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漢骞和他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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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進，從富甯接近文山與馬關之間。
從地圖上一看，新駐地已和滇越鐵道線近接。
我們既錯過了參與後續部隊由廣西向滇南行軍的機緣，不如搭汽車由柳州經金城江北行至貴陽，更折向西經昆明而乘滇越鐵路南下尋找師部。
其情形有如在一個菱形四邊形上，不走底邊直線，而以一個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邊，以避免蠻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實兩者之利害，也隻有半斤與八兩的區别，首先企圖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費的汽車（hitchhike）也是難于上青天。
當時我們三人就要拆散夥伴，按機會而行，在半途上再圖相聚。
後來一到貴陽與昆明之間的南盤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橋在我們來臨前三日被日本飛機炸毀。
以我們全部後方的能力，無法搶修此橋。
臨時的辦法，乃是開下坡的道路，讓兩岸的汽車卡車一直駛到河床低處，在該處搭平底船之浮橋（pontoonbridge）暫渡。
可是也仍怕敵機轟炸和偵察，所以每晚黃昏之後搭浮橋，員工辛苦忙碌好幾個鐘頭，到夜晚橋成，兩岸的汽車徐徐下坡，每次輪流對開三十輛或五十輛，一夜罄其量也不過對開每方二百輛，而天已黎明，煤氣燈熄滅，浮橋拆散，成橋之船隻也撐劃到上下遊樹蔭下疏散，而這時兩岸山坡上集結的軍用民用車輛各千餘，要待上好幾天才有過渡的機會。
經過這樣的折磨，我們生平第一次嘗到絕糧的經驗。
一時饑腸辘辘，聞到人家在公路旁邊所煮飯不勝其香。
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親的名義向人求緣化募，才解決了吃飯問題。
起先在地圖上一個倒寫U字，我們竟走了兩個多月，而我們行路難的經驗，方正在開始。
從昆明向南的鐵道隻通到碧色寨。
南到國界線還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橋梁、山洞都因防備敵軍入侵全部破壞，我們找到了村莊裡一家空着的樓房，就展開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樓闆上搭地鋪，也沒有适當的衙門和問訊處可以打聽消息。
到第二天上午總算運氣好，在街上遇到好幾位軍官軍士，他們的袖章帶橘紅色，上有“還我河山”四字，于是我們才知道十四師的“同志”已近在咫尺。
往前打聽，才知道師部現駐平壩，尚有三日之行程。
這些同志乃是奉師部命令，接運軍中所需之食鹽。
這鹽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兩尺半的直徑、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輪胎樣的鹽巴，下用草繩托束，擺在騾馬的木制鞍馱之上，每馱兩個，左右均衡的對稱。
我們和帶隊的中尉排長接洽，希望和他們一同去師部，沿途也吃他們所煮米飯，由我們照數付費這一切都無問題。
隻是我們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襪及換洗衣服，另需一匹驢子馱載，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長的周濟，隻是還不知如何啟齒，隻先向當中的一個軍士探詢可否。
可是迎頭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驢子給你們？天老爺，那他如何會肯？” 原來所有的驢子，全系在村莊裡征發而來，也經過當地保長甲長的指派，必要時還是由我們同志老大哥派遣槍兵到場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剛好應付所要運送的鹽巴和食米。
他們官兵的行李，則隻有每人一張毛毯或一張油布，已鋪蓋在待運鹽巴之上，當作防雨之用。
被征的農戶，也派上六七個人和這馱馬隊同行，以照顧自己及鄰舍的驢子，還負責回途的各歸原主。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少時日，才組成如是的一個隊伍。
這時候要他們抽讓一匹驢子給我們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擺在眼前的出路隻有兩條：一是将行李展開，折肩扛擺在自己身上。
我們雖然在軍校受過全副武裝行軍的訓練，隻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間同樣的施展如此之伎倆。
另外的辦法則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棄，徒手而行。
可是弄到自身孑無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際，給我們潑冷水的軍士突然來臨，他告訴我們李排長已替我們找到了一匹驢子，他要我們趕快到村前茶館去，他們的馱隊快要出發了。
我們看到這驢子的時候，也不知心頭是何滋味，是驚喜，是失望，還是詫異？第一，這驢子的背脊，還不及我們腰部之高。
第二，當我們把行李擺在驢背上的時候，它能否有力馱載其重量不說，起先它的四隻腳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掙紮兩三步才能站得平穩，它沒有當場倒下去也是萬幸了。
第三，這匹驢子不由其他農夫看顧，趕驢的不止一人，而是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他們也不照顧其他的牲口。
以後想來，這驢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時隻在村裡近距離擔載輕物。
趕驢的人好像祖孫二人。
他們家裡還有什麼人，我們無法猜及，多年之後，這問題尚在我憶臆之中。
隻是很顯明的，他們不應當被征派而被強迫拖來。
本來運鹽的李排長也可以打發他們回去。
不巧适值三個軍官候補生要到師部報到，因此這祖孫二人和他們四肢像牙簽的牲口，也隻好勉為其難和着我們一同為抗戰服務了。
剛一上道，我們五個人和一匹駒驢就開始落伍，這老頭子也不斷地歎氣。
起先我們還從山底看到馱運隊在山腹的樹林裡或隐或顯，後來整個行程之中就隻有我們這一小隊，單獨在後蠕蠕而行。
有時行程進入一段溪流之中，整個道路就不見了。
各人隻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幾百尺，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對岸的道路。
我們幾次三番尋找之餘，才發覺灌木叢中帶有鹽花的痕迹，必是馱運隊經行之處。
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個山頂上找到了馱馬隊的宿營地，乃是一所廟宇。
吃過飯後我們埋頭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才發覺趕驢的老頭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時分帶着他們的驢子逃走了。
因為木馱鞍和鋪在驢背上的氈席貼近我們蜷曲着張鋪蓋睡覺的地方，老頭子怕驚醒我們，就索性放棄不要了。
“這該死的老頭子！” “真是混賬王八蛋，該死的家夥！” 我們隻想到這奸詐的老頭子和小孩子欺騙我們，讓我們在叢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
沒有顧及我們強拖着他們倚之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裡。
當時我怒氣沖天，就伸手将那木馱鞍拿來使盡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
1986年底我在台北舉行的漢學會議和1987年9月在哈爾濱舉行的明史會議都曾提及當日從軍的經驗，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這段經驗有關。
話歸當日，也算李排長恩鴻量大，他讓我們把行李分攤加放在三匹運鹽的驢背上。
要不是如此處置，我們狼狽的情形，尚不可想象。
如果我們還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則隻要半天時分，就可以領悟其為妄想而用不着再存此念頭了。
當我們在早上準備開始一日行程之際，我們的領路人就指着對面的一座山頂，說是當晚宿營地。
這怎麼可能？我們私下忖量。
從水平的視界看去，那鄰村好像就在目前。
要是窮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籬雞犬都可以了然可指。
似乎一日之行程不應當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體的地形與水平線上的窺視，其中有了很大的區别。
起先我們下山又上山，還不過揭開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時分，已到達了當中一座分水線上的山頂，下面低處，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線溪水。
上面有一座白色橋梁，隻不過半截火柴模樣，也可能是一座獨木橋。
再走下去，聽到該處有一種沖刷着的聲音，也不過是潺潺溪水的派頭。
隻是越向下走，其低處愈深，我們好像走向一個無底洞。
大
從地圖上一看，新駐地已和滇越鐵道線近接。
我們既錯過了參與後續部隊由廣西向滇南行軍的機緣，不如搭汽車由柳州經金城江北行至貴陽，更折向西經昆明而乘滇越鐵路南下尋找師部。
其情形有如在一個菱形四邊形上，不走底邊直線，而以一個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邊，以避免蠻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實兩者之利害，也隻有半斤與八兩的區别，首先企圖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費的汽車（hitchhike）也是難于上青天。
當時我們三人就要拆散夥伴，按機會而行，在半途上再圖相聚。
後來一到貴陽與昆明之間的南盤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橋在我們來臨前三日被日本飛機炸毀。
以我們全部後方的能力，無法搶修此橋。
臨時的辦法，乃是開下坡的道路，讓兩岸的汽車卡車一直駛到河床低處，在該處搭平底船之浮橋（pontoonbridge）暫渡。
可是也仍怕敵機轟炸和偵察，所以每晚黃昏之後搭浮橋，員工辛苦忙碌好幾個鐘頭，到夜晚橋成，兩岸的汽車徐徐下坡，每次輪流對開三十輛或五十輛，一夜罄其量也不過對開每方二百輛，而天已黎明，煤氣燈熄滅，浮橋拆散，成橋之船隻也撐劃到上下遊樹蔭下疏散，而這時兩岸山坡上集結的軍用民用車輛各千餘，要待上好幾天才有過渡的機會。
經過這樣的折磨，我們生平第一次嘗到絕糧的經驗。
一時饑腸辘辘，聞到人家在公路旁邊所煮飯不勝其香。
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親的名義向人求緣化募，才解決了吃飯問題。
起先在地圖上一個倒寫U字，我們竟走了兩個多月，而我們行路難的經驗，方正在開始。
從昆明向南的鐵道隻通到碧色寨。
南到國界線還有徒步三日至五日之行程，所有路基、橋梁、山洞都因防備敵軍入侵全部破壞，我們找到了村莊裡一家空着的樓房，就展開自己的油布棉被在樓闆上搭地鋪，也沒有适當的衙門和問訊處可以打聽消息。
到第二天上午總算運氣好，在街上遇到好幾位軍官軍士，他們的袖章帶橘紅色，上有“還我河山”四字，于是我們才知道十四師的“同志”已近在咫尺。
往前打聽，才知道師部現駐平壩，尚有三日之行程。
這些同志乃是奉師部命令，接運軍中所需之食鹽。
這鹽由滇西南之井水煎成，以兩尺半的直徑、八至九寸的厚度塑成像輪胎樣的鹽巴，下用草繩托束，擺在騾馬的木制鞍馱之上，每馱兩個，左右均衡的對稱。
我們和帶隊的中尉排長接洽，希望和他們一同去師部，沿途也吃他們所煮米飯，由我們照數付費這一切都無問題。
隻是我們三人都有一包随身行李，内盛棉被和鞋襪及換洗衣服，另需一匹驢子馱載，也需要“老大哥”中尉排長的周濟，隻是還不知如何啟齒，隻先向當中的一個軍士探詢可否。
可是迎頭就遇到他的一盆冷水。
“分一匹驢子給你們？天老爺，那他如何會肯？” 原來所有的驢子，全系在村莊裡征發而來，也經過當地保長甲長的指派，必要時還是由我們同志老大哥派遣槍兵到場威逼，好容易聚到二十八匹，剛好應付所要運送的鹽巴和食米。
他們官兵的行李，則隻有每人一張毛毯或一張油布，已鋪蓋在待運鹽巴之上，當作防雨之用。
被征的農戶，也派上六七個人和這馱馬隊同行，以照顧自己及鄰舍的驢子，還負責回途的各歸原主。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少時日，才組成如是的一個隊伍。
這時候要他們抽讓一匹驢子給我們用，不待明言，也自知不近情理、不合分寸了。
于是擺在眼前的出路隻有兩條：一是将行李展開，折肩扛擺在自己身上。
我們雖然在軍校受過全副武裝行軍的訓練，隻是看到滇南山地，不能自信仍然可以在此間同樣的施展如此之伎倆。
另外的辦法則是将所有行李一并抛棄，徒手而行。
可是弄到自身孑無一物，也令人踟蹰，首先就不能想象今夜如何得以成眠。
正在彷徨不知所措之際，給我們潑冷水的軍士突然來臨，他告訴我們李排長已替我們找到了一匹驢子，他要我們趕快到村前茶館去，他們的馱隊快要出發了。
我們看到這驢子的時候，也不知心頭是何滋味，是驚喜，是失望，還是詫異？第一，這驢子的背脊，還不及我們腰部之高。
第二，當我們把行李擺在驢背上的時候，它能否有力馱載其重量不說，起先它的四隻腳就好像不能平衡，一直要掙紮兩三步才能站得平穩，它沒有當場倒下去也是萬幸了。
第三，這匹驢子不由其他農夫看顧，趕驢的不止一人，而是一個老頭子和一個小孩子，他們也不照顧其他的牲口。
以後想來，這驢子可能尚未成年，平時隻在村裡近距離擔載輕物。
趕驢的人好像祖孫二人。
他們家裡還有什麼人，我們無法猜及，多年之後，這問題尚在我憶臆之中。
隻是很顯明的，他們不應當被征派而被強迫拖來。
本來運鹽的李排長也可以打發他們回去。
不巧适值三個軍官候補生要到師部報到，因此這祖孫二人和他們四肢像牙簽的牲口，也隻好勉為其難和着我們一同為抗戰服務了。
剛一上道，我們五個人和一匹駒驢就開始落伍，這老頭子也不斷地歎氣。
起先我們還從山底看到馱運隊在山腹的樹林裡或隐或顯，後來整個行程之中就隻有我們這一小隊，單獨在後蠕蠕而行。
有時行程進入一段溪流之中，整個道路就不見了。
各人隻好涉足于河床之内步行好幾百尺，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可以重新接上對岸的道路。
我們幾次三番尋找之餘，才發覺灌木叢中帶有鹽花的痕迹，必是馱運隊經行之處。
如是支吾到天黑，才在一個山頂上找到了馱馬隊的宿營地，乃是一所廟宇。
吃過飯後我們埋頭就睡，到第二天早上醒來，才發覺趕驢的老頭子和小孩子已在半夜時分帶着他們的驢子逃走了。
因為木馱鞍和鋪在驢背上的氈席貼近我們蜷曲着張鋪蓋睡覺的地方，老頭子怕驚醒我們，就索性放棄不要了。
“這該死的老頭子！” “真是混賬王八蛋，該死的家夥！” 我們隻想到這奸詐的老頭子和小孩子欺騙我們，讓我們在叢山之中失去了交通工具，上下不得。
沒有顧及我們強拖着他們倚之為生的牲口，不管死活，一行就是八九十裡。
當時我怒氣沖天，就伸手将那木馱鞍拿來使盡全力地甩到山底下去。
1986年底我在台北舉行的漢學會議和1987年9月在哈爾濱舉行的明史會議都曾提及當日從軍的經驗，半似乞丐也半像土匪，仍和這段經驗有關。
話歸當日，也算李排長恩鴻量大，他讓我們把行李分攤加放在三匹運鹽的驢背上。
要不是如此處置，我們狼狽的情形，尚不可想象。
如果我們還妄想自扛行李爬山，則隻要半天時分，就可以領悟其為妄想而用不着再存此念頭了。
當我們在早上準備開始一日行程之際，我們的領路人就指着對面的一座山頂，說是當晚宿營地。
這怎麼可能？我們私下忖量。
從水平的視界看去，那鄰村好像就在目前。
要是窮目力之所及，似乎村中的竹籬雞犬都可以了然可指。
似乎一日之行程不應當如是之短促。
殊不知立體的地形與水平線上的窺視，其中有了很大的區别。
起先我們下山又上山，還不過揭開了一日行程之序幕，及至半上午的時分，已到達了當中一座分水線上的山頂，下面低處，似有一道河流，也可能是一線溪水。
上面有一座白色橋梁，隻不過半截火柴模樣，也可能是一座獨木橋。
再走下去，聽到該處有一種沖刷着的聲音，也不過是潺潺溪水的派頭。
隻是越向下走，其低處愈深，我們好像走向一個無底洞。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