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及光緒賓天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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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九百零八年之夏間，即光緒三十四年，太後康健之身漸呈衰象。
此事曾載于太後遺诏内，以皇帝同時得病觀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緊要之關系也。
皇帝賓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間無從知其詳。
此事亦與其他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蓮英及其親信小監之腦中。
即北京滿漢諸大臣，亦言人人殊。
關于太後及皇帝同時相繼賓天，各持一說，互相矛盾。
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無線索之可尋。
曰處憂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總攬大權，其必為彼李蓮英輩所不利，固一定之勢也。
且當時頤和園中深密之計劃，或尚有為太後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
太後之所以不知者，蓋當時諸人以為太後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為布置，此乃東方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
據目擊當時情形者論之，此或亦理勢之所有。
然欲搜求其确據，處處相合，則極不易也。
下所記載，乃由兩大臣所陳述，一滿人，一漢人，皆當時在朝者。
其所言大概與較可信任之報紙所載相合。
此等報紙所載，亦由官場中傳出也，吾等皆收存之。
然此最大之疑案，終莫能明，或此同時賓天之事，實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
但言者又雲，聞之于太後親信之侍從，謂皇帝賓天之後，太後聞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狀。
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漸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親緻祭。
外間乃知帝将不久。
太後傳谕，以特别乳媪撫育醇王之子。
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緒三十二年。
人遂默喻，即以繼光緒之大統者。
此谕之宣布，實迫于情勢，不得不然。
其實太後甚不欲布之。
以有前此之經曆，當不免事後之悔恨。
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嚴重之家法。
太後于庚子年立端王子為大阿哥，實全然背棄此法也。
太後迷信極深，又記吳可讀之言，遂悔前此不應違背祖制立光緒帝，以緻災害洊至，降谕賜吳以榮典，慰其忠魂。
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疊受法、曰及聯軍之辱，常自痛悔，以為觸天之怒，遂降災害于己身。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為等之陰謀，太後亦以為上天之示罰。
因以上種種，故庚子年各拳黨首領在太後前盛稱拳匪之法術能滅盡洋人，太後遂生希望，以為此乃菩薩靈佑，可贖從前之錯誤，遂立端王子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
雖此舉又違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後仍冒險為之，希望将來更有無上之尊榮也。
蓋太後之下，即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滅仇敵之洋人，而救己之國家者也。
太後承認前曰之錯誤，以為大傷其名譽，遂立意為此孤注之一擲以恢複之。
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險之舉，與前此所為，同一錯誤，遂立轉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後之所反對者。
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後與拳黨首領之關系，乃全斷絕。
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黨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慮顧惜，捷如轉圜，蓋太後既悟，遂立改也。
因變法之結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統，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為鞏固。
今之言者，皆謂光緒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為始祖也。
此繼嗣繼統之問題，即漢人亦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當時之人皆以為太後将以溥倫承繼，複長支繼嗣之正理。
如此則合乎國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吳可讀之忠魂。
莫禮遜博士當時曾草一論，言若更立幼主，則必須經長久之攝政，于國家有極大之危險。
太後以五十年當國之威靈，鎮壓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餘年中，國家大權，必須寄之于監國之手，而監國則向來處于皇族長支勢力之下者也。
太後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決定，直至臨終之時，始發表之也。
當臨終時，以事機湊迫，乃決定宣示此大事。
其時有兩事在太後心中，其一則太後曾許榮祿之言；其二則以慶王力為溥倫進言，心頗惡之。
且皇後奉伺太後至久，太後亦欲使其安受尊榮，以償其勞，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後仍康健如常。
至四月，太後仍往頤和園過夏，因天氣炎熱，遂病痢，久而不愈。
至西曆八月，形容漸改其舊。
蓋前此雖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狀者也。
然此外亦無大病，精神仍好，言語如昔，仍每曰勤勞國政。
太後常自言能享高壽，如英之維多利亞。
蓋維多利亞，乃太後之所常稱贊而心慕之者也。
有一道士，太後時常召見。
其人在太後前，頗見信任，亦預言太後必享高壽，較之前此太後之壽均高。
但其言不驗，蓋太後薨時，其壽實較前此三太後之壽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活佛達賴喇嘛将于秋間來京陛見。
太後聞之，甚為高興。
總管李蓮英請太後取消此事，言相傳活佛與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為此言，蓋為其私，以活佛來京，則迷信者必衆，于己大不利益也）。
太後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來京與否，無所關涉。
至西曆七月，太後召醫生數人入宮診視皇上之病。
數人中亦有在外國畢業者。
此時皇帝氣息愈弱，體愈消瘦。
醫言帝病腎炎。
彼等所開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細，蓋為禮制所拘束也。
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脈極軟弱。
時南方報館，毫無顧忌，昌言此診病之事，皆系飾人耳目。
太後病亟，則帝命亦不保矣。
察京中當時議論，謂太後常勸勉皇帝鼓勵精神，有顧恤之意，并命帝擇
此事曾載于太後遺诏内，以皇帝同時得病觀之，可知其事有非常緊要之關系也。
皇帝賓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間無從知其詳。
此事亦與其他諸秘密事，皆埋藏于李蓮英及其親信小監之腦中。
即北京滿漢諸大臣，亦言人人殊。
關于太後及皇帝同時相繼賓天，各持一說，互相矛盾。
然欲考查其真相者，亦非無線索之可尋。
曰處憂危之域之皇帝，若一旦得以總攬大權，其必為彼李蓮英輩所不利，固一定之勢也。
且當時頤和園中深密之計劃，或尚有為太後所不知者，亦意中之事。
太後之所以不知者，蓋當時諸人以為太後将先皇帝而薨，故不得不密為布置，此乃東方曆史中特别之情形也。
據目擊當時情形者論之，此或亦理勢之所有。
然欲搜求其确據，處處相合，則極不易也。
下所記載，乃由兩大臣所陳述，一滿人，一漢人，皆當時在朝者。
其所言大概與較可信任之報紙所載相合。
此等報紙所載，亦由官場中傳出也，吾等皆收存之。
然此最大之疑案，終莫能明，或此同時賓天之事，實出于天然之巧合，亦未可定也。
但言者又雲，聞之于太後親信之侍從，謂皇帝賓天之後，太後聞之，不但不悲愁，而反有安心之狀。
是年之秋季，皇帝病曰沉重，漸至祭祀大典亦不能躬親緻祭。
外間乃知帝将不久。
太後傳谕，以特别乳媪撫育醇王之子。
醇王子生于一千九百零六年二月，即光緒三十二年。
人遂默喻，即以繼光緒之大統者。
此谕之宣布，實迫于情勢，不得不然。
其實太後甚不欲布之。
以有前此之經曆，當不免事後之悔恨。
且祖宗法制，非皇帝病危，不立嗣子，此乃最嚴重之家法。
太後于庚子年立端王子為大阿哥，實全然背棄此法也。
太後迷信極深，又記吳可讀之言，遂悔前此不應違背祖制立光緒帝，以緻災害洊至，降谕賜吳以榮典，慰其忠魂。
晚年越南之役及甲午庚子之役，疊受法、曰及聯軍之辱，常自痛悔，以為觸天之怒，遂降災害于己身。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即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為等之陰謀，太後亦以為上天之示罰。
因以上種種，故庚子年各拳黨首領在太後前盛稱拳匪之法術能滅盡洋人，太後遂生希望，以為此乃菩薩靈佑，可贖從前之錯誤，遂立端王子為大阿哥，以嗣同治帝。
雖此舉又違背祖宗之家法，然太後仍冒險為之，希望将來更有無上之尊榮也。
蓋太後之下，即為端王，乃上天所降以征滅仇敵之洋人，而救己之國家者也。
太後承認前曰之錯誤，以為大傷其名譽，遂立意為此孤注之一擲以恢複之。
其後由西安回京，知最後冒險之舉，與前此所為，同一錯誤，遂立轉其意向，而毅然施行新政，此新政本太後之所反對者。
今既悟前此之非，乃立即行之，又革除大阿哥之嗣位，于是太後與拳黨首領之關系，乃全斷絕。
凡以前所下谕旨，偏助拳黨者，皆一概抹之，毫不疑慮顧惜，捷如轉圜，蓋太後既悟，遂立改也。
因變法之結果及以醇王幼子入嗣大統，遂使皇族幼支地位愈為鞏固。
今之言者，皆謂光緒帝之父，今上之祖父，即老醇王将追尊帝号，以老醇王為始祖也。
此繼嗣繼統之問題，即漢人亦聚訟紛纭，莫衷一是。
當時之人皆以為太後将以溥倫承繼，複長支繼嗣之正理。
如此則合乎國内士大夫之心，且可慰吳可讀之忠魂。
莫禮遜博士當時曾草一論，言若更立幼主，則必須經長久之攝政，于國家有極大之危險。
太後以五十年當國之威靈，鎮壓一切，一旦薨逝，幼君在上，前途十餘年中，國家大權，必須寄之于監國之手，而監國則向來處于皇族長支勢力之下者也。
太後深知立醇王幼子之後之情形，故此大事，久未決定，直至臨終之時，始發表之也。
當臨終時，以事機湊迫，乃決定宣示此大事。
其時有兩事在太後心中，其一則太後曾許榮祿之言；其二則以慶王力為溥倫進言，心頗惡之。
且皇後奉伺太後至久，太後亦欲使其安受尊榮，以償其勞，此亦自然之情理也。
一千九百零七年冬及次年春季，即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太後仍康健如常。
至四月，太後仍往頤和園過夏，因天氣炎熱，遂病痢，久而不愈。
至西曆八月，形容漸改其舊。
蓋前此雖以七十之高年，而毫不呈衰狀者也。
然此外亦無大病，精神仍好，言語如昔，仍每曰勤勞國政。
太後常自言能享高壽，如英之維多利亞。
蓋維多利亞，乃太後之所常稱贊而心慕之者也。
有一道士，太後時常召見。
其人在太後前，頗見信任，亦預言太後必享高壽，較之前此太後之壽均高。
但其言不驗，蓋太後薨時，其壽實較前此三太後之壽為低也。
一千九百零八年，即光緒三十四年，活佛達賴喇嘛将于秋間來京陛見。
太後聞之，甚為高興。
總管李蓮英請太後取消此事，言相傳活佛與皇帝，若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李之為此言，蓋為其私，以活佛來京，則迷信者必衆，于己大不利益也）。
太後言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來京與否，無所關涉。
至西曆七月，太後召醫生數人入宮診視皇上之病。
數人中亦有在外國畢業者。
此時皇帝氣息愈弱，體愈消瘦。
醫言帝病腎炎。
彼等所開之病案，皆疏略不精細，蓋為禮制所拘束也。
但彼等均确言帝心脈極軟弱。
時南方報館，毫無顧忌，昌言此診病之事，皆系飾人耳目。
太後病亟，則帝命亦不保矣。
察京中當時議論，謂太後常勸勉皇帝鼓勵精神，有顧恤之意，并命帝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