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聖約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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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運能進聖約翰大學，那時聖約翰大學是公認學英文最好的地方。
由于我刻苦用功，在聖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我總算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我被選為ECHO的編輯人而進入了這個刊物的編輯部。
我學英文的秘訣就在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
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個英文字的定義一連串排列出來，而是把一個字在一個句子裡的各種用法舉出來，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義，而是那片語，而且與此字的同義字比較起來，表現得生動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個字獨特的味道和本質也顯示無遺了。
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我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去。
這樣precarious永遠不會和dangerous相混亂。
我對這個字心中就形成一個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覺，而且永不易忘記。
這本字典最大的好處，是裡面含有英國語文的精髓。
我就從這本字典裡學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語。
而且這本字典也不過占兩雙襪子的地方，不論我到何處去旅行，都随身攜帶。
當時學習英文的熱情，持久不衰，對英文之熱衷，如鵝鴨之趨水，對中文之研讀，竟全部停止，中國之毛筆亦竟棄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來水筆。
此時以前，我已開始讀袁了凡之《綱鑒易知錄》。
此時對中文之荒廢，在我以後對中國風俗，神話，宗教做進一步之鑽研時，卻有一意外之影響，詳情當于次章論及。
在聖約翰大學，學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無妨害，可照常畢業。
當時有一位中國教師，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課。
将近一百頁的民法，他繼續不斷的讀，然後解釋，這樣一點鐘上大約十行，這樣一本如此薄薄的書，就可以拖長講上一學期，每點鐘講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們學生凝神注視，我們也同樣向那位老先生望着。
因為學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頭腦鎮定靜止，我們大都乘機帶進别的書去偷看，藉以消磨時間。
我分明記得當時暗中看達爾文，赫克爾（Haeckel）的著作，還有張伯倫（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之基礎》（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這本曆史對教曆史的教授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訴我們可以坐汽車到美國，他于是成了學生們的笑柄。
在民國十九年之後，聖約翰改成中國式的大學，裡面的情形也就與前大不相同了。
誠然，聖約翰大學能舉出優秀的畢業生如顧維鈞，施肇基，顔惠慶等，他們都曾任駐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論，聖約翰這個大學似乎是為上海培養造就洋行買辦的。
一直等我進了哈佛大學，我才體會到在大學時代我所損失的是什麼。
聖約翰大學的圖書館有五千本書，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
我對這整個的圖書館，态度很認真，很細心，其中藏書的性質，我也知道，我在這方面是頗為人所稱譽的。
來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頓·麥克奈（BartonMcNair）教授，還有一位瑞邁爾（Remer），學識都很好；還有一位美國布魯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為對聖約翰大學極具熱心，自動義務來教書。
校長蔔舫濟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中國的淑女為妻。
他治事極具條理，據說他固定将一本長篇小說每周讀一章，一年讀畢。
在他的圖書室裡，我看見一卷Bradley的著作。
他有子三人。
幼子後來為Elmira學院的院長。
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大會後每日早晨在校園的步行一周。
在大會與全體禱告之後，帶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監陪同，他各處去察看，要在回到辦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兒哪些事要做。
我相信，倫敦伊通學校校長安諾德博士對學校的理想，是認為學校是訓練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學校的理想一樣，安諾德博士他自己總是和學生一同做早晨的齋戒。
現在中國好多有地位的領導人物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我在聖約翰大學将近二年級時，學校又增加了一塊私産，與原校産相接，有喬木，有草坪
由于我刻苦用功，在聖大一年半的預備學校，我總算差不多把英文學通了，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我被選為ECHO的編輯人而進入了這個刊物的編輯部。
我學英文的秘訣就在鑽研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上。
這本英文字典，并不是把一個英文字的定義一連串排列出來，而是把一個字在一個句子裡的各種用法舉出來，所以表示意思的并不是那定義，而是那片語，而且與此字的同義字比較起來，表現得生動而精确；不但此也，而且把一個字獨特的味道和本質也顯示無遺了。
一個英文字，或是一個英文片語的用法，我不弄清楚，決不放過去。
這樣precarious永遠不會和dangerous相混亂。
我對這個字心中就形成一個把握不牢可能失手滑掉的感覺，而且永不易忘記。
這本字典最大的好處，是裡面含有英國語文的精髓。
我就從這本字典裡學到了英文中精妙的片語。
而且這本字典也不過占兩雙襪子的地方，不論我到何處去旅行，都随身攜帶。
當時學習英文的熱情，持久不衰，對英文之熱衷，如鵝鴨之趨水，對中文之研讀，竟全部停止，中國之毛筆亦竟棄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來水筆。
此時以前，我已開始讀袁了凡之《綱鑒易知錄》。
此時對中文之荒廢，在我以後對中國風俗，神話，宗教做進一步之鑽研時，卻有一意外之影響，詳情當于次章論及。
在聖約翰大學，學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無妨害，可照常畢業。
當時有一位中國教師，是老派的秀才，不知道如何上課。
将近一百頁的民法，他繼續不斷的讀，然後解釋，這樣一點鐘上大約十行，這樣一本如此薄薄的書，就可以拖長講上一學期，每點鐘講完那十行，便如坐禅沉思，向我們學生凝神注視，我們也同樣向那位老先生望着。
因為學生不能在完全真空中将頭腦鎮定靜止，我們大都乘機帶進别的書去偷看，藉以消磨時間。
我分明記得當時暗中看達爾文，赫克爾（Haeckel）的著作，還有張伯倫（WilliamHowardChamberlain）的《十九世紀之基礎》（FoundationsofNineteenthCentury），這本曆史對教曆史的教授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位老秀才有一次告訴我們可以坐汽車到美國，他于是成了學生們的笑柄。
在民國十九年之後，聖約翰改成中國式的大學，裡面的情形也就與前大不相同了。
誠然，聖約翰大學能舉出優秀的畢業生如顧維鈞，施肇基，顔惠慶等，他們都曾任駐美大使，但是就英文而論，聖約翰這個大學似乎是為上海培養造就洋行買辦的。
一直等我進了哈佛大學，我才體會到在大學時代我所損失的是什麼。
聖約翰大學的圖書館有五千本書，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
我對這整個的圖書館，态度很認真，很細心，其中藏書的性質，我也知道，我在這方面是頗為人所稱譽的。
來到中國做傳教士的洋人之中，有些好教授，如巴頓·麥克奈（BartonMcNair）教授，還有一位瑞邁爾（Remer），學識都很好；還有一位美國布魯克林口音很重的教授，因為對聖約翰大學極具熱心，自動義務來教書。
校長蔔舫濟博士（F．L．HawksPott），娶了一位中國的淑女為妻。
他治事極具條理，據說他固定将一本長篇小說每周讀一章，一年讀畢。
在他的圖書室裡，我看見一卷Bradley的著作。
他有子三人。
幼子後來為Elmira學院的院長。
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大會後每日早晨在校園的步行一周。
在大會與全體禱告之後，帶着他的黑口袋，由宿舍的舍監陪同，他各處去察看，要在回到辦公室之前，注意一下兒哪些事要做。
我相信，倫敦伊通學校校長安諾德博士對學校的理想，是認為學校是訓練品格的地方，就好像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學校的理想一樣，安諾德博士他自己總是和學生一同做早晨的齋戒。
現在中國好多有地位的領導人物是天津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我在聖約翰大學将近二年級時，學校又增加了一塊私産，與原校産相接，有喬木，有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