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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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景仰的話題，尤其是在去世之後，乃是自然之事。
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後，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
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
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
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生。
不知為什麼，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
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
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
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
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隻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
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裏，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於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
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隻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
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
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鑽研完畢之後，並且瞭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蔔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
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蔔卦。
但是傳記家的馬後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
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O一）逝世。
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
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滴。
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於導緻國力耗竭，小人當政。
凡是讀《水淋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
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
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禦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於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餘位純良儒臣，寧願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
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餘則在流謫中棄世。
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
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
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
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於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
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於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鬆詼諧的一笑的。
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後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征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
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麼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裏，並不是在饑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穀豐登
若與西方相似之人比較，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在刹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後，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近。
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
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
以人物論，頗像英國的小說家賽克瑞（Thackeray）；在政壇上的活動與詩名，則像法國的雨果；他具有的動人的特點，又仿佛英國的約翰生。
不知為什麼，我們對約翰生的中風，現在還覺得不安，而對彌爾頓的失明則不然。
倘若彌爾頓同時是像英國畫家根茲博羅，也同時像以詩歌批評英國時事的蒲普，而且也像英國飽受折磨的諷刺文學家綏福特，而沒有他日漸增強的尖酸，那我們便找到一個像蘇東坡的英國人了。
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和厚道，並沒變成尖酸刻薄。
今天我們之所以喜愛蘇東坡，也是因為他飽受了人生之苦的緣故。
中國有一句諺語，就是說一個人如何，要"蓋棺論定"。
人生如夢，一出戲演得如何，隻有在幕落之時才可以下斷語。
不過有這種區別——人生是如同戲劇，但是在人生的戲劇裏，最富有智慧與最精明的伶人，對於下一幕的大事如何，也是茫然無知。
但是真正的人生，其中總包含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性質，隻有最好的戲劇才庶乎近之。
因此在給過去的人寫一本傳記時，我們能把一場一場已經完成的戲，逐一觀看，觀看由人內在的氣質與外在的環境所引起的必要的發展，這自然是一項重大的方便。
在我將《蘇東坡傳》各章的資料鑽研完畢之後，並且瞭解了為什麼他非要有某些作為不可，為什麼非要違背他棄官歸隱的本意，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中國的星象家，給一個人細批終身，預蔔未來，那麼清楚，那麼明確，事故是那麼在命難逃。
中國的星象家能把一個人的一生，逐年斷開，細批流年，把一生每年的推算寫在一個摺子上，當然卦金要遠高出通常的蔔卦。
但是傳記家的馬後課卻總比星象家的馬前課可靠。
今天，我們能夠洞悉蘇東坡窮達多變的一生，看出來那同樣的無可避免的情形，但是斷然無疑的是，他一生各階段的吉兇禍福的事故，不管過錯是否在他的星宿命運，的確是發生了，應驗了。
蘇東坡生於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O一）逝世。
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
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間長大，在一個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在位期間做官，在一個十八歲的呆子（哲宗）榮登王位之時遭受貶滴。
研究蘇東坡傳記，同時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黨之爭而衰微，終於導緻國力耗竭，小人當政。
凡是讀《水淋傳》的人都知道當時的政治腐敗，善良的百姓都因躲避稅吏貪官，相繼身入綠林而落草為寇，成了梁山上的英雄好漢了。
在蘇東坡的青年時期，朝廷之上有一批淳儒賢臣。
到北宋將亡之際，此等賢臣已悉數凋零，或是丟官去位。
在朝廷第一次迫害儒臣，排除禦史台的守正不阿之士，而由新法宰相王安石位置的若於小人取而代之，此時至少尚有二十餘位純良儒臣，寧願遭受奸究之毒手，不肯背棄忠貞正義。
等到第二次黨爭禍起，在愚癡的童子帝王統治之下，忠良之臣大多已經死亡，其餘則在流謫中棄世。
宋朝國力之消弱，始自實行新法以防"私人資本之剝削"，藉此以謀"人民"之利益，而由一個狂妄自信的大臣任其事。
對國運為害之烈，再沒有如庸妄之輩大權在握，獨斷獨行時之甚的了。
身為詩人哲人之蘇東坡，拼命將自己個人之平實常識，向經濟學家王安石的邏輯對抗。
王安石鼓吹的那套道理與中國當時所付出的代價，至今我們還沒有弄個清楚。
王安石在熱衷於自己那套社會改革新法之下，自然為目的而不擇手段，自然會將倡異議之人不惜全予罷黜，一項神聖不可侵犯的主張，永遠是為害甚大的。
因為在一項主張成為不可侵犯之時，要實現此一目的的手段，便難免於殘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當時情況如此，自然逃不出蘇東坡的慧眼，而且茲事體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輕鬆詼諧的一笑的。
他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蘇東坡和王安石，誰也沒活到親眼看見他們相爭的後果，也沒看到北方異族之征服中國，不過蘇東坡還活到親眼看見那廣事宣傳的新政的惡果。
他看見了王安石那麼深愛的農民必須逃離鄉裏，並不是在饑謹旱澇的年月，而是在五穀豐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