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三 關于魯迅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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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宇宙風》寫了一篇關于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拟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志社的囑托都一律謝絕了，因為我覺得多寫有近乎投機，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些事實，并不是平常的應酬話。
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卻也沒價值，因為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迹，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
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一個人去看待，不是當做“超人”。
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代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為我在那裡曾經提及，卻沒有叙述。
這也成為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醜（一九〇一）年在南京為前期，自辛醜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及仙台為中期，自丙午至宣統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東京為後期。
這裡我所要說的隻是後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台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
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隻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于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
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
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随出随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三二十種吧。
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又有一篇嚣俄（今改譯雨果）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于是一時嚣俄成為我們的愛讀書，找些英日文譯本來看。
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确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隻有更大不會更小。
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當初讀了的确很有影響，雖然對于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
不過這隻是不側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說是屬于為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
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堂裡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
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裡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開始。
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志。
那時留學生辦的雜志并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的确了，但多少總有關系。
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于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麼。
又有客—仿佛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麼用處？答雲，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
客乃默然。
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
《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确實的人數裡有一個許季茀（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國去後就沒有消息了。
結果這雜志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安特路朗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系吧，雖然也不能确說。
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笑》，則與勒耳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契诃夫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羅連珂，後來多年後隻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
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裡，《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劇《巡按》等。
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内，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但《得勝的巴耳忒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
用滑稽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迹，這是果戈裡與
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卻也沒價值，因為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迹，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
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一個人去看待，不是當做“超人”。
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代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為我在那裡曾經提及，卻沒有叙述。
這也成為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年至辛醜（一九〇一）年在南京為前期，自辛醜至丙午（一九〇六）年在東京及仙台為中期，自丙午至宣統己酉（一九〇九）年又在東京為後期。
這裡我所要說的隻是後期，因為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台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
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隻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于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
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
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随出随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三二十種吧。
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時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又有一篇嚣俄（今改譯雨果）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在上海報上譯登《慘世界》，于是一時嚣俄成為我們的愛讀書，找些英日文譯本來看。
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确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隻有更大不會更小。
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當初讀了的确很有影響，雖然對于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
不過這隻是不側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說是屬于為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
丙午年春天豫才在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堂裡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
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朝花夕拾》中一篇文章裡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開始。
他的第一步的運動是辦雜志。
那時留學生辦的雜志并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為“新生”，—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的确了，但多少總有關系。
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于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為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即新考取的秀才）麼。
又有客—仿佛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這有什麼用處？答雲，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
客乃默然。
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
《新生》的撰稿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确實的人數裡有一個許季茀（壽裳），聽說還有袁文薮，但他往英國去後就沒有消息了。
結果這雜志沒有能辦成，我曾根據安特路朗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新生》的原稿紙卻還有好些存在。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系吧，雖然也不能确說。
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笑》，則與勒耳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契诃夫的《決鬥》，均未及譯，又甚喜科羅連珂，後來多年後隻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
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卻是果戈裡，《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以及喜劇《巡按》等。
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内，其傑作《炭畫》後亦譯出，但《得勝的巴耳忒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
用滑稽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迹，這是果戈裡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