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拗相公
關燈
小
中
大
風格，其機智學問與大無畏的精神，都顯然可見。
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現。
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
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
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皇帝曾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
"蘇東坡即認真遵辦。
那是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
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
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
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禦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釐。
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
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
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
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
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禦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
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於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
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於黨派間政見之歧異。
蘇東坡如生於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
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
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
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
"著於經典。
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
導亦斂在謝之。
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疊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
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
消萎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緻人主孤立。
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
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
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
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
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
在此他怦然以宣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
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
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幹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
朝廷綱紀，孰大於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
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
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
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後，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
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於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
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
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緻謗。
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於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
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
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
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
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
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後，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後，如石沉大海。
三月，又上第三書。
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
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隻偷一隻雞。
後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
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
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於糾紛之中。
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
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並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
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傢俱瓷器，但並不違法。
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裏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
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
不煩遠憂。
"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高。
"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
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
再者，雖然蘇東坡並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母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
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
蘇東坡對禦史的彈劾不屑於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
憤怒的爭論與冷靜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現。
有時悲傷譏刺，苛酷的批評，坦白直率，逾乎尋常；有時論辯是非，引證經史，以暢其義。
為文工巧而真誠，言出足以動人，深情隱憂，因事而現。
在正月蒙皇帝召見之時，皇帝曾稱讚那篇《議學校貢舉狀》，並命他"盡陳得失，無有所隱。
"蘇東坡即認真遵辦。
那是他最後一次盡其所能求皇帝改變主意，這時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職，一切情勢都呈現不利。
蘇東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禍，至少將遭罷黜，是必然無疑之事。
對現代讀者最重要的兩個論點，一是孟子所說的君權民授，一是為政當容清議。
他警告皇帝說，君之為君，非由神權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擁護。
為帝王者不可不知。
他說： 書日："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禦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
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雕，聚散之間，不容毫釐。
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
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
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
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災也。
其為可畏，從古已然。
但是，為人君者若不容許自由表示意見，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蘇東坡進而發揮這一點，我認為是這篇奏議中最重要的。
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則，有禦史監察制度，便是具體的做法。
根據蘇東坡所說，一個好政權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於不同的政見合理的發揮其功用。
民主政治體制，系表現於黨派間政見之歧異。
蘇東坡如生於現代，必然反對聯合國安理會全體同意原則，在基本上為反民主。
他知道，中國自盤古開天闢地以來，還沒有兩個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制度的另一途徑，唯有暴政制度。
我從未發現民主制度的敵人，在家庭，在國內，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
蘇東坡接著說： 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
"著於經典。
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座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
導亦斂在謝之。
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疊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君何緣知覺？ 我想，把監察機構存在的理由與其基本原則，說得清楚明白，再無人能比得上蘇東坡這篇奏議了。
一個發揮自由功用不懼利害的監察機構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眾意見。
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
消萎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
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緻人主孤立。
紀綱一廢，何事不生……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詢義守死之臣。
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他把當時的輿論狀況與古代相比，說： 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台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
公議所與，台諫亦與之。
公議所擊啟諫亦擊之……今日物議沸騰，怨磋交至。
公議所在，亦可知矣。
蘇東坡比較中國歷代政府制度的異同，而發揮監察機構其所以存在之必要。
在此他怦然以宣導者出現，其態度博學，其推理有力，其識見卓絕：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
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
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
內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
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
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樓今，則似內重。
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
然觀其委任台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風采所系，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台諫風旨而已。
聖人深意，流俗豈知？台諫因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
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
夫奸臣之始，以台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幹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
朝廷綱紀，孰大於此？ 蘇東坡告訴皇帝，千萬不可用威權懾服百姓而使之服從。
他又提到有謠傳恢復肉刑之說。
數百年以前，有各種砍截人體處罰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荊，宮四刑。
這些殘忍的刑罰在第二世紀之後，約在隋朝時期，除去宮刑，已然廢止。
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復，當歸功於蘇東坡上神宗的奏議。
當時謠傳之甚，與日俱增。
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
然而莫之顧者，徒日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緻謗。
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 蘇東坡指出，當時商業蕭條，物價飛漲，由京師附近各省，遠至四川，謠言漫天飛，黎民怨怒，聲如鼎沸，甚至深遠至山區，酒亦屬於專賣；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沒收其財產，官兵的糧們都遭減低。
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
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
驅鷹大而赴林教，語人日"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習馴。
操罔答而入江湖，語人日"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蘇東坡相信皇帝會看得清楚國內的不和與紛爭。
他從良臣能吏之掛冠去職，輿論之背向不難判斷。
在數度對新政的指責之後，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當權者已不為清議所容。
蘇東坡上書之後，如石沉大海。
三月，又上第三書。
皇帝已臨時下一詔書，嚴禁強銷青苗貸款，但是卻沒打算廢止此等全部措施。
蘇東坡引用孟子的話說，正如一個偷雞賊想改過向善，決定每月隻偷一隻雞。
後來使情形惡化的，是蘇東坡在神宗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內，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全題是：晉武平吳，以獨斷而亡；齊小白專任管仲而罷；燕啥專任子之而敗。
事同而功異，何也？）這激怒了王安石。
蘇東坡立遭罷黜。
正如他所預期，雖然皇帝對他的忠言至為嘉許，王安石的群小之輩會捏造藉口，陷他於糾紛之中。
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
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並購買傢俱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
蘇東坡也許真買了不少傢俱瓷器，但並不違法。
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搜獲，如有所獲，必然帶回京師了。
蘇東坡的內弟，那時住在四川，蘇東坡有信給他，信裏說："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某為權率所嫉久矣。
然搶拾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
不煩遠憂。
" 司馬光回洛陽之前在京都時，皇帝對他說： "似乎蘇軾人品欠佳，卿對他評價過高。
" 司馬光回答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
陛下知道謝景溫為安石親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動而起。
再者，雖然蘇東坡並非完美無疵，他不比隱秘母喪不報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嗎？" 按蘇東坡的政績說，他而今應當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
王安石與謝景溫反對，使之任附近一縣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動，任命他為風景秀麗的杭州太守。
蘇東坡對禦史的彈劾不屑於置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任憑官方調查，自己攜眷徑赴杭州上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