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活五十年（代序）
關燈
小
中
大
我寫《憩園》時在皮包裡放一錠墨，一支小字筆和一大疊信箋，到了一個地方借一個小碟子，倒點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幾下，便坐下寫起來。
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裡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裡寫起一直到重慶才寫完，出版。
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裡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
……那種日子的确不會再來了。
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
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
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
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
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着：“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
”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
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
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很不好）。
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
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
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
有一個時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
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
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沖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
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
在這個鬥争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
人們習慣于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
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争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
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生命。
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内心的鬥争。
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别人有用些。
”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
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
我一共住了一年。
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争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複，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系中斷。
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
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贊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
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确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
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抛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裡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
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
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
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系着我的心。
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
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
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
這使我想起了俄羅斯作家《死魂靈》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裡寫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寫一段文章，從貴陽旅館裡寫起一直到重慶才寫完，出版。
有一夜在重慶北碚小旅館裡寫到《憩園》的末尾，電燈不亮，我找到一小節蠟燭點起來，可是文思未盡，燭油卻流光了，我多麼希望能再有一節蠟燭讓我繼續寫下去。
……那種日子的确不會再來了。
我後來的一部長篇小說《寒夜》，雖然是在戰時的重慶開了頭，卻是在戰後回到上海寫成的。
有人說這是一本悲觀的小說，我自己也稱它為“絕望的書”。
我描寫了一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死亡，來控訴舊社會，控訴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
小說的結尾是重慶的寒冷的夜。
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尼斯有一位女讀者拿了書來，要我在扉頁上寫一句話，我就寫着：“希望這本小說不要給您帶來痛苦。
”過去有一個時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這本書，但是後來我忽然在舊版日譯本《寒夜》的書帶上看到“希望的書”這樣的話，這對我是多大的鼓勵。
說得好！黑暗到了盡頭，黎明就出現了。
中國人民得到了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學得很不好）。
我想用這支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改寫新人新事，歌頌人民的勝利和歡樂。
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時間熟悉新人新事，同時又需要參加一些自己願意參加的活動，擔任一些自己願意擔任的工作。
因此作品也寫得比較少。
有一個時期（一九五二年），我到朝鮮，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中“深入生活”。
第一次接觸普通的戰士，同他們一起生活，我有些膽怯。
一個長期關在書房裡的人來到革命軍人的大家庭，精神上當然會受到沖擊，可是同時我感到溫暖。
指戰員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員，而且因為我新近從祖國來，他們對我格外親熱。
在這個鬥争最尖銳的地方，愛與憎表現得最突出。
人們習慣于用具體行動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
這些大部分從中國農村出來的年輕人，他們以吃苦為榮，以多做艱苦的工作為幸福，到了關鍵時刻，他們争先恐後地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
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生命。
在這些人面前我感到慚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們的心，我無法制止内心的鬥争。
我經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寫《第四病室》的時候，借書中人楊大夫的口說的那句話：“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别人有用些。
”我愛上了這些人，愛上了這個環境，開始和他們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寫作。
我離開以後第二年又再去，因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
我一共住了一年。
第二次回來，還準備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離開鬥争的生活，舊習慣又逐漸恢複，熟悉的又逐漸變為生疏，新交的部隊朋友又逐漸疏遠，甚至聯系中斷。
因此作品寫得不多，更談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
此外，我經常出國訪問，發表了不少歌頌人民友誼事業、贊美新社會、新生活的散文。
但這些竟然都成為我的“罪證”，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當作“大文霸”和“黑老K”關進了“牛棚”，受到種種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給剝奪了一切公民權利和發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個時期，我的确相信過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幫”以及他們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們所宣傳的一切，我認為自己是“罪人”，我的書是“毒草”，甘心認罪服罪。
我完全否定自己，準備接受改造，重新做人。
我還跟大家一起祝過林彪和江青“身體健康，永遠健康”。
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決心抛棄寫作，認為讓我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傳達室裡當個小職員也是幸福。
可是“四人幫”的爪牙，卻說我連做這種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寫了那些書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樣。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樣聽話，誠心誠意地，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照他們的訓話做。
但後來我發現這是一場大騙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虛，感到幻滅。
這個時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殺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邊，她的感情牽系着我的心。
而且我也不甘心就這樣“自行消亡”。
我的頭腦又漸漸冷靜下來了。
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