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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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飾篇》中曾談到這些辭賦的長處：“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耀焜煌之狀，光采炜炜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将動矣。
”這個評價也許過高了一些，但這些辭賦家對豐富文學語言及描寫技巧，确實有着不可忽視的貢獻。
事實上魏晉以後詩多傑出的詩人，大抵都兼作辭賦。
他們不但在作賦時曾向兩漢賦家學習，就是作詩，也有不少意境取自漢賦。
如曹操《觀滄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等名句，顯然化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中“日出東沼，入乎西陂”之句。
曹植的《白馬篇》中“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與“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諸句，亦屬化用張衡《西京賦》中“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之句。
建安詩人所以取得這樣輝煌的成就，不能說和他們熟悉漢賦并從中汲取營養無關。
建安以後如晉太康詩人和南朝元嘉詩人之作，其辭藻華麗，亦與吸取辭賦創作的成就有一定關系。
特别像謝靈運、鮑照一些描寫山水的詩，常有較古奧的辭彙，這顯然是為了反對平淡無味的玄言詩，而向辭賦學習的緣故。
事實上這些詩中的一些古字，往往是辭賦中常用而在前人的詩中較少出現的。
所以漢賦本身雖不甚為今天讀者所喜愛，而其影響後代詩人，特别是為魏晉以後詩歌的繁榮準備了條件。
這個功績亦不應忽視。
至于魏晉以後的辭賦，在技巧和辭藻方面，亦曾不斷地影響後來的詩人，如前面談到的孫楚、顔延之等人的賦，就對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詩人也有所沾溉。
至于唐詩中效法辭賦的作品為數亦不少，如杜甫的《火》、《三川觀水漲》，韓愈的《南山詩》等，排比鋪張，手法即與辭賦類似。
至于漢魏六朝辭賦在文體方面的作用，亦頗值得注意。
曆來論賦者常将賦分為“古賦”、“骈賦”和“律賦”等幾類。
其中律賦産生于唐以後，純是應科舉之作，沒有多大價值。
關于古賦與骈賦之分，其實也和散文與骈文之分一樣，并無明确的界線。
例如晉宋二代之賦，就像當時的文一樣，有些很難說是“古體”還是“骈體”。
因為一般來說，骈文之興，本由于古代漢語是單音節詞，便于對仗之故。
散文中骈句的增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受了辭賦的影響。
因為賦有鋪陳的特點，勢必使用排比對偶，排句而略求字數整齊，就自然形成了骈句。
所以自漢以來，賦和散文就出現了一個骈化的過程。
隻是到了齊梁，骈文才占主導地位，辭賦中的骈賦，似亦正式出現于此時。
由于骈文越來越講求聲律，于是骈賦就發展成了律賦，直到後來限韻作賦，則完全成了文字遊戲。
在賦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文體方面和詩的相互影響。
賦本身雖是由詩發展而來，但到後來似乎分了家。
據陸機《文賦》的說法，賦是“體物”之作，而詩則為“緣情”之作。
所以在漢魏，詩、賦在辭藻、技巧方面雖相互影響而文體則頗有區别。
但自抒情小賦出現後，西晉傅玄、夏侯湛等人由于試圖用接近詩的句子寫賦，後經湛方生等人的努力，終于發展成為像沈約《八詠》那樣的作品。
這種作品使梁陳的抒情小賦進一步接近詩，而這些小賦的句法又為隋唐歌行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試看唐代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諸作，從反映社會生活而論，顯非南北朝後期那些短賦所能及，但從刻畫貴族生活的手法以及文體特點方面看，都和蕭綱、蕭繹等人的小賦有許多相似之處。
因此，可以說漢魏六朝辭賦不但本身有它的卓越價值，而且它為唐詩繁榮所作的準備，亦功不可沒。
”這個評價也許過高了一些，但這些辭賦家對豐富文學語言及描寫技巧，确實有着不可忽視的貢獻。
事實上魏晉以後詩多傑出的詩人，大抵都兼作辭賦。
他們不但在作賦時曾向兩漢賦家學習，就是作詩，也有不少意境取自漢賦。
如曹操《觀滄海》中“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等名句，顯然化用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中“日出東沼，入乎西陂”之句。
曹植的《白馬篇》中“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與“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諸句，亦屬化用張衡《西京賦》中“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之句。
建安詩人所以取得這樣輝煌的成就，不能說和他們熟悉漢賦并從中汲取營養無關。
建安以後如晉太康詩人和南朝元嘉詩人之作，其辭藻華麗，亦與吸取辭賦創作的成就有一定關系。
特别像謝靈運、鮑照一些描寫山水的詩，常有較古奧的辭彙，這顯然是為了反對平淡無味的玄言詩，而向辭賦學習的緣故。
事實上這些詩中的一些古字，往往是辭賦中常用而在前人的詩中較少出現的。
所以漢賦本身雖不甚為今天讀者所喜愛，而其影響後代詩人，特别是為魏晉以後詩歌的繁榮準備了條件。
這個功績亦不應忽視。
至于魏晉以後的辭賦，在技巧和辭藻方面，亦曾不斷地影響後來的詩人，如前面談到的孫楚、顔延之等人的賦，就對唐代李白、杜甫等大詩人也有所沾溉。
至于唐詩中效法辭賦的作品為數亦不少，如杜甫的《火》、《三川觀水漲》，韓愈的《南山詩》等，排比鋪張，手法即與辭賦類似。
至于漢魏六朝辭賦在文體方面的作用，亦頗值得注意。
曆來論賦者常将賦分為“古賦”、“骈賦”和“律賦”等幾類。
其中律賦産生于唐以後，純是應科舉之作，沒有多大價值。
關于古賦與骈賦之分，其實也和散文與骈文之分一樣，并無明确的界線。
例如晉宋二代之賦，就像當時的文一樣，有些很難說是“古體”還是“骈體”。
因為一般來說，骈文之興，本由于古代漢語是單音節詞，便于對仗之故。
散文中骈句的增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受了辭賦的影響。
因為賦有鋪陳的特點，勢必使用排比對偶，排句而略求字數整齊，就自然形成了骈句。
所以自漢以來，賦和散文就出現了一個骈化的過程。
隻是到了齊梁，骈文才占主導地位，辭賦中的骈賦，似亦正式出現于此時。
由于骈文越來越講求聲律，于是骈賦就發展成了律賦，直到後來限韻作賦，則完全成了文字遊戲。
在賦的發展過程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的是，它在文體方面和詩的相互影響。
賦本身雖是由詩發展而來，但到後來似乎分了家。
據陸機《文賦》的說法，賦是“體物”之作，而詩則為“緣情”之作。
所以在漢魏，詩、賦在辭藻、技巧方面雖相互影響而文體則頗有區别。
但自抒情小賦出現後，西晉傅玄、夏侯湛等人由于試圖用接近詩的句子寫賦，後經湛方生等人的努力，終于發展成為像沈約《八詠》那樣的作品。
這種作品使梁陳的抒情小賦進一步接近詩，而這些小賦的句法又為隋唐歌行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試看唐代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諸作，從反映社會生活而論，顯非南北朝後期那些短賦所能及，但從刻畫貴族生活的手法以及文體特點方面看，都和蕭綱、蕭繹等人的小賦有許多相似之處。
因此，可以說漢魏六朝辭賦不但本身有它的卓越價值，而且它為唐詩繁榮所作的準備，亦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