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峰山進香專号》引言
關燈
小
中
大
妙峰山在北京城西北八十裡，是仰山的主峰，原來喚做妙高峰的。
它是北京一帶的香主，山頂廟祀的神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相傳是東嶽大帝的女兒。
每年陰曆四月中，從初一到十五，朝山進香的人非常踴躍，尤其是初六、七、八三天，每天去的有好幾萬人。
這些人的地域，除了京兆之外，天津及保定方面也很多，旅京的南方女子亦不少。
他們有各種的團體組織，給全體進香的人以各種的方便，所以雖是道路十分崎岖，而去的人卻不至于感受怎樣的困苦。
在這個期間，北京城内外道路上常碰見戴了滿頭紅花，支了樹枝做成的手杖而行的男婦們，這即是從那裡進完了香而回來的。
紅花是福氣的象征，他們戴了歸來，喚做“帶福還家”。
這一次，我們五人承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的囑托，到妙峰山調查進香的風俗。
從陰曆四月初八至初十，去了三天，得到的材料很不少。
現在在《京報》上特出這一個專号，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發表。
希望同志的讀者各把所見所聞寫些出來寄與我們，并指正我們所記的錯誤。
我們先向讀者告個罪，為的是我們要在本文之前說上幾句贅語。
前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中曾選上一篇胡适之先生所作的《新生活》。
這篇文中所說的糊塗生活的樣子，有道： 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裡，打了四兩白幹；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
……喝得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
……你酒醒了……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 文意是再明顯沒有的了。
不料竟有人（不知是中學的教員還是學生）寫信去罵，說他們何以敢在教科書上明白提倡喝酒。
我聽到了這件事覺得非常痛心：中學校裡的人們的知識，在一般國民中已是很高的了，然而心志還是這般的淺狹，腦筋還是這般的糊塗，連這種正面攻擊的文章還看不懂，隻會認識幾個零碎的字，釘死在句下，我們再說什麼呢！ 推此而論，我們現在出這《妙峰山進香專号》，恐怕免不了一般人的非難。
他們或者要切齒地說：“《京報》竟提倡起迷信來了，孫伏園們竟親套了黃布袋去拜菩薩了！這還了得！”即不是這樣激昂的罵，也許冷冷地笑道：“這種事和你們有什麼相幹？你們管到這種閑賬，真是‘吃飽飯，沒事幹，閑扯淡’了！”更明白些，也許懇切地勸誡道：“這在你們固然是研究，然而一般人沒有明白你們的意思，恐怕要誤會你們是在出力提倡，于是同善悟善諸社中人要更高興了。
你們還是不要推波助瀾吧！” 我們在這種種的預料的非難之下，不得不預先拟出一個答辯。
第一，在社會運動上着想，我們應當知道民衆的生活狀況。
本來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衆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于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
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隻有兩種：一種是做官的，一種是做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隻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連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
他們呢，自然是自慚形穢，不敢來仰攀我們；于是我們即使懷了滿腹的誠意好意也苦于無從得到他們的了解。
自從民國成立之後，憲法上确曾寫明“人民一律平等”，但這原是僅僅一條憲法而已。
在從前的賢人政治之下，隻要有幾個賢士大夫就可以造成有聲有色的政治事業，這當然可以不理會民衆。
但時移世易，到了現在，政治的責任竟不由得不給全國人民共同擔負，知識階級已再不能包辦了，于是我們不但不應拒絕他們，并且要好好的和他們聯絡起來。
近幾年中，“到民間去”的呼聲很高，即是為了這個緣故。
然而因為知識階級的自尊自貴的惡習總不容易除掉，所以隻聽得“到民間去”的呼聲，看不見“到民間去”的事實。
我們若是真的要和民衆接近，這不是說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有相互的了解。
我們要了解他們，可用種種的方法去調查，去懂得他們的生活法。
等到我們把他們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夠順了這個方向而與他們接近，他們才能了解我們的誠意，甘心領受我們的教化，他們才可以不緻危疑我們所給予的知識。
現在我們所以不能和他們接近之故，正因兩者之間的情意非常隔膜；所以我們勸他們開學校，他們以為我們要去傳播洋教；我們勸他們放足，他們以為我們要
它是北京一帶的香主，山頂廟祀的神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相傳是東嶽大帝的女兒。
每年陰曆四月中，從初一到十五，朝山進香的人非常踴躍，尤其是初六、七、八三天，每天去的有好幾萬人。
這些人的地域，除了京兆之外，天津及保定方面也很多，旅京的南方女子亦不少。
他們有各種的團體組織，給全體進香的人以各種的方便，所以雖是道路十分崎岖，而去的人卻不至于感受怎樣的困苦。
在這個期間，北京城内外道路上常碰見戴了滿頭紅花，支了樹枝做成的手杖而行的男婦們，這即是從那裡進完了香而回來的。
紅花是福氣的象征，他們戴了歸來，喚做“帶福還家”。
這一次，我們五人承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的囑托，到妙峰山調查進香的風俗。
從陰曆四月初八至初十，去了三天，得到的材料很不少。
現在在《京報》上特出這一個專号，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發表。
希望同志的讀者各把所見所聞寫些出來寄與我們，并指正我們所記的錯誤。
我們先向讀者告個罪，為的是我們要在本文之前說上幾句贅語。
前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中曾選上一篇胡适之先生所作的《新生活》。
這篇文中所說的糊塗生活的樣子，有道： 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裡，打了四兩白幹；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
……喝得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
……你酒醒了……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為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 文意是再明顯沒有的了。
不料竟有人（不知是中學的教員還是學生）寫信去罵，說他們何以敢在教科書上明白提倡喝酒。
我聽到了這件事覺得非常痛心：中學校裡的人們的知識，在一般國民中已是很高的了，然而心志還是這般的淺狹，腦筋還是這般的糊塗，連這種正面攻擊的文章還看不懂，隻會認識幾個零碎的字，釘死在句下，我們再說什麼呢！ 推此而論，我們現在出這《妙峰山進香專号》，恐怕免不了一般人的非難。
他們或者要切齒地說：“《京報》竟提倡起迷信來了，孫伏園們竟親套了黃布袋去拜菩薩了！這還了得！”即不是這樣激昂的罵，也許冷冷地笑道：“這種事和你們有什麼相幹？你們管到這種閑賬，真是‘吃飽飯，沒事幹，閑扯淡’了！”更明白些，也許懇切地勸誡道：“這在你們固然是研究，然而一般人沒有明白你們的意思，恐怕要誤會你們是在出力提倡，于是同善悟善諸社中人要更高興了。
你們還是不要推波助瀾吧！” 我們在這種種的預料的非難之下，不得不預先拟出一個答辯。
第一，在社會運動上着想，我們應當知道民衆的生活狀況。
本來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衆離得太遠了，自以為雅人而鄙薄他們為俗物，自居于貴族而呼斥他們為賤民。
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隻有兩種：一種是做官的，一種是做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隻有加上兩種為了娛樂而連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
他們呢，自然是自慚形穢，不敢來仰攀我們；于是我們即使懷了滿腹的誠意好意也苦于無從得到他們的了解。
自從民國成立之後，憲法上确曾寫明“人民一律平等”，但這原是僅僅一條憲法而已。
在從前的賢人政治之下，隻要有幾個賢士大夫就可以造成有聲有色的政治事業，這當然可以不理會民衆。
但時移世易，到了現在，政治的責任竟不由得不給全國人民共同擔負，知識階級已再不能包辦了，于是我們不但不應拒絕他們，并且要好好的和他們聯絡起來。
近幾年中，“到民間去”的呼聲很高，即是為了這個緣故。
然而因為知識階級的自尊自貴的惡習總不容易除掉，所以隻聽得“到民間去”的呼聲，看不見“到民間去”的事實。
我們若是真的要和民衆接近，這不是說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有相互的了解。
我們要了解他們，可用種種的方法去調查，去懂得他們的生活法。
等到我們把他們的生活法知道得清楚了，能夠順了這個方向而與他們接近，他們才能了解我們的誠意，甘心領受我們的教化，他們才可以不緻危疑我們所給予的知識。
現在我們所以不能和他們接近之故，正因兩者之間的情意非常隔膜；所以我們勸他們開學校，他們以為我們要去傳播洋教；我們勸他們放足，他們以為我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