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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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種種現象。

    這是宋詩的又一特色,但這一特色的優劣,則需要對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無法一概而論。

    陶淵明可算古來第一位善于用典的詩人,将陶詩囫囵讀去的人,往往未能詳悉。

    但我們即使找到它們有那麼多的“來處”,也無須沾沾自喜,因為“用事而不使人覺”,也就近于或同于“胸臆語”,即創作了。

    我們是否可以說,以才學為詩可能是一病,而以才學讀詩,每讀一詩,就想忙着尋找其中所用典故,也同樣是一病呢? 正因為宋人以這些特色來将自己區别于唐人,嚴羽才一方面反對其不似古人,而又不能不服其工。

    由此可見,以文字、議論、才學為詩,雖不始于宋人,但确實是到了宋代,才在創作實踐中解決了以文字、議論、才學為詩,也可以寫出很好的作品這個問題。

    而這正是通過“以故為新”的手段來實現的。

     蘇、黃都曾提出“以故為新”。

    這個“故”,恐怕不隻是詩人們已經再現的生活、用過的材料,也應當包括他們創作的曆史經驗在内。

    六朝人也曾以才學為詩,被鐘嵘《詩品》所指斥,這是人所共知的。

    但宋人腕底出現的典故,卻遠比六朝人精切、巧妙;而唐人所開創的詩歌散文化與思辨性的道路,到了宋代,也有長足的延伸。

    如果我們将杜甫、韓愈和王安石、蘇轼之作細加比較,當不難發現此點。

     袁枚《續詩品·著我》雲:“不學古人,法無一可。

    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汲新,其庶幾乎!”這就比較具體地說明了文學創作的傳統與繼承的辯證關系。

    宋人之變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也正在此。

    五十年前,缪彥威先生在《論宋詩》中已經扼要地指出宋人“變唐人之所已能,而發唐人之所未發”,所以“宋詩雖殊于唐,而善學唐者莫過于宋”。

    他還概括而明晰地指出兩者的異同:“唐詩以韻勝,故渾雅,而貴蘊藉空靈;宋詩以意勝,故精能,而貴深折透辟。

    唐詩之美在情辭,故豐腴;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

    唐詩如芍藥海棠,秾華繁彩;宋詩如寒梅秋菊,幽韻冷香。

    唐詩如啖荔枝,一顆入口,則甘芳盈頰;宋詩如食橄榄,初覺生澀,而回味隽永。

    譬諸修園林,唐詩則如疊石鑿池,築亭辟館;宋詩則如亭館之中,飾以绮疏雕檻,水石之側,植以異卉名葩。

    譬諸遊山水,唐詩則如高峰遠望,意氣浩然;宋詩則如曲澗尋幽,情境冷峭。

    唐詩之弊為膚廓平滑,宋詩之弊為生澀枯淡。

    雖唐詩之中,亦有下開宋派者,宋詩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論其大較,固如此矣。

    ” 也許嚴羽所舉三個方面以及缪先生所作的反複形容還不能完全說明唐宋詩相異的緣由和相别的面貌,但兩家之說,已為我們提供了對宋詩的基本認識。

     這個小冊子隻選了一百多首詩,對于整個宋詩來說,它們隻是滄海一粟,而且考慮到讀者的接受能力等等條件,顯然不可能體現宋詩發展的完整過程。

    這本小書隻是想使讀者對有異于唐詩的宋詩風味嘗鼎一脔而已。

    再說品評的方法,由于近十年來鑒賞辭典一類的書已經很多,讀者不難從其中得到教益,所以我在本書中并沒有按照一般的方法進行品評,而隻是在每首或幾首詩後,就其所知,随手寫下一點讀後感,既無統一的規範,也無内容的限制,信筆所之,未免零亂,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