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軍校生活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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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對敵時仍能引用各種技巧，例如以自己身體的側面對當敵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腳的三角據點，佯動的重要超過主動，看破敵兵的弱點才乘隙而入，突擊開始又要做得“氣刀體一緻”，一來全來。
如此技術上的細節是否有實用的價值，我無法知悉。
我畢業之後雖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過日本兵，又在緬甸前線于叢林中與敵兵相去不遠，卻從來沒有看到和聽到白刃戰的真情實事。
可是成都的劈刺訓練确也給我壯了膽，預想即有敵兵拖槍持刀殺來，雖說體力不勝，我還有幾分招架之方，不緻立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我們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學生，所有訓練的裝具也仿日本制。
卻料不到幾十年後我在研究明史時看到戚繼光所著書，内中早已将白刃戰的精義解釋得明白，有如我們的“分解動作”，他已提出為“起·當·止”。
我們所說“佯動”，他則已在書中明白寫出：“千言萬語，隻是哄他過來。
”其他細節也無不如此。
我們所學的戰術，以了解團以下的攻擊防禦遭遇戰追擊退卻各項原則為目的。
多少年之後我才發覺當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學都有歸納于标準化的趨向。
我們的操典與教範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譯過來。
當德國顧問在南京的時候又經過他們一度的訂正。
可是日本陸軍的技術傳統，也仍以德國的經驗為藍本。
即美國的情形亦然。
所以後來我們翻閱各國的操典與教範，内中有很多相似之處。
例如鼓勵各級幹部争取主動，即同有“不為與遲疑可能産生不良之後果，有時較方法錯誤為尤甚”的辭句。
又講到下命令時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們說理由，也是彼此一緻。
并且文句上看來有出于一源之可能。
我于抗戰勝利之後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更發現凡是三個營的步兵團展開時基本戰術大緻相同。
縱說美軍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彈炮和加農炮作标準武器，又用輕戰車搜索，還是不整個改變其後面最緊要之基本原則。
所以在圖上作業的時候中國的軍官學生一般不比美國學生差，隻是1946年美國軍事教學已在進行有系統的收納第二次大戰的經驗，今日又近半個世紀，我也在學書不成則學劍，學劍無用又學書的過程中再未重溫舊課，隻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進步，當日之所學已早是斲觞濫調了。
說來也難能令人相信，軍校裡政治思想的訓練凡是彰名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無效，學生稱之為“賣膏藥”，因為其自稱萬應靈方實際不值半文錢也。
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
我們入伍不久之後集體宣誓成為國民黨黨員，軍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來的“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每一周或二周，我們也有黨的小組讨論。
通常的情形我們隻坐在樹林中亂談天，等到政治指導員或區隊長走近視察我們的時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導綱領假作正經，言歸正傳。
當日國民黨已存在着困難：一個業已奪取政權并且又主持一黨專政的政黨，很多高級幹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難照舊支持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态了。
至于抗戰期間同仇敵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誨，早已俱在。
而且傳統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也仍貫穿着流露在軍校師生言行之中。
我們稱蔣委員長為“校長”，提及校長時說者和聽者都立正緻敬，倒并不是矯揉造作。
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為有了黃埔及中央軍校等名目，我們有一種集體的自居作用groupidentification。
我們既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畢業生都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盡屬“小老弟”，與軍校組織無關，隻是一種社會習慣。
1944年我在緬甸密支
原來對敵時仍能引用各種技巧，例如以自己身體的側面對當敵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腳的三角據點，佯動的重要超過主動，看破敵兵的弱點才乘隙而入，突擊開始又要做得“氣刀體一緻”，一來全來。
如此技術上的細節是否有實用的價值，我無法知悉。
我畢業之後雖然有一次在越南北部作便衣斥候，在老街看到過日本兵，又在緬甸前線于叢林中與敵兵相去不遠，卻從來沒有看到和聽到白刃戰的真情實事。
可是成都的劈刺訓練确也給我壯了膽，預想即有敵兵拖槍持刀殺來，雖說體力不勝，我還有幾分招架之方，不緻立即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我們劈刺教官系日本留學生，所有訓練的裝具也仿日本制。
卻料不到幾十年後我在研究明史時看到戚繼光所著書，内中早已将白刃戰的精義解釋得明白，有如我們的“分解動作”，他已提出為“起·當·止”。
我們所說“佯動”，他則已在書中明白寫出：“千言萬語，隻是哄他過來。
”其他細節也無不如此。
我們所學的戰術，以了解團以下的攻擊防禦遭遇戰追擊退卻各項原則為目的。
多少年之後我才發覺當日全世界基本的兵學都有歸納于标準化的趨向。
我們的操典與教範大概由日本的原本翻譯過來。
當德國顧問在南京的時候又經過他們一度的訂正。
可是日本陸軍的技術傳統，也仍以德國的經驗為藍本。
即美國的情形亦然。
所以後來我們翻閱各國的操典與教範，内中有很多相似之處。
例如鼓勵各級幹部争取主動，即同有“不為與遲疑可能産生不良之後果，有時較方法錯誤為尤甚”的辭句。
又講到下命令時要想象受令者了解之程度，可是又不能和他們說理由，也是彼此一緻。
并且文句上看來有出于一源之可能。
我于抗戰勝利之後入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更發現凡是三個營的步兵團展開時基本戰術大緻相同。
縱說美軍已用一○五和一五五的榴彈炮和加農炮作标準武器，又用輕戰車搜索，還是不整個改變其後面最緊要之基本原則。
所以在圖上作業的時候中國的軍官學生一般不比美國學生差，隻是1946年美國軍事教學已在進行有系統的收納第二次大戰的經驗，今日又近半個世紀，我也在學書不成則學劍，學劍無用又學書的過程中再未重溫舊課，隻能想象以最近科技的進步，當日之所學已早是斲觞濫調了。
說來也難能令人相信，軍校裡政治思想的訓練凡是彰名較著做去的一部分十九無效，學生稱之為“賣膏藥”，因為其自稱萬應靈方實際不值半文錢也。
有效的一部分，倒是不意之中得之。
我們入伍不久之後集體宣誓成為國民黨黨員，軍校的校歌也仍然是1924年以來的“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
每一周或二周，我們也有黨的小組讨論。
通常的情形我們隻坐在樹林中亂談天，等到政治指導員或區隊長走近視察我們的時候，大家才拿着油印的指導綱領假作正經，言歸正傳。
當日國民黨已存在着困難：一個業已奪取政權并且又主持一黨專政的政黨，很多高級幹部又在做大官，就很難照舊支持革命時期的意識形态了。
至于抗戰期間同仇敵忾的精神倒是不待教誨，早已俱在。
而且傳統的忠君愛國的思想也仍貫穿着流露在軍校師生言行之中。
我們稱蔣委員長為“校長”，提及校長時說者和聽者都立正緻敬，倒并不是矯揉造作。
一方面出于英雄崇拜，一方面也因為有了黃埔及中央軍校等名目，我們有一種集體的自居作用groupidentification。
我們既為十六期，自此十五期以上的畢業生都為“老大哥”，十七期以下盡屬“小老弟”，與軍校組織無關，隻是一種社會習慣。
1944年我在緬甸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