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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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也正是他的職責。
……無論如何，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應當是個外交家，不要派個粗野的莊稼漢，要派一個中國人認為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來。
民國三十三年，我問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他的回答是，隻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
在民國三十三年，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玉泉的油田，馱着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
何應欽胸懷憤怒，我也頗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隻是贊同把"戴維斯和塞維斯"的報告限于對中國共産黨的極力稱贊。
參議員Judd告訴我，他曾經到過中國，他帶回五份報告，都是對中國共産黨有利的，而沒有對蔣先生有利的，他把這些文件給美國大使館看。
大使館的人隻對共産黨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
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先生一年之内完成了滇緬公路，那是美國政府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的。
布魯克·阿金森（Brooks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國時，竟宣稱蔣先生對抗日沒有興趣，隻是對打共産黨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蘇俄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三天之後參戰，中國共産黨企圖進入東北接受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戰利品。
中央軍把進入東北的門戶張家口封閉了。
當時，在中央政府軍與共産黨軍隊之間有一個暫停火的協定。
馬歇爾命令中央政府軍自張家口撤退。
此後，共産黨軍隊進入東北的路因而暢通。
這一步之差，對以後的影響實在太大。
共軍部隊去時帶的是大口徑的短槍，後來卻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擊之用。
馬歇爾隻是使共産黨軍隊乘機集中起來。
馬歇爾将軍被國共雙方的戰事弄得心煩意亂，铩羽而歸，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嶄新的第三勢力領導中國。
他真是和童稚一樣天真，竟認為那是可能的事。
他原先希望把國共雙方的軍隊混而為一，卻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軍編入政府軍有年共同抗戰了，所以才有新編"第十八路軍"的番号。
有一個對我中傷的謠言，在同情共産黨的一派人之間流傳。
我寫的書一直本本都成功而暢銷，但是到民國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TheVigilofaNation）出版，情形有了改變。
自由主義者對我突然冷落。
傳言何應欽付給了我兩萬美金。
這謠言是我聽見賽珍珠，J．J．Singh，史沫特萊三個人說的。
在紐約市政廳的集會上，史沫特萊在大衆之前提到這件事，我立刻質問她，要求她當衆再公開說明。
福爾曼（Foreman）到雲南遊曆了三個月，于是自命是中國通。
他問我："林先生，你到過雲南嗎？"我說："沒有。
可是共産黨這些年一直在中國，我這些年一直和他們打交道。
我記得他們在長沙的所做所為。
"在會場上，史沫特萊有意不再提這件事。
我敢說，我在蔣委員長侍從室那些年，隻是挂了個名兒，我并沒向中央政府拿過一文錢；隻是為拿護照方便一點兒而已。
我在自由中國漫遊一番，回到美國，當時的情形，我自然明白。
我一回去，在廣播電台上我說："現在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擄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
"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J．Walsh）一個嚴厲的警告，告訴我不可以，也不應當再說那樣的話。
我當時不利的環境是可想而知的。
我隻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場失利的戰役，我隻是戰場上的一名傷兵，對這事并不很放在心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傑出的作家是： 托瑪斯·曼（ThomasMann）。
他由日内瓦回來之後，我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上遇見過他。
他說英文，他的英文是複雜的德文結構，沒法兒聽，也沒法兒懂。
當時還有EveCurie和另外幾個人，大家一同在講演人的台子上。
我講的是明朝的太監魏忠賢，他在世之時各縣就給他立生祠。
在與賽珍珠同坐的台子上，有一個客人問我："太監是什麼？" 我和CarlvanDoren也見過多次，他對我很和善。
他的妻子Irita，後來與WendellWilk
……無論如何，美國派到中國來的應當是個外交家，不要派個粗野的莊稼漢，要派一個中國人認為具有紳士風度的人來。
民國三十三年，我問軍政部長何應欽在過去幾年史迪威給了中國什麼，他的回答是，隻有夠裝備一個師的槍彈而已。
在民國三十三年，我看見中國的驢由中國西北甘肅玉泉的油田，馱着寶貴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為中國哭起來。
何應欽胸懷憤怒，我也頗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隻是贊同把"戴維斯和塞維斯"的報告限于對中國共産黨的極力稱贊。
參議員Judd告訴我，他曾經到過中國，他帶回五份報告，都是對中國共産黨有利的，而沒有對蔣先生有利的，他把這些文件給美國大使館看。
大使館的人隻對共産黨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
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先生一年之内完成了滇緬公路，那是美國政府估計要三年才能完成的。
布魯克·阿金森（Brooks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國時，竟宣稱蔣先生對抗日沒有興趣，隻是對打共産黨有興趣。
這是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最嚴重的錯誤是，蘇俄在原子彈轟炸廣島三天之後參戰，中國共産黨企圖進入東北接受日本在東北留下的戰利品。
中央軍把進入東北的門戶張家口封閉了。
當時，在中央政府軍與共産黨軍隊之間有一個暫停火的協定。
馬歇爾命令中央政府軍自張家口撤退。
此後，共産黨軍隊進入東北的路因而暢通。
這一步之差，對以後的影響實在太大。
共軍部隊去時帶的是大口徑的短槍，後來卻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擊之用。
馬歇爾隻是使共産黨軍隊乘機集中起來。
馬歇爾将軍被國共雙方的戰事弄得心煩意亂，铩羽而歸，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嶄新的第三勢力領導中國。
他真是和童稚一樣天真，竟認為那是可能的事。
他原先希望把國共雙方的軍隊混而為一，卻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軍編入政府軍有年共同抗戰了，所以才有新編"第十八路軍"的番号。
有一個對我中傷的謠言，在同情共産黨的一派人之間流傳。
我寫的書一直本本都成功而暢銷，但是到民國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TheVigilofaNation）出版，情形有了改變。
自由主義者對我突然冷落。
傳言何應欽付給了我兩萬美金。
這謠言是我聽見賽珍珠，J．J．Singh，史沫特萊三個人說的。
在紐約市政廳的集會上，史沫特萊在大衆之前提到這件事，我立刻質問她，要求她當衆再公開說明。
福爾曼（Foreman）到雲南遊曆了三個月，于是自命是中國通。
他問我："林先生，你到過雲南嗎？"我說："沒有。
可是共産黨這些年一直在中國，我這些年一直和他們打交道。
我記得他們在長沙的所做所為。
"在會場上，史沫特萊有意不再提這件事。
我敢說，我在蔣委員長侍從室那些年，隻是挂了個名兒，我并沒向中央政府拿過一文錢；隻是為拿護照方便一點兒而已。
我在自由中國漫遊一番，回到美國，當時的情形，我自然明白。
我一回去，在廣播電台上我說："現在在重慶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們正在擄胳膊，挽袖子，為現代的中國而奮鬥。
"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華爾舍（RichardJ．Walsh）一個嚴厲的警告，告訴我不可以，也不應當再說那樣的話。
我當時不利的環境是可想而知的。
我隻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場失利的戰役，我隻是戰場上的一名傷兵，對這事并不很放在心上。
我們這個時代的幾個傑出的作家是： 托瑪斯·曼（ThomasMann）。
他由日内瓦回來之後，我在紐約的國際筆會上遇見過他。
他說英文，他的英文是複雜的德文結構，沒法兒聽，也沒法兒懂。
當時還有EveCurie和另外幾個人，大家一同在講演人的台子上。
我講的是明朝的太監魏忠賢，他在世之時各縣就給他立生祠。
在與賽珍珠同坐的台子上，有一個客人問我："太監是什麼？" 我和CarlvanDoren也見過多次，他對我很和善。
他的妻子Irita，後來與WendellWi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