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導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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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說明：對于話劇的一切，我都外行，我之所以要寫劇本是因為（一）練習練習；（二）戲劇在抗戰宣傳上有突擊的功效。
因此，我把劇本寫成，自己并不敢就視為定本，而隻以它為一個輪廓；假若有人願演，我一點也不攔阻給我修改。
導演者改動劇本，我想，大概有兩個理由：（一）着者對舞台技巧生疏，寫出來的未必都能适合于舞台條件，或未必發生效果；（二）着者在某一處的設意遣配混含不清，導演者有設法使之強調明晰的必要。
前者事微，隻要導演者不是處心要以低級趣味博觀衆的歡心，就無所不可。
後者，卻不這樣簡單；因着者的混含，頗足引起誤解；不幸，導演者而誤解了劇本原意，則難免驢唇不對馬嘴，越改越不象樣子了！ 按理說，劇本根本就不應有混含之處，使人為難。
可是，在實際上，這卻很難避免。
劇着者未必都技巧純熟，百發百中，難免不東搖西擺，自陷迷陣。
還有，客觀上必要的顧忌，不許寫者暢所欲言，遂爾隐晦如謎。
我這劇本，因為缺乏舞台的經驗與編劇的技巧，自然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必須改正，而且歡迎改正，不在話下。
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改錯了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有寫出幾句來的必要。
從一方面說，這是個曆史劇，雖然我不大懂戲劇，可是我直覺的感到，從問題與掙紮中來表現曆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實，強加聯系更有趣味與意義。
以中心問題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魚得水。
但是，我不能這樣作；以中心人物逝世未久，人與事的切近反倒給我許多不方便。
問題，足以使人格逐漸發展的問題，的确能找到，但不便采用。
比如說，在抗戰開始的時候，許多的誤會把張将軍遮在黑影裡，這裡很有“戲”。
可是我不敢用。
我把這黑影點化成了墨子莊先生。
這裡虛拟，不是事實。
因此，墨先生這個人，與他所代表的一切，好象是可有可無；而且第二幕仿佛與其他三幕殊少調諧——它似乎要提出問題，而剛一提出就自行結束了。
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寫臨沂之戰，我想一定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緻的好處——都寫事實，根本不許問題露面。
可是，臨沂之戰的寫出，以我這點才力，必與第四幕相同；兩幕同調，恐怕不易寫好，故棄而不取。
從另一方面說，這是個抗戰宣傳劇。
在實際抗戰中，我們有許多困難與問題。
這時代的英雄無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人。
假若我沿着這條路走，也許能使劇本更生動深刻一些。
打一個勝仗絕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專靠主将勇敢是辦不到的，張将軍打過許多次勝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絕不會單憑勇敢。
他一定是克服了許多困難，解決了許多問題。
可是，我又不能寫！一談困難與問題就牽扯到許多人許多事，而我們的社會上是普遍的隻準說好，不準說壞的。
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襯托不可的地方，我隻好混含。
因此，我既沒把張将軍表現得象個時代的英雄，又沒能從抗戰的艱苦中提出教訓！我希望導演者勿以為我把問題都可惜的混含過去，而須細細考慮一下，我之混含自有理由。
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顯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萬莫輕易改動。
張将軍在抗戰中幾乎是每戰必勝，按照他的戰功來說，應當納入劇本的至少有（一）臨沂之戰，（二）徐州突圍，掩護退卻，（三）随棗之役，（四）殉國。
以此四題分入四幕是個很不錯的辦法，可是四事皆為戰争，即使每戰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難免過于單調，我沒敢這樣辦。
戰争而外，他的治軍方法，對百姓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須描寫，否則隻有“開打”而無人物。
有這幺兩層——戰功與人格——都須顧及，所以我取了交織的辦法：第一幕寫他回軍，表現他怎樣得軍心。
第二幕寫臨沂之戰及徐州掩護撤退。
這兩件大事可是全沒由正面寫，為是給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調不同。
第三幕寫他自己由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樣對部下對百姓，和與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紹。
第四幕正面寫戰争，他戰，他死。
這樣布置的好壞，我不曉得；我隻覺得第一二兩幕中有不少墨先生的戲，使全劇站立不穩！而且，二幕中由側面寫臨沂之戰與掩護撤退，也嫌纖弱無力！有了第二幕便使人弄不清着者到底是要幹什幺！可是，我沒法子再改，因為一丢開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個戰争——臨沂之戰或掩護撤退——或一些問題——關于友軍的聯絡或某種困難——來代替。
用戰争，則與第四幕雷同。
用問題，則極易惹起反感。
顧及與避免單調，逼我取了一條不甚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勞而無功的亂跑一遭！ 全劇既顯着雜亂無章，我隻好希望在演出的時候每一幕都有個情調，以免亂上添亂——假若導演者忽略了這一點，而專注意到小的動作上，一定非大亂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設計上，是由苦悶而狂喜，等張将軍一露面，即立刻顯出嚴肅與緊張。
苦悶與狂喜都是烘托，嚴肅與緊張才是正筆；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熾
因此，我把劇本寫成，自己并不敢就視為定本，而隻以它為一個輪廓；假若有人願演，我一點也不攔阻給我修改。
導演者改動劇本，我想，大概有兩個理由：（一）着者對舞台技巧生疏，寫出來的未必都能适合于舞台條件，或未必發生效果；（二）着者在某一處的設意遣配混含不清，導演者有設法使之強調明晰的必要。
前者事微，隻要導演者不是處心要以低級趣味博觀衆的歡心，就無所不可。
後者，卻不這樣簡單；因着者的混含，頗足引起誤解；不幸，導演者而誤解了劇本原意，則難免驢唇不對馬嘴，越改越不象樣子了！ 按理說，劇本根本就不應有混含之處，使人為難。
可是，在實際上，這卻很難避免。
劇着者未必都技巧純熟，百發百中，難免不東搖西擺，自陷迷陣。
還有，客觀上必要的顧忌，不許寫者暢所欲言，遂爾隐晦如謎。
我這劇本，因為缺乏舞台的經驗與編劇的技巧，自然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必須改正，而且歡迎改正，不在話下。
我最不放心的倒是那些不甚清楚，容易引起改正的善意，而未必不改錯了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有寫出幾句來的必要。
從一方面說，這是個曆史劇，雖然我不大懂戲劇，可是我直覺的感到，從問題與掙紮中來表現曆史的人物，一定比排列事實，強加聯系更有趣味與意義。
以中心問題烘托中心人物，自然是如魚得水。
但是，我不能這樣作；以中心人物逝世未久，人與事的切近反倒給我許多不方便。
問題，足以使人格逐漸發展的問題，的确能找到，但不便采用。
比如說，在抗戰開始的時候，許多的誤會把張将軍遮在黑影裡，這裡很有“戲”。
可是我不敢用。
我把這黑影點化成了墨子莊先生。
這裡虛拟，不是事實。
因此，墨先生這個人，與他所代表的一切，好象是可有可無；而且第二幕仿佛與其他三幕殊少調諧——它似乎要提出問題，而剛一提出就自行結束了。
假若第二幕完全是寫臨沂之戰，我想一定較好，至少也有四幕一緻的好處——都寫事實，根本不許問題露面。
可是，臨沂之戰的寫出，以我這點才力，必與第四幕相同；兩幕同調，恐怕不易寫好，故棄而不取。
從另一方面說，這是個抗戰宣傳劇。
在實際抗戰中，我們有許多困難與問題。
這時代的英雄無疑的就是能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人。
假若我沿着這條路走，也許能使劇本更生動深刻一些。
打一個勝仗絕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專靠主将勇敢是辦不到的，張将軍打過許多次勝仗；他的确是勇敢，可絕不會單憑勇敢。
他一定是克服了許多困難，解決了許多問題。
可是，我又不能寫！一談困難與問題就牽扯到許多人許多事，而我們的社會上是普遍的隻準說好，不準說壞的。
因此，我的手既不能自由，到了非有襯托不可的地方，我隻好混含。
因此，我既沒把張将軍表現得象個時代的英雄，又沒能從抗戰的艱苦中提出教訓！我希望導演者勿以為我把問題都可惜的混含過去，而須細細考慮一下，我之混含自有理由。
除非你有既能使之明顯而仍能不失含蓄的手段，千萬莫輕易改動。
張将軍在抗戰中幾乎是每戰必勝，按照他的戰功來說，應當納入劇本的至少有（一）臨沂之戰，（二）徐州突圍，掩護退卻，（三）随棗之役，（四）殉國。
以此四題分入四幕是個很不錯的辦法，可是四事皆為戰争，即使每戰各具特色，恐怕在舞台上也難免過于單調，我沒敢這樣辦。
戰争而外，他的治軍方法，對百姓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須描寫，否則隻有“開打”而無人物。
有這幺兩層——戰功與人格——都須顧及，所以我取了交織的辦法：第一幕寫他回軍，表現他怎樣得軍心。
第二幕寫臨沂之戰及徐州掩護撤退。
這兩件大事可是全沒由正面寫，為是給第四幕留地步，使各幕情調不同。
第三幕寫他自己由徐州撤退，好把他怎樣對部下對百姓，和與士卒共甘苦等等，略事介紹。
第四幕正面寫戰争，他戰，他死。
這樣布置的好壞，我不曉得；我隻覺得第一二兩幕中有不少墨先生的戲，使全劇站立不穩！而且，二幕中由側面寫臨沂之戰與掩護撤退，也嫌纖弱無力！有了第二幕便使人弄不清着者到底是要幹什幺！可是，我沒法子再改，因為一丢開墨先生，就必定要以一個戰争——臨沂之戰或掩護撤退——或一些問題——關于友軍的聯絡或某種困難——來代替。
用戰争，則與第四幕雷同。
用問題，則極易惹起反感。
顧及與避免單調，逼我取了一條不甚好走的道路，而且是勞而無功的亂跑一遭！ 全劇既顯着雜亂無章，我隻好希望在演出的時候每一幕都有個情調，以免亂上添亂——假若導演者忽略了這一點，而專注意到小的動作上，一定非大亂不可！第一幕，在我的設計上，是由苦悶而狂喜，等張将軍一露面，即立刻顯出嚴肅與緊張。
苦悶與狂喜都是烘托，嚴肅與緊張才是正筆；假若前者表演得太火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