義。
”原來當地的習慣，凡是他們以為真實的情事，概以“馬列主義”稱之。
果是如此尉凡應當引以為慰。
隻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國聯邦偵探局真以為他在宣揚馬列主義，而且連中國的共産黨人都以為他尉凡筆下作物确是馬列主義。
然而将本人憎愛的事物以一個籠統的編号概括之，也不隻在北京的中國人如此。
尉凡也記着他在密歇根大學做研究生的時候，有一位教美國憲法史的教授本人對ThomasJefferson極端崇拜。
在他看來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時宜有進步性格，或者隻要行得通，不妨全稱之為Jeffersonian，否則即是un-Jeffersonian，後來他的一班同學都抓住這要點，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語。
例如在前一堂曠課的人，因有同學将所發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給她或他，也不稱謝，隻稱贊對方之義舉為“VeryJeffersonian”。
如果準備抗議或者對某種事體有意批判就說：“Thisis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沒有想到他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尉凡也有一個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倫比亞大學當教授已經好幾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論，他認為内容全不重要，凡是罵人的書總是行銷。
尉凡仔細一想，這觀察卻也有道理。
他起先以為自己的書寫得好，所以暢銷。
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隻是讀者把他們自己對書中人物憎恨的情緒看進書内去了。
比方說他寫16世紀的書，完全以技術的角度着眼。
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社會組織及風尚一經固定，則與當局的道德無關。
如果制度行不通，雖是執政人有賢愚不肖，最後也都是同樣的一籌莫展。
可是從多方面的反應看來，這要義并未完全傳達了過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讀者仍在罵萬曆皇帝為無道昏君，也有人認為海瑞是壞人，值得咒罵。
倒有一位相當有名望的教授對作者說：“你提到皇帝一舉一動，實在是聽命于人，而不是憑己意下命令，倒是我以前沒有想得到的！”尉凡固然感謝這位老前輩能體會他的着意，可是為着書之行銷起見，反而期望這位先生不要張揚其獨具隻眼。
至于這種态度對讀者是Jeffersonian或是un-Jeffersonian，已經不在意内了。
這年頭誰不希望自己所著書暢銷？除了罵人之外，高舉着民主與自由的旗幟也可以旦夕成名。
前些日子有一位美籍日人名福山的就在一種雜志裡著文稱資本主義已打敗共産主義，這也就是自由與民主戰勝了強權與獨裁。
他的結論倒不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享清閑之福；而稱之為“曆史之終點”，亦即今後英雄無用武之地，隻有對着無聊厭煩的局面打哈欠。
這文章問世，福山和他的雜志同享盛名。
原來福山的根據來自德國哲學家G.W.F.Hegel。
提到德國的哲學家尉凡就害怕。
本來“自由”一辭語在英文裡面或稱freedom或稱liberty，看場合而定，已經使他頭腦昏眩了。
而在德國哲學家的手下，自由成了dieFreiheit，不僅屬陰性，内中的r要在喉頭裡打轉，而且這名詞包含着無限超過世俗的意義更令人隻是高深莫測。
Hegel認為人類曆史出自自由之意志。
如果無自由，也就無曆史，這樣也說得對。
要是奴隸不造反，如何能制造曆史？可是Hegel眼中的人類曆史不創自旁的地方，倒創自咱家中國。
首先隻有中國皇帝能自由，可是這是一個人的自由。
以後傳到希臘羅馬，才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
迄至第三階段自由被日耳曼民族掌握，才是全體之自由。
于是世界曆史至歐洲而及于“絕對之終點”。
同時Hegel的自由有群衆之意志作支撐，也和倫理不可區分，這已和刻下西方的個人主義有了一日千裡的距離。
況且Hegel所叙中國皇帝行動自由的說法已和他自己所著書不相銜接，如果此說加在秦始皇赢政的頭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擺在萬曆皇帝朱翊鈞的份上則已是名不副實了。
可是現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權，他也不敢啟齒。
因為他也知道西洋還有一位哲學家J.J.Rousseau，他對自由的解釋更為硬性，他認為一個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旁人也可以“強迫”他自由。
及至今年情況愈複雜了，美國現任總統名叫GeorgeBush的主張給中國“最惠國”的待遇。
尉凡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聽說鴉片戰争戰敗，中國被迫承認英國為最惠國。
此後中國對任何外強讓步，這同一讓步的條件立時自動的加予英國。
後來這最惠國的待遇也被其他國家獲得，終構成在中國割分“勢力範圍圈”的根據。
現在在美國的最惠國，當然沒有這些特權，隻限于對外貿易的入口稅。
有如某些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