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學而黜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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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們。
他們大喜道：“叔孫先生真是最識時務的聖人！” 高帝去世，惠帝即位，他又拜叔孫通為太常，對他說：“先帝的園陵和寝廟的儀式，群臣中沒有能定的，還是請你老先生草拟了罷！”凡漢初的種種制度，都是他做太常時所讨論規定的。
他似乎沒有受到五德說的影響，所以他所定的禮，我們見不着五行的色彩。
秦代統一之後，等不及訂立許多新法制，國已亡了。
漢興，各種制度都待創立，所以好言禮樂的儒家急欲發展他們的抱負。
不幸文帝、景帝、窦太後都好黃老和刑名，而曆來當國的丞相，蕭何、曹參、陳平、周勃、張蒼之類，他們的出身，有的是刀筆吏，有的是戰将，有的是策士，有的是道家，有的是陰陽家，他們對于儒家都沒有信仰；對于制度也隻要夠用就算，因此隻望因襲舊的，不想創造新的。
所以自從叔孫通死了之後，這制禮之業竟停頓了。
雖有賈誼、公孫臣等鼓吹改制，也沒有什麼效果。
在這時，一班儒者等得不耐煩了。
董仲舒是專精《春秋》的，他在文章裡說：“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
為什麼呢？就因新王是受命于天的，不是繼承前王的。
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繼承前王的還有什麼分别！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别提拔的人，一個人奉事他的父親尚且要先意承旨，何況是天。
現在上天特别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沒有把舊制度變更一點，顯不出這提拔的好意，這是天的意思嗎！所以遷都城、換稱号、改正朔、易服色，都不為别的，隻為順着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罷了。
”這樣說來，這種改制度的事并不為适合民衆的需要，隻是要使上帝喜歡。
更老實講，不過替皇帝裝點，使得他的地位經過神秘的渲染而更高超而已。
自漢興到武帝之世凡六十餘年（公元前二〇六—前一四〇年），魯兩生所說的“積德百年”的話已差不多了。
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他過不慣道家的淡泊生活，覺得儒家講得“天花亂墜”的各種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趙绾、王臧等儒者為公卿。
他們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在城南造一個明堂，為皇帝朝見諸侯之用。
這制度還保存于《禮記》。
書上說：明堂是明諸侯的尊卑之堂，在這堂裡，天子背着屏風，南向而立。
三公站在中階之前，北向；諸侯站在阼階之東，西向；諸伯站在西階之西，東向；諸子站在正門的東隅，諸男站在正門的西隅，都北向。
九夷在東門外，西向；八蠻在南門外，北向；六戎在西門外，東向；五狄在北門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門外，北向。
這樣的“萬國衣冠拜冕旒”，天子的尊嚴哪裡想象得盡；再看叔孫通的朝會之禮，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覺其規模的狹小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冬十月，武帝诏丞相、禦史、列侯等大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這是科舉制的濫觞。
舉來了一百多人，武帝把他們問了再問。
策問的結果，以董仲舒為最優，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
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說：“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統。
現在百家異說，各人有各人的主義，使得國家沒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好。
據我的意見，以為凡不在‘六經’裡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進的道路。
等到邪說息了，然後政治可以劃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确的道路了。
”武帝正心醉着儒家，他的話很中聽，就諷令丞相衛绾奏說所舉的賢良們，有的治商鞅、韓非的刑名之言，有的習蘇秦、張儀的縱橫之言，足以惑亂國政，請都黜退；于是這一次的選舉就隻剩下了儒家。
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他又置五經博士，提倡儒學的色彩愈加鮮明。
人民為謀自己的出身計，大家湧進了這條路。
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舉行。
自從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禮，又集合了一個歌曲的班子，喚做“樂府”，用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作詩賦。
每年正月第一個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時，童男女七十人一齊歌唱，從黃昏直唱到天亮。
儒家鼓吹了幾百年的禮樂，到他的手裡而一齊實現。
但勸武帝罷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嗎？聽了董仲舒的話尊崇儒家的武帝，他真行孔子之道嗎？這不勞我細說，隻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記武帝事實最詳細的《史記·封禅書》去比較《論語》，就會知道。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裁制；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隻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
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
勸始皇統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家大師荀卿的弟子；勸武帝統一思想的董仲舒，他是《春秋》專家。
他們對于孔子尊敬的分量雖不同，但政策卻是一貫的。
儒家主張複古，承認階級的存在；自從武帝定為國教，這偶像直維持了兩千多年。
所以戰國之末雖已把舊制度一齊打破，而舊思想的種子還由儒家傳了下來，經武帝的栽種而發芽開花，造成了無數宗法組織極嚴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記了國家，下面忘記了自己。
他們大喜道：“叔孫先生真是最識時務的聖人！” 高帝去世，惠帝即位，他又拜叔孫通為太常，對他說：“先帝的園陵和寝廟的儀式，群臣中沒有能定的，還是請你老先生草拟了罷！”凡漢初的種種制度，都是他做太常時所讨論規定的。
他似乎沒有受到五德說的影響，所以他所定的禮，我們見不着五行的色彩。
秦代統一之後，等不及訂立許多新法制，國已亡了。
漢興，各種制度都待創立，所以好言禮樂的儒家急欲發展他們的抱負。
不幸文帝、景帝、窦太後都好黃老和刑名，而曆來當國的丞相，蕭何、曹參、陳平、周勃、張蒼之類，他們的出身，有的是刀筆吏，有的是戰将，有的是策士，有的是道家，有的是陰陽家，他們對于儒家都沒有信仰；對于制度也隻要夠用就算，因此隻望因襲舊的，不想創造新的。
所以自從叔孫通死了之後，這制禮之業竟停頓了。
雖有賈誼、公孫臣等鼓吹改制，也沒有什麼效果。
在這時，一班儒者等得不耐煩了。
董仲舒是專精《春秋》的，他在文章裡說：“依照《春秋》的道理，新王必改制。
為什麼呢？就因新王是受命于天的，不是繼承前王的。
倘使一切照了前王的制度，那和繼承前王的還有什麼分别！受命的王原是上天所特别提拔的人，一個人奉事他的父親尚且要先意承旨，何況是天。
現在上天特别提拔了你，然而你竟沒有把舊制度變更一點，顯不出這提拔的好意，這是天的意思嗎！所以遷都城、換稱号、改正朔、易服色，都不為别的，隻為順着上天的意思，表示自己是新受天命的人罷了。
”這樣說來，這種改制度的事并不為适合民衆的需要，隻是要使上帝喜歡。
更老實講，不過替皇帝裝點，使得他的地位經過神秘的渲染而更高超而已。
自漢興到武帝之世凡六十餘年（公元前二〇六—前一四〇年），魯兩生所說的“積德百年”的話已差不多了。
武帝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他過不慣道家的淡泊生活，覺得儒家講得“天花亂墜”的各種制度很有趣，所以他一即位就用趙绾、王臧等儒者為公卿。
他們做了公卿，第一件事就是準備在城南造一個明堂，為皇帝朝見諸侯之用。
這制度還保存于《禮記》。
書上說：明堂是明諸侯的尊卑之堂，在這堂裡，天子背着屏風，南向而立。
三公站在中階之前，北向；諸侯站在阼階之東，西向；諸伯站在西階之西，東向；諸子站在正門的東隅，諸男站在正門的西隅，都北向。
九夷在東門外，西向；八蠻在南門外，北向；六戎在西門外，東向；五狄在北門外，南向；九州之牧在二重門外，北向。
這樣的“萬國衣冠拜冕旒”，天子的尊嚴哪裡想象得盡；再看叔孫通的朝會之禮，僅列文武百官的次序的，就覺其規模的狹小了。
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年）冬十月，武帝诏丞相、禦史、列侯等大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這是科舉制的濫觞。
舉來了一百多人，武帝把他們問了再問。
策問的結果，以董仲舒為最優，這就是很有名的“天人三策”。
他的第三策的末尾說：“孔子作《春秋》，最看重一統。
現在百家異說，各人有各人的主義，使得國家沒法立出一定的法制，百姓也不知道走哪一條路好。
據我的意見，以為凡不在‘六經’裡的，以及和孔子的道理不合的，都可以截住它前進的道路。
等到邪說息了，然後政治可以劃一，法制可以明定，人民也得到了正确的道路了。
”武帝正心醉着儒家，他的話很中聽，就諷令丞相衛绾奏說所舉的賢良們，有的治商鞅、韓非的刑名之言，有的習蘇秦、張儀的縱橫之言，足以惑亂國政，請都黜退；于是這一次的選舉就隻剩下了儒家。
五年（公元前一三六年），他又置五經博士，提倡儒學的色彩愈加鮮明。
人民為謀自己的出身計，大家湧進了這條路。
儒家所提倡的大典，如巡狩、封禅、郊祀、改制等事，武帝莫不一一舉行。
自從他定了郊祀天地之禮，又集合了一個歌曲的班子，喚做“樂府”，用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命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作詩賦。
每年正月第一個辛日，他在甘泉祭上帝時，童男女七十人一齊歌唱，從黃昏直唱到天亮。
儒家鼓吹了幾百年的禮樂，到他的手裡而一齊實現。
但勸武帝罷黜百家的董仲舒，他真是孔子的信徒嗎？聽了董仲舒的話尊崇儒家的武帝，他真行孔子之道嗎？這不勞我細說，隻消把董仲舒所作的《春秋繁露》，和記武帝事實最詳細的《史記·封禅書》去比較《論語》，就會知道。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裁制；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隻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誘引。
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
勸始皇統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家大師荀卿的弟子；勸武帝統一思想的董仲舒，他是《春秋》專家。
他們對于孔子尊敬的分量雖不同，但政策卻是一貫的。
儒家主張複古，承認階級的存在；自從武帝定為國教，這偶像直維持了兩千多年。
所以戰國之末雖已把舊制度一齊打破，而舊思想的種子還由儒家傳了下來，經武帝的栽種而發芽開花，造成了無數宗法組織極嚴密的家族，使得人民上面忘記了國家，下面忘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