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由疑懼到認罪 九 檢察人員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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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的問題隻能是如何讓檢察人員相信,我早已就是認了罪的。

     為了取得檢察人員的信任,我決定詳細而系統地把自己的曆史重寫一遍,同時把自己知道的日本戰犯的罪行盡量寫出來。

    我在小組會上做了這樣的保證。

     完全實現這個保證,卻不是那麼容易。

     我寫到僞滿末期,寫到蘇聯對日本宣戰那一段,想起了一件事。

    那時我擔心日本人在這緊張時機對我懷疑,把我踢開,總想着法兒取寵關東軍。

    在得到蘇軍宣戰消息後的一天夜裡,我沒經任何人的指點,把張景惠和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叫了來,給他們下了一道口頭“敕令”,命他們緊急動員,全力支持日本皇軍抵抗蘇軍的進攻。

    這件事情我該如何寫?不寫,這件事難保别人不知,寫吧,這件并非日本人授意的舉動(那時吉岡正稱病不露面),是否會引起檢察人員的懷疑,不相信我是處處受着吉岡安直擺布的呢?如果檢察人員發生了誤會,我所交代的全部曆史就變成不可信的了。

     我最後決定,不能寫的太多,壞事少寫一件不算什麼,把這件事也算到吉岡安直的賬上去吧。

     寫完了,我又考慮寫得太少也不好。

    于是我把能寫的盡量寫詳細。

    寫完了坦白材料,我又盡量地寫檢舉材料。

     材料都交上去了。

    我等待着檢察人員的傳訊。

     在等待中,我不住地猜想着審問時候的場面。

    檢察人員跟所方人員一樣不一樣?兇不兇?是不是要動刑? 在我腦子裡,審問犯人是不可能不厲害的。

    我在紫禁城和宮内府裡對待犯過失的太監、仆役,就向來離不開刑具。

     我怕死,更怕受刑。

    不用說皮肉受苦,即使有人像我從前對待别人那樣打我一頓耳光,也不如死了的好。

    我曾經認為,住共産黨的監獄如果受不到野蠻的虐待是不可能的。

    進了管理所之後受到的待遇,是出乎意料的。

    這裡不打人、不罵人,人格受到尊重。

    三年多來,一貫如此,按說我不該再有什麼懷疑,可是一想到審問,總還是不放心,因為我認為審問就是審問,犯人不可能跟問官一緻,問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結果自然會僵住,自然是有權威的問官要打人,這本是無可非議的。

     我在這些念頭的折磨下,過了十多天寝食不安的日子。

    終于等到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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