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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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居苦熱。吃完晚飯後,掇了幾張破藤椅到鬥室外的空地上乘涼,一天的疲勞,經過沖涼和喝了咖啡後,精神稍微恢複過來。孩子們一天沒有見到爸爸,這時候和我特别親密。他們也拿了小凳子,靠攏我的周圍,要我講些故事。起初我當然把《三國演義》、《水浒傳》、《今古奇觀》的故事講給他們聽,他們聽得津津有味。接着,他們要聽“爸爸的故事”,我随便把兒童時代刻苦用功的經過跟他們提一提。我的話沒有說完,他們已經受感動到流着眼淚了。此風一開,孩子們好像着了魔一樣,每次和我談天時,總要我講“爸爸的故事”,而且越聽越覺得有興趣。我不勝其擾,隻好答應他們說,有空的時候,我可以把“爸爸的故事”寫些出來給他們看。我用了這種緩兵之計後,他們果然平靜了許多。于是,我來個反要求,要他們把平時所聽的故事講一兩個給我聽。他們想了半天,連一個也說不出來。這時候,他們才開始知道,由聽故事到講故事是有相當距離;而我更深切了解,從随便談談到認真下筆寫作文又有相當距離。

    自我答應把過去的經驗寫出來之後,他們不再來麻煩了。但是,小孩是不可以欺騙的,我既然答應寫,隻好硬着頭皮寫,結果,就寫成這麼一本小書。

    老實說,像我這樣再平凡不過的人,并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迹可以值得紀念的。我隻憑個人及少數朋友的力量,從福建的一個鄉下跑出來讀書,希望“學成”之後,替國家、替社會、替人類做一點事情。可是從三十到四十這一段最寶貴的十年間,卻整天在逃難中渡過了。學問固然沒有成熟,事業更無從談起。“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名利觀念那麼淡薄的陶淵明還有這樣的感覺,何況修養還沒有到家的我,怎能不感到内心的空虛?

    在時間上,這二十多篇短文是連續的,在布局上每篇各有獨立的性質的,因為我寫作時,隻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寫出來,自成段落;同時,因篇幅關系,卷帙不宜太厚,免得加重讀者的負擔。好在我不是開流水賬,而是學習寫作;一談寫作,當然要顧到完整與統一;要顧到完整與統一,許多瑣事隻好割愛了。

    在舊社會裡,飽經世故的人,不但喜怒不形于色,而且時常愛說東家長、西家短,專門拿别人來開玩笑,自己的事情卻守口如瓶。他們這種作風固然可以說是老奸巨猾,同時,也可以反映出環境的過分惡劣,使人不能不采取保護色。在新社會裡,自我坦白,自我批評,變成社會進步的基本條件。事實上,這種作風早在2500年前,曾參已經試用過。曾子的“三省”,這豈不是道地的自我批評?

    稿子整理竣事,心裡倒覺得無限的悲哀。青年的黃金時代就像小鳥一樣飛去,永遠不會回來嗎?

    1952年5月1日勞動節志于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