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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于宋代詩歌的主要變化和流派，所選各個詩人的簡評裡講了一些；關于詩歌反映的曆史情況，在所選作品的注釋裡也講了一些。
這裡不再重複，隻補充幾點。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1]。
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隻要看陸遊的一個詩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複漢唐故地》[2]。
宋太祖知道“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會把南唐吞并，而也隻能在他那張卧榻上做陸遊的這場仲夏夜夢。
到了南宋，那張卧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3]。
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4]；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5]。
宋初有人在詩裡感慨說，年成随你多麼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窮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6]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隻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
國内統治階級和人民群衆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抵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隻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這一點，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産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為備，執事彼何人……”[7]北宋中葉以後，内憂外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裡。
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裡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随着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8]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曆史環境裡産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裡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
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注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印證詩裡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
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
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曆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盡管跟這種詩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隻是文件，不是文學，隻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衡量。
也許史料裡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裡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産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
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隻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叙，那麼，雖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曆史記錄的缺漏，它也隻是押韻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注釋裡所引的李複《兵饋行》。
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
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内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征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裡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範成大的《州橋》，注釋引了範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裡寫的事情在當時并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
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于曆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曆史的事實。
曆史考據隻扣住表面的迹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抛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
考訂隻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9]。
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趕早恢複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10]。
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裡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于理智的記憶。
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随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長愈牢。
從韓元吉的記載裡，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裡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11]。
範成大的詩就是加強的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隐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裡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為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
這是又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
一首詠懷古迹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裡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
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裡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隻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12]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13]，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諷喻就跟蕭立之詩裡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
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14]，詩很笨拙，但是叙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15]。
有個甯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給暴風吹到蓬萊峰，看見山裡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程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浃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
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裡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欷歔；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
”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
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設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欷歔”就要親切一點了。
隻要看陸遊，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面裡，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16]，何況連殘山剩水那種托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曆史和社會，卻沒有全部反映出來。
有許多情況宋詩裡沒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
譬如後世哄傳的宋江“聚義”那件事，當時的五七言詩裡都沒有“采著”，而隻是通俗小說的題材，像保留在《宣和遺事》前集裡那幾節，所謂“見于街談巷語”[17]。
這些詩人十之八九從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經過科舉保舉，進身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
在民族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有愛國的立場；在階級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反對苛政，憐憫窮民，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
不過，假如人民受不了統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槍的對抗起來，文人學士們又覺得大勢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
後世的士大夫在詠梁山泊事件的詩裡會說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闆[18]；北宋士大夫親身感到階級利益受了威脅，連這一點點“公道話”似乎都不肯講。
直到南宋滅亡，遺老像龔開痛恨“亂臣賊子”的“禍流四海”，才想起宋江這種“盜賊之聖”來，仿佛為後世李贽等對《忠義水浒傳》的看法開了先路。
在北宋詩裡出現的梁山泊隻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個風光明秀的地區[19]，不像在元明以來的詩裡是“好漢”們一度風雲聚會的地盤[20]。
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
這種風氣，韓愈、白居易以來的唐詩裡已有，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
元初劉壎為曾鞏的詩辯護，曾說：“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
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21]。
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
這裡不再重複，隻補充幾點。
宋朝收拾了殘唐五代那種亂糟糟的割據局面，能夠維持比較長時期的統一和穩定，所以元代有漢唐宋為“後三代”的說法[1]。
不過，宋的國勢遠沒有漢唐的強大，我們隻要看陸遊的一個詩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複漢唐故地》[2]。
宋太祖知道“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會把南唐吞并，而也隻能在他那張卧榻上做陸遊的這場仲夏夜夢。
到了南宋，那張卧榻更從八尺方床收縮而為行軍帆布床[3]。
此外，又寬又濫的科舉制度開放了做官的門路，既繁且複的行政機構增添了做官的名額，宋代的官僚階級就比漢唐的來得龐大，所謂“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官五倍于舊”[4]；北宋的“冗官冗費”已經“不可紀極”[5]。
宋初有人在詩裡感慨說，年成随你多麼豐收，大多數人還不免窮餓：“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貧！”[6]最高增加到一百倍的收成隻是幻想，而至少增加了五倍的冗官倒是事實，人民負擔的重和痛苦的深也可想而知，例如所選的唐庚《訊囚》詩就老實不客氣的說大官小吏都是盜竊人民“膏血”的賊。
國内統治階級和人民群衆的矛盾因國際的矛盾而抵觸得愈加厲害；宋人跟遼人和金人打仗老是輸的，打仗要軍費，打敗仗要賠款買和，朝廷隻有從人民身上去榨取這些開銷，例如所選的王安石《河北民》詩就透露這一點，而李觏的《感事》和《村行》兩首詩更說得明白：“太平無武備，一動未能安……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産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為備，執事彼何人……”[7]北宋中葉以後，内憂外患、水深火熱的情況愈來愈甚，也反映在詩人的作品裡。
詩人就像古希臘悲劇裡的合唱隊，尤其像那種參加動作的合唱隊，随着搬演的情節的發展，歌唱他們的感想，直到那場戲劇慘痛的閉幕、南宋亡國，唱出他們最後的長歌當哭：“世事莊周蝴蝶夢，春愁臣甫杜鵑詩！”[8] 作品在作者所處的曆史環境裡産生，在他生活的現實裡生根立腳，但是它反映這些情況和表示這個背景的方式可以有各色各樣。
單就下面選的作品而論，也可以看見幾種不同的方式。
下面選了梅堯臣的《田家語》和《汝墳貧女》，注釋引了司馬光的《論義勇六劄子》來印證詩裡所寫當時抽點弓箭手的慘狀。
這是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
我們可以參考許多曆史資料來證明這一類詩歌的真實性，不過那些記載盡管跟這種詩歌在内容上相符，到底隻是文件，不是文學，隻是詩歌的局部說明，不能作為詩歌的唯一衡量。
也許史料裡把一件事情叙述得比較詳細，但是詩歌裡經過一番提煉和剪裁，就把它表現得更集中、更具體、更鮮明，産生了又強烈又深永的效果。
反過來說，要是詩歌缺乏這種藝術特性，隻是枯燥粗糙的平鋪直叙，那麼，雖然它在内容上有史實的根據，或者竟可以補曆史記錄的缺漏，它也隻是押韻的文件，例如下面王禹偁《對雪》的注釋裡所引的李複《兵饋行》。
因此，“詩史”的看法是個一偏之見。
詩是有血有肉的活東西，史誠然是它的骨幹，然而假如單憑内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征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仿佛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裡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
下面選了範成大的《州橋》，注釋引了範成大自己的以及樓鑰和韓元吉的記載來說明詩裡寫的事情在當時并沒有發生而且也許不會發生。
這是另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使我們愈加明白文學創作的真實不等于曆史考訂的事實，因此不能機械地把考據來測驗文學作品的真實，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學作品來供給曆史的事實。
曆史考據隻扣住表面的迹象，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喪失了謹嚴，算不得考據，或者變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風的考據，所謂穿鑿附會；而文學創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質，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則它就沒有盡它的藝術的責任，抛棄了它的創造的職權。
考訂隻斷定已然，而藝術可以想象當然和測度所以然。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妨說詩歌、小說、戲劇比史書來得高明[9]。
南宋的愛國志士最擔心的是：若不趕早恢複失地，淪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習而相安，忘掉了祖國[10]。
不過，對祖國的憶念是留在情感和靈魂裡的，不比記生字、記數目、記事實等等偏于理智的記憶。
後面的一種是死記憶，好比在石頭上雕的字，随你鑿得多麼深，年代久了，總要模糊銷滅；前面的一種是活記憶，好比在樹上刻的字，那棵樹愈長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長愈牢。
從韓元吉的記載裡，看得出北方雖然失陷了近五十年，那裡的人民還是懷念祖國[11]。
範成大的詩就是加強的表白了他們這種久而不變、隐而未申的愛國心，來激發家裡人的愛國行動，所以那樣真摯感人。
下面選了蕭立之的《送人之常德》，注釋引了方回的逸詩作為參照，說明宋末元初有些人的心理是：要是不能抵抗蒙古人的侵略，就希望找個桃花源去隐居，免得受異族的統治。
這是又一種反映方式的例子。
一首詠懷古迹的詩雖然跟直接感慨時事的詩兩樣，但是詩裡的思想感情還會印上了作者身世的标記，恰像一首詠物詩也可以詩中有人，因而幫助讀者知人論世。
譬如汪藻有一首《桃源行》，裡面說：“那知平地有青雲，隻屬尋常避世人……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求長年！”[12]這首詩是在“教主道君皇帝”宋徽宗崇道教求神仙的時候作的[13]，寄托在桃花源上的諷喻就跟蕭立之詩裡寄托在桃花源上的哀怨不同。
宋代有一首海外奇談之類的長詩、鄒浩的《悼陳生》[14]，詩很笨拙，但是叙述的可以說是宋版的桃花源[15]。
有個甯波人陳生，搭海船上南通泰縣一帶，給暴風吹到蓬萊峰，看見山裡修仙的“處士”，是唐末避亂來的，和“中原”不通消息：“‘于今天子果誰氏？’語罷默默如盲聾”；這位陳生住了一程子，又想應舉做官——“書生名利浃肌骨，塵念日久生心胸”——因此那個處士用縮地法送他回去，誰知道“還家妻子久黃壤，單形隻影反匆匆”，陳生就變成瘋子。
鄒浩從他的朋友章潛那裡聽到這樁奇聞，覺得秦始皇漢武帝求仙而不能遇仙，陳生遇仙而不求仙：“求不求兮兩莫遂，我雖忘情亦欷歔；仲尼之門非所議，率然作詩記其事。
”鄒浩作這首詩的時候，宋徽宗還沒有即位，假如他聽到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又恰碰上皇帝崇道求仙、排斥釋教，以他那樣一個援佛入儒的道學先生，感觸準會不同，也許借題發揮，不僅說“非所議”了。
鄒浩死在靖康之變以前，設想他多活幾年，嘗到了國破家亡的苦痛，又聽得這個新桃花源的故事，以他那樣一個氣骨頗硬的人，感觸準會不同，也許他的“欷歔”就要親切一點了。
隻要看陸遊，他處在南宋的偏安局面裡，耳聞眼見許多人甘心臣事敵國或者攀附權奸，就自然而然把桃花源和氣節拍合起來[16]，何況連殘山剩水那種托足之地都遭剝奪的蕭立之呢？ 宋代的五七言詩雖然真實反映了曆史和社會，卻沒有全部反映出來。
有許多情況宋詩裡沒有描叙，而由宋代其他文體來傳真留影。
譬如後世哄傳的宋江“聚義”那件事，當時的五七言詩裡都沒有“采著”，而隻是通俗小說的題材，像保留在《宣和遺事》前集裡那幾節，所謂“見于街談巷語”[17]。
這些詩人十之八九從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經過科舉保舉，進身為大大小小的官僚地主。
在民族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有愛國的立場；在階級矛盾問題上，他們可以反對苛政，憐憫窮民，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
不過，假如人民受不了統治者的榨逼，真刀真槍的對抗起來，文人學士們又覺得大勢不好，忙站在朝廷和官府一面。
後世的士大夫在詠梁山泊事件的詩裡會說官也不好，民也不好，各打五十闆[18]；北宋士大夫親身感到階級利益受了威脅，連這一點點“公道話”似乎都不肯講。
直到南宋滅亡，遺老像龔開痛恨“亂臣賊子”的“禍流四海”，才想起宋江這種“盜賊之聖”來，仿佛為後世李贽等對《忠義水浒傳》的看法開了先路。
在北宋詩裡出現的梁山泊隻是宋江“替天行道”以前的梁山泊，是個風光明秀的地區[19]，不像在元明以來的詩裡是“好漢”們一度風雲聚會的地盤[20]。
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揮申說。
這種風氣，韓愈、白居易以來的唐詩裡已有，宋代“理學”或“道學”的興盛使它普遍流播。
元初劉壎為曾鞏的詩辯護，曾說：“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興寡，先生之詩亦然。
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即無憾矣”[21]。
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